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史学泰斗许倬云辞世，他用一生回答：中国人何以为中国

95岁史学泰斗许倬云辞世，他用一生回答：中国人何以为中国

匹兹堡的夏末，总是带着点萧瑟的味道。就在这样一个下午，一颗璀璨的星辰，悄然陨落了。许倬云先生，这位在轮椅上坐了一辈子的史学巨人，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把他自己，也归还给了他研究一生的那条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

享年九十五岁，这在寻常人家，算是喜丧。可对整个华夏文脉来说，这感觉，就像是自家书房里那本最厚重、查得最多的传家宝，突然就散了页，再也拼不回去了。

很多人知道许先生，是因为那本《万古江河》，或是后来的“大历史”。说句心里话，初读他的书，你不会觉得是在读一个板着脸孔的历史学家在训话。那感觉，更像是一个智慧的长者，沏上一壶茶，慢慢悠悠地，把几千年的风云变幻，揉碎了，掰开了，讲给你听。

他讲的不是哪个皇帝哪年登基，哪个将军又打了场什么仗。他喜欢站在一个特别高的地方，像个宇航员在空间站里看地球一样，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怎么从一个个孤立的部落，慢慢“滚雪球”，滚成一个叫“中国”的复杂共同体。这个过程里，有融合，有冲突，有不同族群带来的新鲜血液，像无数条小溪汇入大江，最终才有了今天的万古江河。

你得知道，许先生这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他不是那种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恰恰相反，他的一生都在“行走”。只不过，他的行走，是靠思想，是靠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自幼便因病无法行走，命运把他牢牢地固定在了一张椅子上，可也正是这份“静”，让他得以挣脱了身体的束缚，让思绪在几千年的时空里任意驰骋。

我总觉得，身体的局限，反而成全了他精神的无限。当别人在为眼前的琐事奔波时，他却能沉下心来，去思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是今天这个样子？这种视角，不是谁都能有的。这是一种被苦难磨砺出来的、超越了个人悲欢的宏大与悲悯。

他的学问，根子扎得极深。他师承傅斯年、李济这些民国时期的学术巨擘，是正儿八经的中央研究院的嫡传。那一代学人，身上都带着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后来时局动荡，他远赴重洋，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执教数十年，但他心里念兹在兹的，还是那片故土。

他把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像一把精巧的手术刀，用来解剖中国历史这个庞大的身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叫“我者与他者”。他说，认识自己，光看自己是不够的，必须得有个参照物，有个“他者”。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今天的面貌，正是在和草原民族、和西方世界这些“他者”不断碰撞、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这个观点，一下子就把中国历史从一个封闭的“王朝循环”故事里给解放了出来，放到了一个全球互动的大舞台上。

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晚年，这位在象牙塔顶端坐了半辈子的大学者，却选择了“下山”。他开始频繁地通过网络，通过口述，为大众、为年轻人讲历史。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自降身价”。

可我恰恰觉得，这才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浮躁和信息的碎片化，他心里着急。他怕年轻人被各种光怪陆离的“戏说”带偏，忘了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根脉在哪里。他就像一个老船长，在生命的最后航程里，拼了命地想把毕生积累的航海图交给船上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前方的风浪要怎么应对，星辰的位置要怎么辨认。

我记得他有一次在访谈里，眼睛里闪着光，用他那带着浓重无锡口音的普通话说：“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花园。有人种牡丹，有人种菊花，有人种小麦，有人种水稻，各种各样的植物，在这园子里自己配合，长成了一片锦绣。”

你听听，这是多美的比喻。历史在他嘴里，不再是冷冰冰的故纸堆，而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活色生香的一座大花园。

他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学人风骨。那种贯通中西的学识，那种“为家国天下”的忧思，那种温润如玉又坚韧如钢的君子品格，在今天这个时代，愈发显得珍贵和稀缺。

许倬云先生的离去，是一个损失，毋庸置疑。但他留下的东西，却是一笔谁也夺不走的财富。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历史不是用来背诵的，而是用来理解我们自身的。读懂了历史，才能明白我们今天站立的位置，才能看清未来要走的路。他走了，但他的书还在，他的思想还在，那条由他勘探过的“万古江河”，依旧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静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