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齐滨

刘齐滨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刘齐滨画像

刘齐滨（1908年12月11日—1942年4月15日），原名刘府海，笔名舟子，山东省曹县韩集镇刘岗村人，革命烈士，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担任鲁西南专署第一任抗日专员。

青年时期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8月，由王石钧、王健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被推选为总会长；1940年7月，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任县长；1942年4月15日，病故，终年34岁。

2015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908年12月11日，刘齐滨出生于曹县韩集镇刘岗村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在良好的家教和淳朴的家风熏陶之下，刘齐滨自小努力刻苦、忠孝正直。

在父母亲良好的启蒙教育下，刘齐滨学习刻苦，学业进步很快，在他13岁考入曹县第一高级小学时，就能写诗填词。16岁考入省立第六中学后，他尤喜文学，特别崇拜鲁迅，课余时间常写些小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1928年，刘齐滨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预修科。由于家庭陷入了困苦的境地，他不得不中断学业。为生活所迫，他先在济南一家报社当编辑，后又到曹县女子高级小学任国文教师。这期间，他以“舟子”为笔名，先后写出《梧桐树下》《孩子的梦》《中秋之夜》《济南之游》等作品，相继发表在上海《北新》文艺杂志上。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曹县教育局编的《山东曹县旅外学生录》记载

1931年，刘齐滨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齐滨参加了北大学生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7日，请愿的学生代表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刘齐滨被军警用枪托砸伤了左胸。

升入大三后，刘齐滨不幸染上了肺结核，1933年辍学返回家乡。国民党曹县党部想利用他在曹西北的影响，派他到三区任职。经过再三考虑，他抱着整顿三区吏治、为人民造福的美好愿望，接受了委任。任职后不久他便辞去了这个职务。

1933年，刘齐滨在家乡刘岗开办了鲁西南第一所农民夜校。

1934年春，刘齐滨被友人介绍到菏泽六中代课，年底又受聘到曹县黄岗集县立小学教高级语文。

革命生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曹县县委正式成立，党派袁复荣、王石钧等到曹县西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刘齐滨与党取得联系，组织夜校学生在刘岗周围村镇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抗日。

1937年底，刘齐滨在曹东南黄岗集一带，以原读书会为基础，建立了青年救国会。在他的引导下，许多会员纷纷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3月，曹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曹县东关成立，刘齐滨被选举为会长。

1938年8月，刘齐滨在王健民和王石钧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正式成立，刘齐滨被选举为总会长。抗日救国总会的会员很快发展到7万余名，遍布曹县、菏泽、定陶、东明、考城等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为后来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曹县城，中共曹县县委转移到曹西北活动。上级党组织派出一批干部到该地区工作，刘齐滨家成了党组织和抗日干部的联络中心，杨得志、戴晓东等许多老同志都在这里工作、生活过。

1940年7月，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刘齐滨被选为县长。他带领政府成员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各区、乡政府。同时，他还亲自带领群众，在短短的3个月内，破坏了敌人控制的公路400多公里，为开展平原游击战、反击日军“扫荡”创造条件。

1941年5月，刘齐滨任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第一专员。

1942年初，因肺病严重发作，离职休息治疗，忍着重病的折磨，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内草拟了《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抗灾度荒的意见》《关于拥护边钞、打击伪钞、统一货币的宣传提纲》《关于精兵简政整顿机关的建议》等10多个文件，及关于以后工作的十八条意见。

1942年4月15日，病故于今曹县青岗集镇张志高村，终年34岁。安葬于刘岗村刘氏林内。后来建设鲁西南烈士陵园，在陵园内立碑纪念。

刘齐滨烈士证明书

亲属成员

刘齐滨的父亲刘彩云是一位乡塾教师，母亲是位农村妇女。

刘齐滨的妻子为倪巧云(1938年入党)，子二女一。

人物纪念

刘齐滨去世一周年，1943年6月4日，中共鲁西南地委和专署在贾集村举行了隆重的刘齐滨追悼会。

为纪念他，1943年8月中共鲁西南地委和专署决定，将曹县（西北）改称为齐滨县。1949年8月，齐滨县并入曹县。

2015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曹县韩集镇在政府前建齐滨红色文化广场。因中共曹县韩集镇委员会、曹县韩集镇人民政府纪念刘岗村革命烈士刘齐滨同志而得名。

刘岗村刘齐滨墓碑

鲁西南烈士刘齐滨烈士纪念碑

鲁西南烈士陵园刘齐滨墓碑碑文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出资对刘齐滨故居进行了修缮，后因年久失修，门楼及主房坍塌，现仅剩主房1 间(2018年）。

刘齐滨故居(2018年拍摄)

拓展

刘振堂｜学习我父亲刘齐滨克己奉公的好作风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两句名言。凡是了解我父亲刘齐滨的人，都说这两句话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从“七·七”事变前夕我父亲回到故乡那天起，就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在发动和组织群众，由小到大地逐步建立和发展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创业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短短的三十八岁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甘当人民的勤务员，至今鲁西南广大干部群众还深深地怀念他。

现在，我只能根据父亲老战友的讲述，就有关我父亲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方面，记述几个小故事：

就职演说

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在伊庄的单场上，红旗飘扬，人头攒动，与会的有鲁西南各县的代表和伊庄周围各村的群众万余人。场地四周挂满了贺樟，写着醒目的标语：“热烈庆祝冀鲁豫边区第五专署成立！”“热烈祝贺刘齐滨专员就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人们喜笑颜开，情绪热烈。都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曹县县长刘齐滨当选专员而高兴。人们说：刘齐滨从创办农民学校起，就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后来在党的领导下，发起成立鲁西南抗日救国会，担任总会会长，会员发展到十几万人，到建立曹县抗日人民政府，首任县长，一个心眼扑在抗日革命上，办事处处为群众着想，和咱群众心贴心，论文才有文才，论口才有口才，象这样的领导人谁个不赞成……。

“来啦!来啦!刘专员他们来啦!”不知谁一声吆唤，会场上的议论声嘎然而止,人们的眼睛朝着讲台方面转动,只见我父亲同戴晓东、王健民、宋励华等领导同志正走向主席台。

会议开始了。在戴晓东等领导同志讲过话后，就请我父亲讲话。他和平常一样，穿着老兰粗布裤，对衿黑褂，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前沿，发表了即席演说。他讲了鲁西南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大好形势，阐述了毛主席的持久战思想。他的话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句句打动着群众的心，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决心。

在谈到个人就任专员时，他激动地说：“上级党的委派我不能推辞，群众的信任我不能辜负，担子再重也得担起来…。”他用坚定而恳切的语气继续讲道：“我当专员好比给人民当长工，时时处处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廉洁奉公是我的本份，我保证不往自己家里拿公家一分钱，如果发现我失职和有违背诺言的行为，请党和群众随时将我罢免。”

我父亲这朴素的话，说到了群众的心坎里。人们从他这些话里，对照他平时的所作所为，从心里佩服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人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干部，人民信得过的就是这样的领导人。所以他平静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充分体现了领导和群众心心相印，表达了群众信任自己选出的领导人的热烈情绪。

“农民”专员

一九四一年秋，冀鲁豫行署和鲁西行署在黄河北某村联合召开专员会议，并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各专署专员都衣着整齐，准备了一本本的详细汇报材料，要让中央领导同志详细了解下情，以便研究制定对敌斗争策略。

这时，在会场的一角坐着一位不引人注目的瘦高个老“农民”，他穿着老兰布裤，一件洗得退了色的对衿棉布小袄，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小帽头，腰间扎一根白布带，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各兄弟专署的汇报。他有时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有时紧锁双眉，陷入沉思，但他并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偶尔有一、两位专员向他投过疑问的目光：这是哪里来的老农民，怎么参加起专员联席会议来了？

“现在请五专署刘齐滨专员汇报工作”。主持会议的同志话音一落，坐在会场一角的老“农民”站了起来，他手里捏着巴掌大一张汇报提纲。

“刘齐滨——啊，原来他就是刘专员！”会场上有点骚动，几十双带着惊奇、赞叹的目光一齐向我父亲射了过去。

我父亲开始汇报，就象换了一个人啦。由于他平时和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注意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加上他知识渊博，谈吐有力，善于深入浅出地引用具体事例说明革命道理，所以在他详细生动的分析鲁西南地区敌我情况时,在他反映群众当前情绪,汇报发动群众建设抗日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做的工作时,都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他对党的方针政策体会非常深刻,讲得非常透彻,使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同志深为满意，异口同声地赞叹道：“看外表实不惊人，讲起话真有水平！”

其实，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是我父亲的一贯作风。他虽在北京大学受过高等教育，通晓英语、德语，算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但他由于不断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主义外文书籍，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早已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站在一起，改造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从他回到故乡的那天起，就脱下了本来相当朴素的知识分子衣服，换上和农民一样的穿戴打扮。现在如此农民打扮,只不过是他职务变了,生活作风没有变罢了。

同志们的饭店

在菏泽、曹县等县城相继沦陷后，党派来大批干部开辟鲁西南平原抗日革命根据地，许多抗日“救亡”向志云集曹西北。那时同志们日夜工作，干革命没有“工资”，生活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和同志们一起工作的同时,以倾家荡产的精神，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革命同志，同志们把我家比作“救亡”同志的饭店。不管严寒酷暑，不论白天黑夜，同志们一到我家，母亲倪巧云就把洗脸水送过去，接着便抱柴禾生火做饭。往往是这几位同志刚搁下饭碗，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跟着又进来几位，母亲就撩起衣襟擦了把脸上的汗珠，又笑盈盈地给新来的同志做饭去了。这样，母亲常常一天做七、八顿饭。有时一次来几十位同志，遇到这种时候,父亲总是跟着忙前忙后，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交谈工作进展情况。饭做好了，全家人就和同志们一起，三人一堆，五人一摊地吃了起来，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亲如一家。有时，深夜同志们来了，父亲就急忙起来，问寒问暖，一边让母亲起来去做饭吃，一边千方百计安排同志们的住宿。

一天,在同志们吃饱饭,各干各的工作去的时候,母亲悄悄走到父亲面前，轻声地说:“咱的粮食快吃完了,怎么办?”“卖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咱院里不是还有几棵树吗？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买粮食了吗？”

母亲感到有了办法，心里轻松了许多。第二天同志们一来到，香喷喷的小米饭又端了上来。

过了些时，母亲又愁蹙蹙地来到父亲面前：“粮食又快吃完了，你看咋办啊？”

“你就不会向亲友去借一点？”

“借过了，要不借粮，能撑这么长时间吗？”

“那……”父亲作难了。是啊，如今日寇横行，谁家生活不困难呢！亲戚朋友又能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往外借呢？弄不到粮，同志们来了吃什么？再困难，也不能让同志们吃不上饭。于是，他便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地看了一遍，好象要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似的，可是除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和一点必不可少的农具外，再也找不出可变卖的东西了。思前想后，最后总算找到了门路：家里还剩有三亩地呢！想到这里，便果断地对我母亲说：“卖地！再卖两亩地，撑过去这一关！”

“卖地？”母亲有点吃惊地反问道，“咱可就只剩下这三亩地了啊……”

父亲沉思着说：“有国才有家，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咱穷人才能翻身。将来，建立了新中国，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咱个人还愁没吃的吗？为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最值得，最光荣”。

母亲和善的脸上现出了笑容。

地卖了，我们家这个“饭店”又照常门庭若市、炉火通红，它温暖了来到这里的一切革命同志的心，同志们的精神受到很大鼓舞。

火光中的笑声

由于日寇汉奸活动猖獗，同志们得经常转移驻地，我父亲和其他同志一样，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活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有一次，我全家随我父亲转移到孙庄。刚安排好住处，父亲就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起工作来了。这时，我姑父王合宾（担任联络工作）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没抓到我们的人，你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掉了！”大家一昕都很痛惜。家里的房子虽然破旧，却能遮风挡雨，不管生活怎样艰难，一家老小住在一起，乐乐和和的，总象一个家啊！在敌人活动猖狂时，尽管全家人被逼得东奔西跑,敌人撤走后，回到村里，有了那几间房子，就有家可归，有个住所啊！现在被敌人一把火烧掉了，谁不感到痛心！

但是父亲并没有感到多么惊讶，好象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似的，只听他平静地问我姑父：“邻居家的房子有被烧掉的吗？”“没有。”我姑父回答。“哈哈哈，烧得好，烧得好！”我父亲立即拍手大笑起来。

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对敌人的暴行不感到愤慨，反而拍手大笑，这是为什么？我父亲好象看出了众人的心思，要解答众人的疑问似地带着几分激动的语气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扑了个空，今天只烧了我一家的房子，群众的财产没受损失，这就值得庆贺！敌人烧我的房子，说明我参加革命使敌人害了怕，咱的拳头打到敌人痛处，他们才恨我，要烧我的房子。所以我感到很光荣！”他嘘了一口气又风趣地接着说：“烧了房子和东西，以后再东奔西跑闹革命，就省得挂家啦。一把火烧掉了一个包袱，不又是值得庆贺吗？”

几句话说得好些同志冒出了激动的泪花。

半碗剩菜

我父亲对同志们慷慨异常，对我们的要求却非常严格。

一九四一年，随着日寇的疯狂扫荡，又遇歉年，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到了缺吃少穿的地步，我家中的生活更加困难起来。加上父亲生活刻苦，日夜为党工作，身体越来越坏，肺病日益严重。其实他患肺病也决非一日了。那还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染上的。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是半工半读，在某中学代过课，在出版部门当过校对，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以微薄的收入补充学费。但是，由于营养差，身体单薄，不知不觉中染上了肺病。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参加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遭军警逮捕毒打，枪托击中右胸部，并被押送回北平。此后，胸部成疮，久治不愈。专署领导同志在困难的情况下决定，一方面请中医给他治疗，一方面给他买了一些鸡蛋、红糖，以便增加营养。

一天，我母亲给他炒了一小碗鸡子，他想到人民生活的艰难，想到党对他的照顾，心里无比激动，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随手把碗往桌边一推，又工作了起来。我当时只五、六岁，还不懂事，一见桌上摆着半碗黄澄澄的鸡子,就走了过去，伸出小手就要去抓。我父亲回头一看，立刻伸手把我挡住，我一口鸡子也没吃到嘴里，就“哇”地一声哭了。母亲赶来，有几分责怪地说：“看你，孩子想吃口鸡子你都舍不得啊！”

父亲望着我们母子二人，亲切而又严肃地说：“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照顾，给我吃的，为的是让我早日恢复健康,能更好的为党工作，家属小孩可不能随便享用，这半碗剩菜留起来，到下顿饭再热一热，不是又够我吃一顿了吗？”

母亲知道了父亲的心情，不再吭声了。我的眼睛也忽闪了几忽闪，好象懂事似的不再哭了。

鞠躬尽瘁

一九四二年春，是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又一个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日伪军更加频繁进行扫荡，我专署机关经常转移。这时，父亲的病更加沉重了，瘦得全身皮包骨头，连走路也困难，机关转移时，他便骑着一匹小马跟着东奔西跑。

后来连骑马都支撑不了，就坐上損架，坚持工作。日益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他，时常咳吐出一滩滩的鲜血，胸部的浓疮一次就可以挤出很多脓血，领导和同志们再也不忍心让他工作了。但疾病再重，也降服不了革命战士的坚强意志。声音微弱，讲话困难，他就让人在床头上给他放上一只手摇铃，有什么事，他没气力喊人，就把铃铛一摇，把同志们召集到跟前，进行安排。他还让人每天给他读文件，谈情况，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慢慢写出来，送给有关领导同志，就这样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四月十五日，住在张子高村，早晨他就摇铃，叫人把专署的负责同志都请来，他竭尽最后的力气说：“要好好保护眼前的麦收，这是关系千百万群众利益和抗战的大事……”

他艰难地喘了喘气又说：“我不行了，死后埋了就行了，不要再花公家一分钱……”说完，当天就与世长辞了!

广大干部群众闻讯赶来，痛哭流涕，含着极大的悲痛，参加我父亲的追悼大会。在向我父亲默哀的时候，人们都在回忆着他生前的一言--行，最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我父亲刘齐滨不愧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克己奉公，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优良作风和崇高革命精神，永远永远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