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冲击下的全球化何去何从？

全球经济的碎片化不仅表现为贸易和投资联系减弱，还可能在制度与结构层面呈现新的演化形态。如何在不同规则圈和网络之间保持灵活性与回旋空间，将成为未来经济外交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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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奇渊

若中美两国商业联系显著下降，可能引发何种情景？

近期，笔者在美国参会时现场投票有这样一个议题。25位与会专家的投票结果值得玩味：首先，“中国将被孤立，美国则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联系”这一选项无人问津。相反，“美国将被孤立，而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没有中国专家选择此选项，但有趣的是，55%的美国专家倾向于这一观点。再者，“中美两国都将被孤立，而其他国家基本上仍保持一体化”，这一看法未得到任何中美专家的支持。最后，“全球商业活动减少，全球经济走向碎片化”，这个选项得到了所有中国专家以及45%美国专家的认可。专家观点不一定就是答案，但这几个选项引发了笔者深思。

企业层面的“最小化成本”战略

与美国企业高管进行交流，使上面的问题有了新的体会。

首先，重要企业的战略转向了“最小化成本”（Bare Minimum）的战略，即通过最小化成本来应对不确定性。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的多变性，跨国公司很难基于这些政策做出长期规划，因为新制定的方案很快就会变得不再适用。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美国企业，也对其他跨国公司造成了影响。

举例来说，在“对等关税”刚推出时，越南曾面临高达46%的关税，这一税率甚至高于中国的34%（当然中国还面临额外的“芬太尼”关税）。虽然针对中国的关税一度高达145%，但随后又大幅下调。再如，“对等关税”政策刚公布时，市场普遍认为印度有望成为首个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然后8月初以来，印度反而可能面临额外的二级制裁关税。

尽管如此，跨国公司仍需及时响应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变化。因此，“以最小成本”应对不确定性成为指导思想。例如，如果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尚未完成清关，可以暂存在保税区，等待关税变化了再看情况处理。如果从中国进口不划算了，可以考虑先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来源，而不急于在美国国内大规模投资建设产能。而在所有“最低成本”的应对措施中，给予口头支持肯定是最经济的做法。过去半年，不仅是美国，甚至其他国家的著名企业家纷纷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满满的敬意、赞美和口头支持。

其次，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可能“内增外减”。即，一方面增加“在美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投资，减少进口。美国进口的有效平均关税率已经超过18%左右，达到1930年中期以来的最高值，这使得在美国国内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尤其是考虑到近期美元指数也从峰值贬值了10%以上。另一方面是减少“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投资。虽然在美国国内生产、销售更加有利可图，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却仍没有竞争力，甚至竞争力还可能下降了。因为美国的进口当中，约有一半是中间品、资本品，“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过程要使用这些进口品作为投入。甚至有的生产过程需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来回穿梭完成，这时候关税将反复累加。

上述两个变化的含义很明显。在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做法将减少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同时面向国内循环的投资则可能增加。这种“内增外减”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内顾倾向：增加“在美国为美国”的生产投资将减少进口，而减少“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投资将使出口下降。最后就是美国的对外投资会减少，同时进口、出口也会减少。这似乎验证了开头美国专家的回答，也就是有55%的人认为“美国会被孤立”。而且，由于“内增外减”效应的两相抵消，制造业能否真正实现净回流，也存在不确定性。

国家层面的“最小化成本”战略

在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的战略，一些国家也在采取国家版的“最小化成本”战略，即投入最小的真实资源、付出最小的经济成本，以换取当下的安全感与谈判筹码，同时尽量保留后路。

例如，在舆论与姿态上的低成本配合。在双边会晤中，一些国家（包括欧盟）领导人公开称赞特朗普的领导力、愿景、谈判风格等，有的国家领导人推荐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在经济上没有成本，却能立刻换来氛围的改善。送礼式交易比口头称赞更实际，比如赠送客机、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等等。

再如，高调承诺巨额投资。有些国家在双边交易中，高调宣布计划向美国投资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这类数字听上去惊人，但大多只是非约束性的意向投资。例如欧盟的6000亿美元投资就是预估的“非绑定承诺”，欧盟发言人Olof Gill将其称之为“毫无约束力”（in no way binding）。有的国家则以贷款和担保形式出资，直接投入资金不明，例如日本5500亿美元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投资是否额外新增、是否剔除趋势中本来就有的增量，这也都没有明确。总体而言，这些承诺金额的落实仍需观察。

又如，承诺大举购买美国能源。其中欧盟承诺未来三年购买7500亿美国能源。但是随后英国《金融时报》称这个交易是“空中楼阁”（pie in the sky），路透社的报道也说“这并不现实”，欧盟高级别官员也表示这“取决于对美国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欧洲进口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的投资”，相关研究机构的报告也显示“欧盟不太可能实现能源协议目标”。

美国能孤立中国吗？

国家版的“最小化成本”战略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到，继美国与英国达成首个交易之后，美国又与越南、日本、欧盟、印尼、菲律宾等国家达成了贸易与投资交易，与更多国家还在谈判当中。这些双边交易多有提及对“绕道贸易”的限制，针对中国的用心一目了然。但是，国家版的“最小成本化”决定了这些交易难以孤立中国：

“绕道贸易”政策语焉不详。以美国与越南的交易为例，从公开信息来看，该两国交易是一个框架性协议。比如：转运的定义、测量方法、执法标准、执行机制、申诉机制、过渡期限、具体适用的产品清单以及行业范围——这些关键信息都必须明确，转运税率才会有实质意义，否则就难以真正执行。特朗普的做法是：先设定关税大棒进行施压，然后与伙伴签署“框架性协议”，一方面是早期收获，另一方面暂避冲击，至于细节和实质内容后面再谈。这就给其他国家的“最小化成本”战略提供了空间，在“绕道贸易”领域也存在这种空间。

与美国签署交易（deal）的收益有不确定性。其他国家很难指望与美国达成交易就能对特朗普构成约束力——特朗普完全可能过段时间就翻脸了。例如，美国与韩国、美国与日本、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都是更加严肃的契约（agreement），而且都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动修订达成的正式协议，但现在特朗普也完全可以使用“国家安全例外”的理由轻易违背协定精神。

把框架性协议当真，会有不可逆的成本。特朗普无法给出可置信的承诺（制造不确定性是特朗普交易的艺术精髓之一），这决定了其他国家不能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寄托给这一纸交易，如果真正限制了“绕道贸易”、触及了中国利益，则不可逆的现实成本将大幅马上兑现。“最小化成本”战略的精髓在于，先最小化经济成本，争取时间、保持灵活性，避免在短期内投入不可逆的实际资产。因此，和夸赞、投资、购买一样，语焉不详地针对“绕道贸易”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其他国家“最小化成本”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也导致美国难以孤立中国：

其一，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是对整个全球秩序的不满，不仅仅针对中国。其中，广受关注的米兰报告是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不满；同样重要的是纳瓦罗在Project 2025中的贸易章节，其主要是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不满；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还多次表达了对北约在内国际安全秩序的不满。其中，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对美国贸易逆差，也未能在对等关税中幸免。特朗普的逻辑就是对国际安全秩序的不满，认为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了太多免费或低成本的公共产品，这些国家也搭了美国的便车。回顾过去这些年，拜登政府全力联合盟友来孤立中国都未曾实现目标，更何况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分散而缺乏聚焦。

其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难以过高，对其他国家的关税也难以太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目标有二：一是创造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二是推动制造业回流。

因此，在此背景下：

（1）对中国关税难以过高。关税率的高低与财政收入是倒U型曲线关税，开始时随着关税率的提高，关税收入会上升，但是关税率过高则贸易、税基将趋于消失，反而无法获得关税收入——这也是5月12日中美达成和解，并发布日内瓦公告的背景之一——当然美国愿意与中国共同大幅调降关税，也和两国经贸领域深度依存有关。

（2）对其他国家关税难以太低。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实现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必须要对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广泛征收可观的关税。否则，如果制造业只是从中国转而流向其他国家，这也同样无法实现“美国再次伟大”（MAGA），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初衷也无法聚焦于孤立中国。自对等关税推出，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已经升至18%左右，达到1930年中期以来最高水平，而在“对等关税”出台之前该关税率仅为略高于3%的水平。

此外，美国与中国在供应链、市场和资本等方面深度依存，短期内难以切断；被拉拢的第三方国家也普遍与中国贸易更加紧密，即便签署协议也会保留执行弹性；限制“绕道贸易”的执行成本高、存在规避空间；特朗普的单边交易式做法与拜登加强联盟的做法不同，使战略更加碎片化。由此，美国虽能在高科技等领域施压并造成局部影响，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稳定、排他的“孤立中国”阵营难度极大。

抛开中美，其他国家的一体化？

美国难以逼迫其他国家孤立中国，而且开头分析还揭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口、出口联系有可能弱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美国将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被孤立，更不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孤立美国。比如，欧盟国家普遍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有所下降，防范和警惕上升，同时更加强调战略自主。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在一些领域的分歧也相当大，例如：价值观问题、俄乌问题、产业政策以及美国加征关税导致中国一部分出口转向欧洲。中国在中欧关系方面还需要有更多的积极政策。

在10+3国家（东盟+中日韩）的范围，中国是大部分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区域内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各国在一起竞争欧美市场，中国与区内国家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当前该区域内的国际贸易占比仅为45%，而欧盟的这一比例在60%以上；在北美，加拿大、墨西哥70%以上的出口都去向美国。可见，东亚地区的分工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了该地区缺乏欧洲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不用说地区内存在的地缘政治隔阂，以及区内多国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

可见，美国要孤立中国很难做到，但是要在国际经济秩序上孤立美国也同样很难。这也反映了其他国家难以在美国、中国之间选边、站队。那么是否有第三种可能，也就是开头提到的另一个选项“中美两国都将被孤立，而其他国家基本上仍保持一体化”？

也有可能。在各种可能性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欧洲国家与CPTPP国家的联合。欧盟占全球GDP约15%左右，CPTPP国家包括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2个成员国，也占到全球GDP的15%左右。这两大经贸规则以某种形式联结起来就是G7-1的增强版，其市场规模甚至将大于美国和中国。2025年5月13日，瑞典外交贸易部长已经公开表示，拟提议欧盟在整体层面加入CPTPP，目的是创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以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但是，欧盟与CPTPP 以某种形式的联结，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谈判，还涉及更多国家之间的博弈，还有在法律与制度上的兼容性、地缘政治考量权衡、内部政治与公众舆论阻力等问题上也面临很多挑战，技术性谈判的复杂度也比较高。

全球经济走向碎片化？

如果中国、美国都难以被孤立，其他国家实现一体化的难度也较大，那么剩下来的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全球经济走向碎片化”。这也是在文章开头，中美专家投票率最高的选项。在这种情形下，全球经济的碎片化不仅表现为贸易和投资联系减弱，还可能在制度与结构层面呈现新的演化形态。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Bhagwati）提出了“意大利碗面式全球化”（Spaghetti Bowl Globalization），即以大量双边与区域协定的交织重叠为特征的全球化，但这些不同的面条仍然蜿蜒交错在WTO多边框架这个大碗之内。

相比于过去的“意大利碗面式全球化”，今天我们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的碎片化趋势可能正在向着更具封闭性、分化特征的方向升级。笔者提出以下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关系化的面条碗”。其核心特征是，原有的双边、区域协定网络依然存在，但在地缘政治和产业安全的推动下，原有的面条碗上面叠加了多个功能性、议题型的合作关系网，例如半导体供应链联盟、绿色能源伙伴圈、关键矿产供应保障机制等。这些网络不仅调整关税，还规定了技术标准、数据流动、产业补贴等非关税壁垒，将使得协议的排他性显著增强。结果是，全球贸易体系不再只是“规则重叠”，而是形成一个个彼此相连、但又边界分明的多层网络，企业在跨区域布局时必须同时满足多重合规要求，经营成本与决策复杂性大幅上升。

第二种，是“多锅分灶型全球化”。在这一格局下，世界经济被分割为若干个相对封闭的“规则圈”或“经贸锅”，每个圈内部通过高水平FTA或统一市场实现高度一体化，但圈与圈之间的互通性明显降低，跨圈贸易的成本与障碍显著上升。这种结构与意大利面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杂乱交织、彼此缠绕的规则关系，而多锅分灶则是规则圈之间的低互通、甚至完全隔离。结果是，全球价值链将更趋区域化和本地化，跨区域的生产分工和投资流动将被削弱，全球化的密度下降。

这两种趋势可能并行存在：在某些领域和地区，关系化的面条碗将导致规则更加密集、交织复杂；而在另一些地缘政治敏感或战略竞争领域，多锅分灶则会让规则圈彼此隔离。二者共同作用，将推动全球化进入一个既不完全割裂，也不完全一体化的中间状态——碎片化的全球经济网络。对于各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如何在不同规则圈和网络之间保持灵活性与回旋空间，将成为未来经济外交的重要考量。

版式编辑：张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