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已有科举考试，为何到宋朝才涌现大批“寒门贵子”？

《名贤集》里有句话：“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意思是，贫寒人家也能走出显贵人物，茅屋里也能诞生三公九卿。王侯将相并非天生尊贵，做男儿就应当奋发图强！

这句话听着鼓舞人心，但如果放在隋唐时期，却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历史学家梁庚尧曾指出，从唐肃宗到唐朝灭亡时期的179位宰相中，出身于名门望族和公卿之家的多达143人，占总人数的近八成（79.88%）；出身于中等家族的有22人，占12.29%；真正寒门出身的宰相只有12人，占比低至6.7%。

这种情况在宋朝得到了改变，以《宋史》中列传的北宋人物为例，从宋太祖到宋钦宗时期共1194位社会名流中，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共有279人，占比低至23.36%；中等家族子弟343人，占比28.7%；而寒门子弟高达543人，占比跃升至惊人的45.47%。

同样以科举作为主要选官渠道，为何宋朝寒门子弟的“逆袭”之路，比唐朝要顺畅得多呢？

如果我们看过《西游记》，应该会对这幕场景有印象：唐僧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向国王或管事者递上通关文牒，附上一句“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自我介绍。

唐僧的通关文牒，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明、简历之类的东西。

而大唐王朝的科考学子呢，也得准备两份至关重要的牒文，第一份是州府开具的“解状”， 这是参加州府考试合格后取得的“准考证”，是进军京城科考的敲门砖。

第二份是“家状”，上面有详细的家庭情况介绍，包括姓名、年龄、籍贯、祖宗三代名讳、父母年龄、报考科目、体貌特征等，最关键的是——家里有没有人做官？任什么官职？

吏部和礼部对这两份材料的审核极其严格。若考生曾在大户人家做过仆役，或者像李白一样出身于“士农工商”中地位较低的商户之家，那么即便家财万贯，也会被无情地挡在科举大门之外。

宋朝则大刀阔斧地拆除了这道出身壁垒。无论你祖上做什么，自身是何等身份（工商杂类等限制大为放宽），只要符合基本条件，统统可以报名参考。更关键的是，宋朝政府深刻意识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推出了一系列的“助学”政策：

比如宋仁宗时期，学子如果交不起住宿费，可以免费暂住在学堂的宿舍里；宋神宗时期，考上中央官学（太学）的贫寒学子，可以每月领取三百文补助，后来甚至涨到了一千文，堪称古代版的“国家助学金”。

当寒门学子终于能安心读书、正常考试，他们展露才华、改变命运的概率自然大幅提升。这是寒门崛起的基础。

仅仅有报名资格还不够，考试本身的公平性才是关键。

在唐朝，有个影响深远的潜规则——行卷。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在正式考试前，可以精心挑选自己的得意诗文（通常是数百篇中选出的精华），工整誊抄、装帧成册，提前呈送给朝中权贵、社会名流，尤其是可能担任主考官的大人物。目的就是混个脸熟，博个好印象。

比如大诗人杜牧，就在考进士之前创作了几百首诗，然后精心挑选了150首高品质的作品呈送给了考官。

行卷之风的初衷，是担心“一考定终身”，担心考官判卷时无法面面俱到，错过了真正的人才。但是实际操作中，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比如有的考生送出的行卷，可能是花重金请枪手代笔的“杰作”，有的是直接抄袭的名家大作，反正古代没有查重软件。晚唐名臣卢钧，就收到过一份自称“原创”的行卷，一看，原来是自己早些年写的。

想想看，如果行卷送到了亲戚、故交或已被“打点”过的考官手中，判卷时“酌情加分”几乎是必然的。

这种“考前公关”的风气，让家世显赫、人脉广泛的公卿子弟，提前锁定了相当一部分进士名额。留给寒门学子的机会，自然被严重挤压。

宋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唐朝科考制度的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

第一、回避制度： 考官若有亲属应试，必须主动申报回避。南宋更严，规定本地籍贯官员不得担任本地的主考官和监考官。

第二、废除“公荐”： 彻底取消权贵们举荐考生的特权，是骡子是马，咱考场见真章。

第三、锁院制： 考官任命后，从考试开始到放榜结束，必须集体“隔离”在贡院内，断绝与外界的联系，防止泄题或请托。

第四、弥封（糊名）+誊录制： 弥封就是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糊名）。弥封制唐朝时虽已出现，但贯彻的不是很彻底，在宋代方成为定制。

但是仅仅弥封，又怕考生在试卷中做记号，和考官“暗通款曲”，于是又实行誊录制度——派专人将考卷统一抄写，减少考生因字迹或“记号”被考官认出来的可能。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极大地压缩了徇私舞弊的空间，让科举考场尽可能回归到比拼真才实学的轨道上。只要考试本身相对公平，无论考题多难、路途多远，都无法阻挡寒门子弟奋力一搏、改变阶层的强烈渴望。

最具代表性的，是公元973年，一位名叫张雍的35岁寒士在开封高中进士的案例。张雍之前因五代战乱沦为乞丐，最艰难的时候，“孑然无衣”，“怀无百钱”，只能靠讨饭为生。

科考恢复后，张雍刻苦攻读，报名参考，终于考上了进士，最后官居尚书右丞（相当于副丞相），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典范。

张雍都能通过参加科考成为进士，其他寒门学子在阶层流动上的想象空间，自不必多说。

宋朝寒门子弟能大规模“出将入相”，表面看是科举制度公平化的结果，但是深层根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翻天巨变。

从汉朝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世族门阀阶层如同磐石一般，牢牢掌控着中华帝国的权力与资源。无论是选拔官员，还是家族婚配，都讲究门第出身，讲究门对户对，社会阶层高度固化。

拿唐朝来说，当时最显赫的七个豪门大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即著名的“五姓七族”），自视甚高，和其他贵族、地主之间界限分明，只在内部联姻，维持所谓的纯正血统。

唐文宗想和宰相郑覃结亲家，让郑覃的孙女嫁给太子做太子妃，郑覃都不乐意，直接把孙女许配给了当时还只是个九品官员的崔某，只因他出身清河崔氏。

连皇帝都撼动了不了世族门阀的位置，寒门子弟的上升空间有多渺茫可想而知。

而随着唐代的灭亡和五代十国时期大规模战乱与社会动荡的到来，数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贵族门阀体系被彻底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基础也土崩瓦解。

正是这场惨烈的社会阶层“大洗牌”，让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平民化的时代。

归根结底，宋朝能涌现大批寒门宰相，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个人“足够努力”，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数百年的阶层固化被打破，僵化的门阀世袭制走向终结。

科举制度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运行，才使得最底层的才智之士，真正拥有了通过个人奋斗跻身权力巅峰的制度性通道。

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和希望，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条通道是否畅通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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