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5 | 他们以为自己在创造未来，却被未来吞没

《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走出了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波普尔、哈耶克、克里姆特、卢斯……还有希特勒。

彼时，经济灾难和政治极端主义不断酝酿，货币贬值，人心不安，但与此同时，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文艺、政见都走上了新高度。

这个时代的学者们曾深信自己正参与一场关乎人类前途的思想革新：崇尚科学，拥抱进步，推翻一切势利的旧时代等级制度，让陈腐的观念就此崩塌。

他们彼此辩论、合作，憧憬一个自由而统一的欧洲。可在风暴真正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了事件的走向。

1933年，弗洛伊德的书在柏林被烧毁，他颇为乐观地说：“在中世纪，他们会烧死我本人；如今，他们烧我的书就满意了。”几年后，弗洛伊德公寓的门牌被撤，改为一面纳粹旗，他本人也被迫出逃英国。

风云一直在变，只是常人往往一朝方始惊醒……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以“维也纳学圈”为核心，串起这场跌宕起伏的文化与思想史。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

★ 维也纳黄金时代尾声的学人群像（性格糟糕的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激赏的后辈石里克、超聒噪大型“社牛”纽拉特....）

★ 历史的行程对学术走向的影响

★ 旅游攻略之外的，既是近百年前的、也是当下的欧洲

维也纳黄金时代的灯火，曾照亮整个旧大陆，但时代的风雨将它迅速熄灭。理想和自由并不稳固，文化的繁盛并不能自动抵御时代的滑坡。同样的事情，依然可能重演。

原价66，现45折包邮❗

️ 前言（选摘）

对我来说，维也纳一直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就我的个人因素来说，我母亲是半个维也纳人。我的外祖母——当时的名字是莉瑟尔·霍利切尔——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与学圈里的年轻成员在那里学习的时间大致相同。我的家族和许多学圈成员一样，都是中产阶级、被同化的犹太人，而且和许多学圈成员一样，未能看到政治将会出现的极端转折。

写作本书带来了一些挑战，其一在于他们的哲学。一直以来，关于学圈的文字少有可读性，因为其哲学太过复杂。在本书中，我对学圈的哲学立场以及成员们卷入的各种哲学争论，包括学圈内部的以及学圈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只做了示意性的描述；但我也会问心无愧地将一些（有时确实困难的）哲学纳入其中。讲述维也纳学圈而不涉其哲学，就像讲一段关于某管弦乐队的历史而不提音乐。

挑战之二在于人物。维也纳学圈里颇有令人着迷的人物，其中一些值得为之专门写作长篇传记（有几位已经获得了这种待遇），一些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比另一些更引人注目——比如非同寻常的奥托·纽拉特，但他在哲学界之外几乎无人知晓。要对他们所有人都做公平的评介，需要一本体量五倍于此的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假新闻”这样的措辞四处纷飞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经验主义更有着空前的意义。我希望，在重新唤起人们对这群杰出思想家的兴趣方面，这本书能起一定的作用。尽管他们在其中发展壮大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但他们的思想精神还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

《模仿游戏》

️ 序章

看你怎么想，但这个时间点可说是既幸运，又不幸。

1939年9月3日至9日，第5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在哈佛召开。同年9月1日，德国坦克越界进入波兰，而英国和法国与波兰签订过条约，要保证其边界安全。在德国入侵两天之后，波兰的这两个西方盟国以对德宣战作为回应。也就是说，在大会开幕的时候，二战也刚刚开打。第一天晚上，与会代表们在白宫聆听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广播讲话。他向听众保证，他不打算让美国卷入战争。“我说过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我见过战争，我讨厌战争。我还要一次又一次这样说。我希望美国远离这场战争。我相信它会的。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政府会尽一切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考虑到时局的严峻程度，一个关于科学哲学的会议一定会让人觉得无关紧要，甚至完全不合时宜。

《奥本海默》

但对一些与会者来说，在那一周开会不仅幸运，而且改变人生——事实上是挽救生命。科学家兼哲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他的哥哥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取道土耳其来到了波士顿，从此再也没有回欧洲。

波兰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也登上了德国入侵前离开波兰的最后一艘船，并留在了美国。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祖国面临的威胁何等迫切：他拿的签证不对（是临时访客签证），也没有带冬衣。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与华沙的家人断了联系。但如果没有接受邀请参加大会，他很可能会和300万波兰犹太人同胞一起面临可怕的命运。

这次哈佛会议上的其他发言者，都在几年前就离开了欧洲。塔斯基在纽约下船时，在那里迎接他的是德国出生的哲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彼得）·亨普尔。亨普尔曾是科学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的学生，后者于1938年抵达美国，也出席了大会。身材高大、性格温和的鲁道夫·卡尔纳普（后面我们还会听到关于他的更多东西）早在1935年12月就离开了欧洲前往美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从布拉格搬来后已经在美国住了一年。还有埃德加·齐尔塞尔这位公认的科学社会学家，1938年德国接管奥地利时，他还在那里，亲眼见证了纳粹发动的野蛮行径。法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也是如此。考夫曼广有钱财，所以曾天真地觉得自己可以免于反犹主义的伤害，结果在最后一刻才选择逃亡。

与此同时，其中最有趣的人物奥托·纽拉特，也从海牙赶了过来。他1934年就逃离了维也纳，最近才在海牙安顿了下来。《时代》杂志当时的一篇文章把他描绘成一个“光头、声如洪钟、精力旺盛的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虽然他的朋友们力劝他留在美国，但他的当务之急是回到荷兰，回到那个后来成为他第三任妻子的女人身边。

总共约有两百人参加了会议。第一场会议集中讨论了科学能否统一的问题。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与像心理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有何共同之处？它们能否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这些基础有多牢固？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会议还讨论了一系列其他主题，包括概率、真理、心理学、无穷、逻辑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物理学的基础。这些领域的许多开创性工作都起源于欧洲，特别是维也纳。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是纽拉特和查尔斯·莫里斯，后者是芝加哥的一位哲学家，与维也纳学圈有密切联系，热衷于将其思想带到美国。

在谈到哈佛的这次会议时，美国哲学家W. V. O.蒯因写道，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流亡到国际上的维也纳学圈及其外围扩增(accretions)”。他自己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外围扩增。维也纳学圈及其所谓的逻辑经验主义，此时已经在世界哲学界，特别是科学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该学圈曾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它企图把传统的经验主义与新兴的逻辑结合起来。它希望为哲学在协助科学方面开辟一席之地。它认为科学命题是可知且有意义的，而这正是命题与伪命题的区别，也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

学圈内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包括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这个学圈也同其他许多人物有关，包括20世纪最重要哲学家中的两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

随着哈佛会议的进行，欧洲正在加速堕向野蛮，每天都会发生暴力和残忍行径，在接下来的6年里，这些都会变得司空见惯。9月3日，在波兰南部的特鲁斯科拉西村(Truskolasy)，数十名农民被围捕和枪杀。仅在不到百公里之外，20名犹太人被强迫聚集在市场上。其中就有64岁的以色列·莱维。“当他心爱的(Liebe)女儿跑到自己的父亲面前时，一个德国人说她‘无礼放肆’，让她张开嘴，然后朝她嘴里开了一枪。”其他的犹太人也很快遭到处决。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那天，630名捷克政治犯被运往巴伐利亚的达豪集中营。

《无罪谋杀》

在哈佛会议期间，来自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美籍犹太裔学者霍勒斯·卡伦提出了一种带有挑衅意味的立场。他的知名主张是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反对就哲学问题给出在他看来过于简化的回答。他提出的观点是，统一科学的努力是一项危险的计划，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卡伦的远房亲戚纽拉特则反驳说：恰恰相反，统一科学有着民主的动机，会促进对任何一种专门研究的批评。

学圈内有几位成员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纽拉特就是其中之一。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理性和进步的启蒙价值，是对阴暗而非理性的情绪的缓冲。逻辑经验主义代表有意义(sense)，反对胡话(nonsense)；代表真理，反对虚构。这场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直到不久以前，维也纳都还是一个创造性的大熔炉。那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有着不同寻常的结合，于是就结合出了惊人的文化和学术成就，其中也包括学圈的成就。

然后，这个政治熔炉沸腾满溢了。维也纳学圈在1934年被强行解散。后来，它的领导人莫里茨·石里克遭遇杀害。杀害石里克的凶手约翰·内尔博克，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前学生，自称驱使他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不论这话是真是假——应该说是极为可疑——几家奥地利报纸把内尔博克的话照单全收：逻辑经验主义是危险的，它反宗教、反形而上学；它是一种犹太哲学，而石里克教授是它所有错误的化身。在这种语境下，这些报纸认为内尔博克的行为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有一篇文章指出，石里克的死甚至有可能促进找出“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石里克遇害后，维也纳学圈以非正式的形式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德奥合并(Anschluss)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一条不归路。学圈的思想若要留存下去，就必须在英美世界扎根。那是一个将来才会展开的计划。

那么，维也纳学圈，这个奥托·纽拉特一度所说的“学者共和国”，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被当局粉碎，其成员又为什么被迫流亡？而它的终极雄心——制服形而上学，放逐各类伪知识——是否获得了成功？

原价66，现45折包邮❗

前后约70年的相关“硬文化”兴衰嬗变

思想史和外部史相结合，能提供怎样的镜鉴？

追求科学精神，造就了怎样的哲学和哲学家？

一幅见微知著的欧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