佩措尔德终于进戛纳了！

作者：Dennis Lim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Film Comment（2025年6月9日）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在电影节展的圈子里已经活跃了近二十五年，并且多次参与柏林、威尼斯电影节的角逐，但今年是他的作品首次亮相戛纳电影节。

《镜的第三乐章》入选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这是这位德国导演的第11部长片，也是他与女演员葆拉·贝尔的第四次合作，还是他第N次对经典之作《迷魂记》（1958）的致敬——换言之，又是一个充满纠缠与镜像的幽灵故事，充斥着古典电影（以及佩措尔德其他作品）的回响， 然而，它又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独立存在。

与佩措尔德2007年的电影《耶拉》相似，在《镜的第三乐章》中也是一场车祸引发了主角的某种恍惚状态。在，来自柏林的忧郁钢琴生劳拉（葆拉·贝尔饰）从一场发生在德国乡村的车祸中幸存了下来，而她的男友却不幸丧生，随后她闯入了神秘女子贝蒂（巴尔巴拉·奥尔饰）的生活。

贝蒂因不明原因与丈夫理查德（马蒂亚斯·勃兰特饰）及在附近一家汽车修理店工作的成年儿子马克斯（恩诺·特雷布斯饰）分居。在将四个人物重新聚拢在一起的日常家庭生活中，这部简约、优雅、看似简单的《镜的第三乐章》揭示了令人不安的裂痕和令人惊讶的情感深度。

在《镜的第三乐章》首映当天，我有幸与佩措尔德见了面——尽管他还在忍受偏头痛，但心情不错——我们讨论了影片的结局、开头以及修补的重要性。

问：《镜的第三乐章》这一片名取自莫里斯·拉威尔的一首音乐作品。音乐在你构思这部电影时扮演了什么角色？

佩措尔德：我最近几部电影都刻画了失去感官的人。他们忘记了如何嗅闻、品尝、看见、听见，必须重新学习这些能力。电影喜欢展现处于某种过程中的角色，而非处于特定情境中的角色，但重新获得感官的过程正是我感兴趣的主题。电影中的音乐——总是来自外部。

它们往往来自一个自以为比角色更了解他们的全知的故事讲述者。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想将音乐作为超出叙事范围的配乐使用。我希望看到人们演奏音乐、聆听音乐，听到世界的声音，听到且看到树叶间的微风。我希望看到他们敞开心扉。

问：我还记得两年前你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是如何描述它的，但观看时我才意识到，你对我只透露了叙事如何展开——大约前15分钟的部分。我没想到它会变成一部关于家庭的电影，这是你之前处理过但近期未涉及的主题。

佩措尔德：是的，这很有趣。你认识巴尔巴拉·奥尔吗？她扮演了母亲这个角色。25年前，她在我的电影《心的居所》（2000）中也演过母亲，而我这次想到让她再次出演母亲并非偶然。因为我拥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我通常不愿拍摄关于家庭的电影。家庭故事可能会太过贴近我现实中的生活。我更倾向于选择与我不同的人。

但在拍摄《红色天空》（2023）时，有一些场景是多人围坐在桌旁，有点像《十二怒汉》（1957）中的画面。在我之前的许多电影中，都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坐在桌旁，采用正反打镜头。而在《红色天空》中，我对这种群体情境非常感兴趣：谁爱谁，谁恨谁，所有情绪在同一时刻交织。年轻时，我缺乏拍摄此类场景的技巧，无法同时处理表象与深层。拍完《红色天空》中的群戏后，让我拾起了再次拍摄家庭题材的电影的信心。

这是拍电影的独特之处——可以展现人们在压力下的状态。在《心的居所》中，家庭的压力来自外部，来自国家。而现在（在《镜的第三乐章》中），这个家庭的压力来自内部。这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我需要25年时间来思考如何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两年前我在纽约时确实可以跟你讲述整个故事，但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将它拍出来。

问：所以你是边拍边想通该如何拍摄的？我听说你重拍了结尾。

佩措尔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做，而且是在拍摄最后一场戏六个月后。在原版结尾中，一家人坐在门廊上，突然发现葆拉·贝尔饰演的角色回来了，她正站在围栏旁，拖着行李。剧本的最后一句台词是：「她打开门，闯入了这家人的生活。」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和剪辑师贝蒂娜·波勒一起看了这场戏，然后我们就知道出了大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不能讲述一个90分钟的关于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结果最后她还是回到了一个女儿的身份！我抑郁了两个星期。我停止了剪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拍过的最糟糕的电影。有一点消极的自恋。

电影需要集体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形式。在与葆拉·贝尔和恩诺·特雷布斯讨论后，他们也告诉我，「最后一场戏不应该是这样。」然后贝蒂娜说，「好吧，让我们把这些垃圾都删掉，改用葆拉在她公寓里的一个画面。」

那一刻，我明白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它讲述了一个家庭如何学会与创伤共处，以及如何面对有自杀倾向的女儿的缺席。但这些想法在写作时并未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文学与电影完全不同。在文学中，你可以用一个浪漫的结尾句，并为此感到自豪。作为作家，你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扯谎。而电影会让你的谎言无处遁形。

问：从结尾回到开头，我对劳拉（葆拉的角色）的塑造感到好奇。你能感觉到这四个角色都在经历某种形式的抑郁。对于那一家三口来说，使他们抑郁的背景信息逐渐清晰，但对劳拉来说从未如此。

佩措尔德：我认为我用来缓解头痛的药物——

问：开始起效了吗？

佩措尔德：是的，就像可卡因一样（笑）。你知道，我也剪掉了一些开头的场景。

问：真的吗？原本的开头是什么？

佩措尔德：给了劳拉这个角色更多的背景故事。我们看到她待在学校。她再也弹不了钢琴了。类似的内容大约有五到七分钟，最后我把它们通通剪掉了，决定从她站在河边开始。葆拉喜欢这个改动，但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对她说：「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你对爱丽丝的背景一无所知。」这一点非常重要。

让一个不完美的人，通过故事、与家人的互动，而不是我给她的东西（比如行李）来获得背景故事。葆拉喜欢这个电影的新开头，因为它也像我们在《温蒂妮》（2020）中所采用的方式——她是一个来自水域的生物，想在地球上生活。

问：因此，演员们似乎自带了这些来自其他角色的幽灵般的痕迹。

佩措尔德：是的，比如巴尔巴拉，她在《心的居所》中演过母亲。还有马蒂亚斯·勃兰特，他在《红色天空》中饰演编辑——编辑是修补文字的人，而这里他修补的是汽车。这是对我来说另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我还是要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笑），所有破损了的东西，我们会都扔掉。如果要修补一样东西，你需要对它怀有敬意。你必须理解引擎、汽车、灵魂和心灵。看看那些老的西部片，其中的角色能修补任何东西！

我记得我女儿5岁时，有天晚上她睡不着，我们看了部007电影。20分钟后，她对我说：「我喜欢007电影，我想看更多。」我问：「为什么？」她回答：「因为他们可以毁掉任何东西，却不用做出修补。」（笑）她总是得动手修补自己弄坏的东西。总而言之，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人们如何开始重新修补事物。

问：包括电影？

佩措尔德：是的。在过去几十年的电影界，有一些人渴望回归原初状态。因为我们无法修补这一切，所以必须摧毁它。有太多反乌托邦电影描绘世界重新变得纯净。这种彻底清扫一切的愿景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就像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柏林建筑。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修补事物，重新审视那些破碎的部分。两天前，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让-吕克·戈达尔与玛格丽特·杜拉斯对话，他们谈到了解构：你必须解构世界。也许在60年代末是这样，但现在，不，我们必须重建。

问：人们常说，你的大多数电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鬼故事。这部影片中有一些时刻让人联想到童话，也有偶尔滑向恐怖片风格的片段。这是否与回归家庭主题有关？

佩措尔德：嗯，99%的恐怖都源自家庭（笑）！格林兄弟有一则童话叫作《裹尸布》。故事讲述了一位母亲，她每天晚上都在等待已故的儿子，而儿子每晚都会回来坐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对吧？过了三四天后，儿子对母亲说：「母亲，你必须停止哭泣。我想去天堂。但你的哭泣阻止了我。」于是母亲停止了哭泣。

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也像是一种教育。所有的童话故事都像是某种教育。你必须说：「没关系。逝者已逝。」而贝蒂在这部电影中做不到这一点。丈夫和儿子看到餐桌上多了一副餐具时，他们认为她又回到了创伤中，然后他们听到厨房里有声音。在这一刻，他们相信有鬼魂存在。

问：我们一开始聊到了音乐。我最后想问一下关于弗兰基·瓦利与四季乐队的歌曲《夜》的使用。

佩措尔德：我是在一部葡萄牙电影里听到这首歌的。

问：莫琳·法森代洛和米格尔·戈麦斯执导的《月八日记》（2021）。凑巧的是，这部电影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

佩措尔德：真的吗？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而那部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疫情期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一群被囚禁的人的电影。在三分钟的时间里，这首歌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好生活的窗户。

问：我喜欢在你的电影中，我们看着角色们聆听歌曲的场景。

佩措尔德：演员们有剧本，有角色，有台词。但在这一刻，我对他们说：「我们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你们只是在听音乐，而我们会用两台摄影机拍摄你们。」他们对此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突然失去了台词，没有角色塑造。但我喜欢这些他们迷失的时刻。当他们在这些场景中开始笑时，他们不再是劳拉和马克斯。他们是葆拉和恩诺。这种跳脱让他们在瞬间获得自由。我在片尾再次用了这首歌，以提醒我们这个自由的时刻。

这部电影中还有另一个我借鉴的元素。他们在门廊上吃鸡蛋的结尾镜头，灵感来自于《猎鹿人》（1978），里面有一场戏中，人们也在吃鸡蛋，并唱着《天佑美国》。

问：你在开拍前有没有给演员们看过任何电影作为参考？我知道你经常这么做。

佩措尔德：这次只有一部：南尼·莫莱蒂的《儿子的房间》（2001）。在那部电影的结尾，父母将已故儿子的女友带到意大利与法国的边境，他们站在海滩上，既孤独又彼此相连。

这个场景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中。那场戏其实是在芒通拍摄的，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