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昭一回忆11：我们不是衣锦还乡，大人孩子穿着一身破旧的棉军装

我们回到了老家﹣﹣青岛，这儿的气候很好，风景也好，真是十月小阳春，一切花草树木生长得很茂盛。山东大学给我们派定了合江路的宿舍，公寓式的日本住房，因地势起伏，楼房建筑高低错落。我们住二楼，可要从平地下去一层，乍一来到很不习惯。给我们分配的这屋来头不小，上届居室主人是著名史学家赵纪彬先生，他是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刚刚调往河南省办平原师范学院去了。这屋尚是温暖的，日本式的住室，总是带有壁龛、壁橱之原师范学院去了。这屋尚是温暖的，日本式的住室，总是带有壁龛、壁橱之类。这里壁橱上留有上届女主人的存物账单。地板都是胶合板，房间很小，里、外屋都是胶合板手拉门。总之，住房质量不怎么样。我们初来，给这样一所住房，听人讲这是格外的照顾了。

回到了老家青岛，我们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大人、孩子每人穿着一身破旧的灰色粗布棉军装，这一套行头引起人们侧目而视，背后指指点点。我们的同胞有些太肤浅了，大人不便出来，因为那样不礼貌，可将小孩挑唆出来起哄、讪笑，甚至辱骂。他们从我们的住屋门口投信眼里，偷窥、监视我们全家的动静，向外扩散，"这人家脏得要死，衣服上满是虱子，不要同他家的孩子一块儿玩"。我的孩子们出门受到拦截和打骂，他们这种行径使我心中很难受，我觉得好笑又好气：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出来对抗解放军或接收干部，可拿我们当靶子，用肮脏的秽语来欺侮我们，这是我们在别的任何地方没有"享受"到的一种待遇。有时，我不免向俪生发牢骚："向往老家，可老家用如此礼貌来欢迎你，我是有很大情绪的。"我体会到青岛确实是块殖民地码头，从晚清时代起，一直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贾，各种各样的投机、冒险家汇集之地。社会情况复杂，三教九流黑社会活动猖獗，民风势利。就是在最高等学府山东大学这样的学校，社会上的恶习也在公开地或秘密地浸润着它。这些起哄的小家伙，后面有一层很厚实的基础呢！

一开始，我就体会到这环境的不好处，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将会碰到困难。此后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应付，可不能简单行事。可我俩缺少人事经验，不会委曲婉转，只是里外如一，十足的书呆子，来应付这个复杂的场面，前途有可虑之处。且一步步地走着瞧吧！你不要天真地认为极端落后的东西和最先进的事物不能携手，这样想就大大的错误了，我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在山大工作长达七年之久，一直在自我错误中过活。我亲眼见到有许多有问题的人钻入党内，他们换了一副副截然不同的媚脸、媚眼来取悦于当权者，他们把侍奉洋人、国民党的那套把戏转过来用到侍奉新的主人。事实证明，他们没有白费心机，慢慢地居然弄假成真，成功地变成了新的统治者，这就是那时节山东大学的形形色色。

青岛刚刚解放，华东大学大部分领导、师生、工作人员等由济南合并过来，里边还包括齐鲁大学文学院的部分成员，齐鲁的教授计有张维华、韩连琪、莫东寅、徐续典等人。当时新旧两校人员关系甚为微妙、复杂，在革命者内部是争当新的校领导，争当各基层领导。华东大学的人和原接收山大军管会的成员，彼此争个不休。结果是罗竹风同志调往上海，赵纪彬到河南办平原师院，华岗被邀请到山大当校长。副校长为生物学家童第周、文学家陆侃如，华东的余修当教务长，这是校一级的领导结构。到系一级的领导都是新旧结合，如历史系主任为杨向奎，副主任就是陶官云（华东大学的）。别的系怎样安排，我不太清楚，只就历史系而言。老师们除上课外，主要的课题是学习、换脑筋。记得华岗校长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作一次大报告，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辩证法等，讲这些都是为了思想改造，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那时历史系的马列主义课程开不出来，没有人会教，俪生就临时滥竽充数了。他开课讲授次数较多的是马列主义名著选读，给整个文科开，上大课，深受同学们欢迎。之后，马列主义课程逐渐开多了，教师陆续培养的多起来，遂组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室主任由华岗兼代，副主任为吴大琨、赵俪生、蒋捷夫（华东并来的）。我被分配为吴大琨教授的助教，教政治经济学。蒋捷夫被送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深造。他应教的课，由俪生兼代。蒋学习两年回来了，俪生将课奉还于他。此时，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我俩结束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任务，回到历史系。

山东大学当年办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1953年春，在提倡开设专门化新课的风气下，历史系准备拿出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项专门化课来。前两项由张维华和童书业两人承担，俪生接过了这第三项任务，而且上面要求在当年暑假后就开出课来。我作为俪生的助教和助手，全心全力投入工作，记得寒、暑假我们从未休息过。因为对中国历史有兴趣，故工作起来比较顺利，在这其间写了不少有关历代农民起义的论文，试探着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具体的历代农民战争，在这方面我们投入了不少精力。凡事开头难，草创一项新课题局面，假如没有牺牲的精神，是做不出成绩的。现在我老了，回忆当初虎虎有生气的干劲儿，虽然有许多精神后来看似白费，叫人骂得一文不值。可是再看看今天的农民战争史这块园地开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哪株根部没有埋下我们的汗珠？倒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后来客，成了这片园林真正的主人。

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课程，在全国说是首次开创。记得我俩投入了不少的劳动，浩繁的资料整理、摘录，有影响的历代农民战争的地图绘制，编辑历代农民战争史年表。最重要的是理论的建树，真是不舍昼夜的辛苦。准备不到一年的时间，总算开出了这门前人没有开过的专门史课。俪生教课是有经验的，加上充分准备（他本人不管上什么课，在上课前，总是一再重温重备，对上课如临大敌，一定稳操胜券，使学生对所讲课题发生兴趣，引导深人）。课一开出，就轰动了全校。这样一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俪生被扣上了"帽子"，生活受到了冲击。

肃反运动过后，我们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这时，我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人已步入中年。生最末一个孩子时，我已感身体不支，不能再负担生育天职了，我要求领导批准我做绝育手术。经严格检查身体，大夫们同意我的请求，就在分娩后顺便做了结扎手术，因此，我的小女儿取名赵结。难产、做手术，这一系列折磨，使我的身体健康急剧下降。记得将近两年时间，因腿脚失灵，走路不便，不能下楼，不能上班。我要求减少薪资，以避免人们找碴儿，背后说闲话。这时，我们已迁到学校左近蓬莱路一号居住。这房子很讲究，北欧式的别墅建筑，在半山腰上，可以俯瞰市容和大海，室内有黑色大理石壁炉、细木地板、护壁等。房间多，面积大，有专用的书房，在当时说，是教授们居住条件最好的住所。为了将房间填充起来，我们买了不少家具。那时在思想上你再进步，再拼命地科研，拼命地教学，可客观效果恰恰相反，人们都侧目而视，"就他显能"。开会时风言风语，什么"能者多劳"等语，听了令人不快，何苦来呢？！一来运动，不是又沾上去了吗？！何如玩玩儿、看看戏、看看电影、买买字画，这样便染上了花钱之道。

这时期，我同孩子们一直保留着穿"破烂儿"的家风，在衣着上无甚开支。然而伙食营养不能含糊，要吃像样的。青岛海鲜多，鱼虾之类饭桌上是少不了的。当时，我家的好几样特色菜肴都得到客人们的一致好评，以至于事后念念不忘。

当时四大名旦轮流来青岛演出，我们得有机会美美地观赏了艺术大师们的表演和唱腔。倆生在看戏上不惜花钱，有时请同事、朋友们一齐看，过后再认真地讨论评价，从编剧、唱腔到表演，各抒己见。他对戏剧的欣赏，由外行变为内行，当时青岛话剧团、京剧团以及学生剧团在演出一些新编剧时，也都请他担任顾问或编导，如《桃花扇》、《大渡河》等。俪生业余还花钱搜集解放前高亭、百代公司灌制的前辈艺人唱片，多达三四百张，闲暇时放来自娱。"文革"中，红卫兵勒逼俪生亲手把这些唱片一张张像掰烧饼似的掰碎，那真是在掰他自己的心啊！

俪生对鉴赏字画同看戏一样，由入门很快着迷上道，与童书业、黄公渚等先生经常一齐切磋交流，每逢兴致起处也试着挥毫运墨，画虽不怎么样，书法却也形成了自己"文人字"的风格。由于意气相投，俪生也结交了许多界的画家朋友。那时土改过后，许多破落的地主官僚家庭的藏品逐渐在市面上出售，而且价格便宜。有此爱好的文人们，有时不免到市场上去收购几张，在房间内点缀点缀。我们也未能免俗，俪生的稿费、薪资当时差不多也都送往古董字画店里了。

就在这种玩和娱乐中，俪生也没有把它们和学术研究隔离开，而是互相发明。为此，他写出了许多有质量的文学、文艺、美术评论文章，得到这些领域内行家的赞许。

【高昭一（1914.12.23--2006.09.01），原名肇义，曾用名董弼。河北省正定县人，先后在正定县立模范女子小学、正定县立初级师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读书，并在第八师范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组长，负责学运工作。1937年，入山西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属下动员宣传团、青年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山西离石与赵俪生结为夫妻。后经延安辗转到晋南夏（县）支队政治部工作，曾任万连芝中队（连）指导员。1939年秋因扶持赵俪生疟疾至西安看病脱离部队，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蔡家坡扶轮中学、陕西雍兴高级职业学校任历史教员，同时接受中共西安城工部指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8年8月进入华北大学工作。1949年在济南《工人报》资料室工作。1951年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教。1952年调山东大学历史系，协助赵俪生开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1957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后因受赵俪生政治牵连，长期离职在家，勉力支撑家庭困境危局，为丈夫的学术科研提供后勤保障。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