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从查海文化看玉器文明起源（二）

查海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玉文化起源和早期文明发展的窗口。

经过勘探，查海遗址现存面积在12500多平方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6-1994年间先后进行7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7800平方米，揭露出房址55座、室内窖穴23个、室外窖穴37个、居室墓6座、中心墓葬10座、壕沟2段和龙形堆石等遗迹;出土完整和可修复陶器1177件、石器2411件、玉器44件，还有玛瑙细石器和大量的陶器残片、动物遗骨和植物碳化物等。

经碳十四测定并加树轮校正，遗址年代距今约8000年。查海遗址是我国北方辽河流域发现年代较早、保存完整、文化内涵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聚落遗址。

以查海遗址为中心，其周边宛如众星拱月般存在着多处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些遗址犹如一部部厚重的史书，静静诉说着8000年前的故事。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遗址分布在查海遗址周边的不同区域，它们或坐落于平缓的台地之上，或隐匿于幽静的山谷之中，虽历经岁月的洗礼，但依旧保存完整。

每一处遗址都像是一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考古人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种类繁多的文物，有造型各异的陶器、制作精美的石器，还有工艺精湛的玉器等。

这些文物不仅展现了当时人类高超的技艺水平，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信息。

例如，陶器上独特的纹饰，可能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描绘，也可能是某种宗教信仰或社会习俗的体现；石器的形状和用途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考古价值的角度而言，查海文化遗址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为考古学家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些遗址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查海文化遗址群，其较完善的聚落形态更是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发展的关键线索。

通过对遗址布局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人们的居住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模式。

聚落中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如居住区、墓葬区、生产区等，反映出查海遗址时期原始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和社会性质等方面发展进步的历程。

在经济形态方面，遗址中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谷物，饲养家畜，逐渐摆脱了单纯依赖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这种经济形态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意识形态领域，出土的文物中蕴含着丰富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文化元素。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玉器在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更附加了社会意识，成为“德礼”的象征。在古代中国，玉被赋予了高尚的品质和道德内涵，代表着纯洁、美好、坚韧等。

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玉的尊崇和信仰。

这种对玉的特殊情感和认知，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性质来看，聚落的布局和墓葬的规格差异暗示着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等级分化。

一些墓葬中随葬品丰富，而另一些则相对较少，这可能反映了墓主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

这种等级分化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人类社会正逐渐从原始的平等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查海文化遗址群作为8000年前辽河文明的发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证明了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但查海文化遗址群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它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一体的。

辽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区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查海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便是玉器。这些玉器不仅造型精美，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相当高超的制作工艺。

他们运用切割、打磨、钻孔等技术，将玉石雕琢成各种精美的形状。这些玉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意识，成为“德礼”的象征。

在当时的社会中，玉器可能是部落首领或贵族的专属物品，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同时，玉器也可能在宗教仪式或祭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人们与神灵沟通的媒介。

除了玉器，查海遗址出土的龙形堆石更是令人瞩目。

这条长达19.7米的龙形堆石，堪称“中华第一龙”。它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堆砌而成，造型生动逼真，龙身蜿蜒曲折，龙头昂首挺胸，仿佛即将腾飞天际。

龙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近些年，鉴于查海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重要的历史地位，考古界和史学界提出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称为“查海时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