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要对全能政府抱有幻想

辛亥革命这个词，翻到现在，竟然已经过去了110年？清王朝究竟是怎么死的，很多人还是停在“外来压力”、“内部腐败”这一层，比起数理化那种解题步骤，历史有时就是一堆大案和小案，层层叠加，最后一把火烧了大厦。清末新政，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潮涌，却给了王朝最后一击。怎么听着有点拧巴？改革本应带来重生，结果反扑成了送葬者，这种反转到底是不是历史的惯性？

1901年以后，无论怎么争吵，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学堂，从钱袋子到律法，清王朝全线动起来了。警察、急报、各类新机关不断冒头，看着一副自我救赎的样子。可是十年过去，换来的不是稳定，而是社会愈发动荡，这体制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恶疾？学者王笛说，集权系统下，没有自救的机制，这话不响亮，但确实扎到关键点。

改革并不是一刀切下，每个人都能看明白它有什么好处。就像编练新军，原本是用来护国卫家，可谁能想到，这新军卷起自己的掘墓人，把清朝护到坟墓里？预备立宪的步步倒退、铁路被收归国有、汉满交恶，这些爆点一起发作，革命撕裂了旧秩序。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清朝最虚弱、最落魄的时候，反而没垮掉？为啥偏要在轰轰烈烈的新政改革之后，才轰然倒地？这不禁叫人多琢磨几下。

国运推到极致，集权和分权总在来回拉扯。太平天国一闹，中央那点权力被肢解到地方去了。科举之下的士绅们本来官没捞到，但在地方事务上却是呼风唤雨的领导人。在那个士绅社会里，县一级就是政府的底线，更多的事情由地方精英接管，啥事都能商量着办。现代国家治理反而把这层缓冲给消灭了，把“官”跟“民”直接推到一起，中间那块社会支撑没了。政府规模一涨，税收一高，老百姓负担一天重过一天，这日子哪里还能稳定啊。

在公共领域扩大的年代，慈善和防卫，宗教和贸易，各种圈子自己就能解决问题。可等到“官员号令一切”的时代，所有事都得先报到官府去，流程越来越复杂，民间自发调节的活力没了，灾难来了就只能央求上层。这个转折，是不是又跟法国大革命一样？托克维尔说，“身在巴黎怎么能遥控每座教区？”文件堆满天，行政慢吞吞，乱象全归到政府，最后还不是一通指责。中国清末新政和法国旧制度一样，越是集权，政府越无能为力。

集权改革看似雄心勃勃，其实把王朝困进死局。权力抓得越紧，危机来了越没法分散风险。美国立国时，各州自管自理，表面上七嘴八舌，实际上比中国皇权更稳定。从1778年到今天，美国政体几乎没崩溃过，宪法也一直在用。反观清朝，乾隆盛世下的版图庞大，却为日后的动荡埋下了祸根。权力越集中，政权越容易翻船，这个看法就算现在也没过时。

这里有矛盾：王朝集权难以稳定，朝廷衰弱时社会反倒活跃。春秋战国让思想文化大放异彩，宋代军事弱，经济和文化却盛。北洋军阀混战，中央命令出不了京城，但民族资本主义和文化运动却是“黄金时代”。群龙无首的乱世，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自我修复和发展的窗口期。听起来混乱，实际上这片土地有一股韧劲，啥怪事都能自己慢慢调整。

可新政之后，清王朝收权把本地的经济和军队再度拉回中央，结果刚刚重塑的活力又被一刀斩断。地方精英、士绅们丢了管理权，再也不愿给朝廷擦屁股，一旦社会组织被抽空，老百姓与官僚集团之间缺少缓冲，整个社会瞬间就能瘫成一滩烂泥。

哪里都一样，法国如此，中国如此。身处集权体系的皇帝，表面威风，其实被信息隔离，官员们尽力掩盖真相，基层为了保命玩起敷衍，皇帝即使再聪明也被蒙在鼓里。《大陆报》的英国记者丁格尔就说了，清朝极端依赖一个绝对权威的皇帝，结果是皇帝本人也“束手无策”。你让他能全知全能，他偏偏啥都被瞒住。所有政策都不是为民而定，只是为了哄皇帝开心，这么折腾几年，江山都得玩完。

集权结构有时候靠一个人的决断，全局风险吓死人。每个层级不是查错，而是在推卸责任，谁也不想背锅。甚至一条官僚链慢慢失效，谁都不敢说实话。如果，只为让最高领导满意，底下几十万人做事都是“甩锅式”，这道体系光环再亮，底子烂了也照不住真相。

这样的政权走到末路，士绅精英反了，农民不满，社会组织全被消灭，谁还能稳定住整个国家？清末的“收权”一刀砍下，打破原有的地方自治，连过去精英的妥协都没有了，哪还有“稳定”的基础？这些小细节，往往是那口最后的棺材钉。

历史上喜欢帝王史观的人，说什么盛世、开疆，是不是都忽略了下面的人？普通人的痛苦、战争的灾难，百姓的生活，远远被放到次要去了。魏特夫和拉铁摩尔的水利和边疆理论，强调只有集权能抵御外患，即便中文学界有人追捧，也都没说清楚：为什么越是集权，黄河水患和边疆的入侵反倒更多？

反反复复的灾难，就是强大王朝的另一面。真正的安定和富足，反而是集权弱的时候才有机会表现出来。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这些美好时光本应是常态，偏偏是历史中的“异数”。这不太像合理的游戏规则吧？

这里还得说矛盾：有人主张权力分散，社会活力足；但也有人相信统一可以解决一切，就像“调动所有资源”这个说法。其实权力太集中，社会极易崩溃，任何失控点都能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死亡战争，几乎都发生在政权高度集中的阶段。这么大土地，这么多人，为啥没能换来更幸福的生活？原因正在这里。

太平天国，黄河泛滥，还有两次汉民族被征服，这些历史镜头提醒我们：大帝国不一定就能保护人民。反而是地方自治、分派权力、社会多元，才能减少灾难。清末的新政改革看似向好，但回收权力、压缩社会空间，让不满集中爆发，比如川汉铁路运动，那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的拐点，往往在这些看不清的微小细节里。

稍微琢磨下社会结构，再看当时的民众生活，各阶层不满，士绅精英失望，社会的中间阶层被打散，地方失去了自我调节，整个王朝就像被抽掉脊梁骨一样无力。这种政权，哪里能扛得住风浪？很多人可能还在想，权力在手，天下安稳，实际情况往往跟人设想的正相反。

到这一步，有人会不服气，觉得大一统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慢慢找数据，你会发现：三次改朝换代，数千万的死亡，贫困和灾难反而成了主旋律。1922年《纽约时报》就说过，中国的广阔疆域和众多人口，反而因为分裂带来长久内乱，一直成了共和体制的阻碍。太平天国几十年死了无数人，这种记忆居然还频繁出现在近现代。活着的人，究竟信仰哪种稳定？

只看帝王就容易忽视民众，而民众的稳定才是国家真正的根基。清末新政打破地方自组织，断裂了士绅与政府的合作，士绅反了，民众动了，王朝的社会基础随之崩塌。为什么辛亥革命能够带来相对较少的伤害？可能真的是社会自我组织和地方力量悄然发挥了作用，没有让大一统的权力再度爆发全国性灾难。这里说不清是偶然还是必然，反复推敲，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疑问。

说到底，集权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远远偏离了人们设想中的“安定”和“繁荣”。权力分散、社会多元，或许更接近于长治久安。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值得反复琢磨，今天也难说没有参照价值——或许答案就在那些反复的争议和看似貌不惊人的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