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解：我只是说出了世界真实的样子，为何有些人却接受不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中国文坛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思想激荡的时期。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沉寂与压抑，文学界迫切需要新的活力与突破，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为国内作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创作之窗，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受到冲击，作家们开始尝试吸收新的元素，寻求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979 年，莫言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彼时的他，在创作上还处于摸索阶段，作品中明显带有模仿的印记。莫言曾直言：“知道写这些东西，自己有多么艰难，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没有个人的生命体验在里面。” 这一时期，他的部分作品向部队文学的常见题材靠拢，像是短篇小说《丑兵》，以部队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位相貌丑陋的士兵在部队中的遭遇与成长，展现了士兵之间的情谊以及人性的复杂，从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都能看到当时部队文学常见的影子；还有《岛上的风》，描绘了驻岛军人在恶劣环境下坚守的故事，与同时期众多反映军人保家卫国、艰苦奋斗的部队文学作品风格类似。

除了借鉴部队文学，莫言还受到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比如他早期的作品《春夜雨霏霏》，这篇书信体短篇小说以细腻的情感，讲述了一位军嫂对远在海岛当兵丈夫的思念，其在情感表达和叙事结构上，不难发现对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模仿痕迹。当时的中国作家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外国文学的养分，莫言也不例外，他在阅读外国经典作品时，被那些独特的叙事技巧、深刻的思想内涵所吸引，进而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模仿与借鉴 。

这种模仿式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莫言的发挥。由于缺乏深入的个人生命体验，作品在情感的真挚度和思想的深度上有所欠缺，像是没有根基的浮萍，难以真正触及读者的内心深处。文字虽流畅，但缺乏直击人心的力量，情节虽完整，但显得有些平淡无奇，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一阶段的模仿与探索是莫言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石，为他后续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他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找到了方向 。

1984 年，是莫言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踏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学习之旅 。这所充满艺术氛围与学术气息的学府，为莫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知识天地，让他得以尽情地汲取文学养分，接受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理念，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和优秀的老师，这些都对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在军艺的学习生活，让莫言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创作者逐渐走向成熟，他开始摆脱早期模仿的束缚，真正地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童年记忆和农村生活成为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 。他在高密东北乡度过的童年时光，那里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邻里乡亲的故事，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如今这些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他将自己对故乡的深厚情感融入到作品中，用文字构建起一个独特的 “高密东北乡” 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领略到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 。

1985 年，莫言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在文坛上闪耀出耀眼的光芒，让莫言一举成名 。故事发生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农村修水利的背景下，莫言运用现代派极度夸张与变形的手法，塑造了小黑孩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 。小黑孩沉默寡言，却对大自然有着超强的触觉、听觉等奇异功能，他仿佛是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灵，用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 。

小说中，小黑孩从萝卜地里拔来的红萝卜，在他眼中是 “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这个象征着人生美好憧憬的红萝卜，是小黑孩在苦难生活中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的寄托 。而红萝卜映象的出现，依赖于小石匠与菊子姑娘两情相悦走进桥洞时火炉映照下的色彩，以及老铁匠突然唱起的悲怆戏文，红色意味着健康与激情，金色则象征着野性的圣洁，莫言通过这些色彩的象征意义，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苦难底蕴 。

随后，1986 年发表的《红高粱》更是让莫言声名远扬 。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民间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小说中，莫言以汪洋恣肆的语言、大胆独特的想象，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生命力与野性的画面 。那一片如血海般的红高粱，在风中肆意摇曳，仿佛是一群不屈的战士，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性与抗争精神 。余占鳌等人物形象鲜明，他们敢爱敢恨、勇猛无畏，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 。

“我爷爷野性十足，‘爷爷年轻时，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成了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这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经历，让读者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豪情与壮志 。在《红高粱》中，莫言对红色的运用达到了极致，红色不仅是红高粱的颜色，更是生命、激情、战斗和牺牲的象征，它贯穿于整个作品，营造出一种激昂悲壮的氛围，让读者深深沉浸其中 。

以这两部小说为代表，莫言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 “家族史” 和 “感觉派” 两类 。“家族史” 一脉循着童年记忆追索家族人物的故事传说，从《大风》《石磨》《五个饽饽》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莫言对童年记忆的深情回望，这些记忆逐渐培育出他独一无二的家族叙述视角 。在《大风》里，莫言通过对一场狂风中祖孙二人赶车经历的描写，展现了家族传承中的坚韧与力量；《石磨》则围绕着石磨这一家族物件，讲述了家族的兴衰变迁，石磨见证了岁月的流转，也承载着家族的记忆 。

“感觉派” 则以空灵的文笔描摹场景和意象，以《透明的红萝卜》为出发点，发展为《金发婴儿》《爆炸》的意象集聚和感觉爆发 。在《金发婴儿》中，莫言通过对婴儿这一意象的独特描绘，以及对人物内心感觉的细腻刻画，展现出一种神秘而又充满张力的氛围；《爆炸》里，莫言将各种感觉元素交织在一起，如视觉、听觉、触觉等，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感官冲击，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

然而，到了后期，莫言的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1987 年发表的《红蝗》，书写 “食草家族” 历史，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奇异荒诞的意象和复杂混乱的情节，莫言试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探索人性和历史的深层内涵，但却让不少读者感到难以理解 。例如，小说中对蝗虫的描写，它们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生物，而是被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与家族的命运、人性的丑恶等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象征和隐喻，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困惑 。

同样在 1987 年发表的《欢乐》，描摹落榜生内心感受，小说中语言的艰涩和混乱，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过于直白和极端的展现，也让大部分读者难以接受 。两部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和《十三步》同样反响寥寥 。《天堂蒜薹之歌》刺痛现实，以蒜薹事件为背景，揭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无奈，以及社会的黑暗面，这种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十三步》则太过前卫，在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大胆创新，采用了独特的视角和跳跃的情节，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使得读者在阅读时难以跟上作者的思路 。

这一阶段莫言的创作被视为 “偏锋”，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的作品，很难再见到那种空灵的天然气质，反而成为了小说技法的实验室 。他不断尝试语言的膨胀、叙述视角的变异、“审丑” 的癖好等，这些大胆的尝试虽然展现了他对文学创新的追求，但也让作品在 “难、险、怪、奇”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语言的艰涩和混乱使得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理解，这无疑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也让大部分读者失去了阅读的欲望 。

然而，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莫言这一阶段的创作，而应该将其放置在当时的创作语境中 。在八十年代后期，整个文学界都弥漫着一股探索创新的氛围，作家们纷纷尝试突破传统，挑战小说的极限 。莫言的创作正是对先锋潮流的引领，他不计后果地大胆尝试，用各种方法挑战小说的极限，爆炸式的超速创作，使他在先锋作家中占据了先驱地位 。

在 1987 - 1988 年这一时期，莫言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 “偏锋” 特色，他如同一位勇敢的探险家，在文学的未知领域中大胆前行，不断挑战传统，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和理念 。

在作品内容和主题上，莫言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叙事方式和情感表达，而是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阴暗面 。以《红蝗》为例，这部作品以 “食草家族” 的历史为线索，展现了家族在漫长岁月中的兴衰变迁，以及人性在欲望、道德和生存压力下的挣扎与扭曲 。小说中，莫言运用了大量奇异荒诞的意象，如铺天盖地的红蝗，它们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象征着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贪婪和盲目 。这些意象与家族故事相互交织，构建出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世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思考人性、历史和命运的深刻问题 。

又如《欢乐》，莫言聚焦于落榜生的内心世界，以细腻而大胆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的痛苦、迷茫、愤怒以及对未来的绝望 。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夹杂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自身命运的不甘以及青春期特有的躁动与叛逆，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毫无保留的展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 。

在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莫言更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他打破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模式，采用多视角、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让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跳跃穿梭 。在《十三步》中，莫言通过频繁转换叙述视角，从不同人物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使读者能够从多个侧面了解事件的全貌，同时也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和复杂性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挑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也为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

此外，莫言还在语言运用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摒弃了传统文学语言的规范和束缚，追求语言的自由、奔放和表现力 。他的语言充满了张力和冲击力，常常运用夸张、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 。在《红高粱》中，“奶奶的小脚踩着高粱茬子，发出咯嘣咯嘣的响声，像在咀嚼着脆生生的萝卜”，这样独特的比喻，将奶奶行走的声音与咀嚼萝卜的声音联系起来，既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场景，又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 。

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对莫言这一时期作品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 朱向前的评价客观地指出了莫言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点和不足 。

时光流转至 1989 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多元交融，让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面貌。然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却逐渐走向了边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被物质追求和新兴的娱乐方式所吸引，文学不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唯一寄托 。曾经热闹非凡的文学界，如今变得有些冷清，作家们的创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

莫言，这位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的作家，也深受文学边缘化的影响，陷入了创作的低谷期 。他后来回忆道：“陷入一种创作的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的语言了”，甚至一度认为自己 “创作能力已经彻底没有了”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莫言仿佛置身于一片迷雾之中，找不到创作的方向 。他看着自己曾经写下的作品，那些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文字，如今却像是遥远的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继续前行 。每一次提起笔，他都感到无比的沉重，心中的困惑和自我怀疑如影随形 。他担心自己的作品再也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担心自己已经江郎才尽 。

这种困惑并非毫无缘由 。在过去的几年里，莫言凭借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的创作风格独特，充满了创新和实验精神 。然而，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在发生着改变，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 。莫言之前那种先锋、前卫的创作风格，虽然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 。同时，莫言自己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和主题，他试图突破自己，寻找新的创作方向 。

在创作低谷期，莫言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他曾经是那么热爱写作，写作对他来说就像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历程，思考自己的文学道路该何去何从 。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高密东北乡的生活，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日子，那些朴实善良的乡亲们，他们的故事曾经是他创作的重要素材 。他想，是不是自己走得太远，忘记了最初的创作初心？是不是应该回归到那些最本真的生活中，去寻找新的灵感和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反思，莫言在 1991 - 1992 年迎来了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升华，他的作品犹如历经岁月雕琢的美玉，散发出独特而迷人的光彩 。在这一时期，莫言的语言风格更加成熟自如，不再是早期那种不受控制的肆意宣泄，而是从 “尖锐的对立” 转变为 “温和的对抗”，以一种更加巧妙、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这种转变使得他的作品在反讽的运用上更加富有质感，通过不动声色的对比和暗示，揭示出生活中的荒诞与不合理 。

1991 年创作的《怀抱鲜花的女人》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 。这部小说的灵感源于莫言在隧道避雨时的一次偶然经历，他遇到了一位衣着时髦、抱着塑料花的女郎，由此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假如这个女人抱着一束真花，假如一个解放军干部回来探假，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小说讲述了上尉王四在回家结婚的路途中，邂逅了一位怀抱鲜花、带着一条黑狗的美丽女郎 。王四一时心生狎昵之举，没想到女郎却从此如影随形，无论王四如何道歉、羞辱、威胁或是恳求，女郎始终沉默不语，紧紧跟随 。

在《怀抱鲜花的女人》中，莫言巧妙地运用了反讽手法 。女郎的沉默与王四的窘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女郎越是沉默，王四就越是慌张无措，他的种种丑态在女郎的沉默面前被无限放大 。当王四试图摆脱女郎时，他的急切和狼狈与女郎的淡定从容形成了反差，让读者在这种对比中感受到了一种荒诞的意味 。这种反讽并非直白的揭露和批判，而是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情节的推进，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深意 。

同时，小说中设置的怀抱鲜花的女郎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她如同一个神秘的符号，象征着人类内心深处难以言说又无可回避的欲望 。她的出现，打破了王四原本平静的生活，引发了他内心的波澜 。王四在与女郎的相处过程中，内心的欲望逐渐被唤醒，他开始在现实责任与内心欲望之间挣扎 。最终，王四选择挣脱现实责任的束缚，去追求欲望，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毁灭的结局 。这一情节暗示了人类在欲望面前的脆弱和无奈，以及放纵欲望所带来的后果 。

从叙事视角来看，莫言选择了限制性第三人称叙述视角 。这种视角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审视人物的内心世界 。与之前作品中那种让读者深入人物内心的写法不同，这里读者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王四的行为和心理变化 。这种视角的运用，有效地节制了感觉的泛滥，让情节得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同时也为反讽的表现提供了空间 。读者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王四的荒唐和可笑，进而对人性和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莫言以其汪洋恣肆的笔触与对人性深渊的冷峻凝视，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他说出 “我只是说出了世界原本的样子，有些人却认为接受不了” 这句感叹时，不仅道尽了文学创作的孤独与坚守，更揭开了现实与认知之间那层微妙的隔膜。这句看似平淡的话语背后，是一位作家对世界本真的执着书写，以及面对争议时的坦然与无奈。

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从不缺乏对 “原本样子” 的赤裸呈现。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笔下的高粱地既是英雄儿女挥洒热血的战场，也是欲望与野性滋生的温床。余占鳌与戴凤莲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没有丝毫浪漫化的修饰，却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喷薄；而抗日战场上的厮杀，既有义薄云天的豪情，也有残肢断臂的血腥与恐惧。

《丰乳肥臀》更是将这种 “本真书写” 推向极致。母亲上官鲁氏一生生育八女一子，在动荡的岁月里，她用乳房与子宫承载着家族的延续，也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丑陋。作品中对饥饿、苦难的描写毫不避讳，莫言没有刻意美化苦难，也没有简单评判人物的选择，只是将那个特殊年代里个体的挣扎与无奈铺展在纸上。这种不加滤镜的书写，让习惯了 “温情叙事” 的读者感到刺痛，却也让历史的肌理在文字中愈发清晰。

莫言的 “本真书写” 还体现在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上。在《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历经六世轮回，从驴、牛、猪、狗、猴到最后转世为人，每一次轮回都是对人性的重新审视。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西门闹既有剥削农民的劣迹，也有对土地的眷恋与对家族的责任感；农民蓝脸一生坚守单干，看似冥顽不灵，却暗含着对个体自由的执着追求。莫言拒绝将人物标签化，而是让他们在欲望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中展现真实的人性。这种书写方式挑战了读者非此即彼的认知习惯，却也让文学真正成为照见人性的镜子。

为何有些人会对莫言笔下的 “世界原本样子” 难以接受？究其根本，是现实认知与文学真实之间的落差所致。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文学作品中的 “美化滤镜”，期待看到符合道德规范、满足情感慰藉的叙事。而莫言的文字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现实的伪装，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欲望、苦难与丑陋暴露在阳光下。这种直面真实的书写，让读者不得不直面自身不愿触碰的阴暗面，自然会产生不适与抗拒。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莫言的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融为一体，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这种融合了魔幻与现实的书写，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惯性，也让接受变得更加困难。

但莫言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不是粉饰太平，而是揭示真相。“作家就像一个守夜人，在黑暗中点亮灯火，让人们看到世界的全貌。” 他的作品或许没有提供温暖的慰藉，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与自我的窗口。那些看似 “接受不了” 的真实，恰恰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 它让我们在舒适区之外，重新思考人性、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莫言的创作之路仍在继续，他对 “世界原本样子” 的书写也从未停歇。正如他所说：“我将继续挥动笔杆，为这个时代留下真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