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甲|石阶上的暴书台

邹城南门外，因利河水汩汩流淌了千百年。水滨一方高台，灰扑扑，默然矗立，这便是传说中的“暴书台”。台名从何而来？土人遥指道：当年孟母三迁择邻，孟子随母栖居此地。少年孟子勤学，夏秋之际，恐竹简受潮蠹蚀，便常抱书卷登此高台曝晒。年深日久，遂名“暴书台”。古台无声，却以夯土之躯，托举起一个民族对文脉最初的虔敬。

台侧，便是曾几度兴废的中庸精舍——或者说，子思书院的故址所在。元贞元年（1295年），邹县县尹司居敬的目光落在这片荒烟蔓草间。他听闻此处乃“子思讲堂”旧址，是思孟传道的圣域，心潮难平。这位爱民重教的父母官，眼见百姓向学之心殷切却无明堂可依，遂决意“崇儒重道，启迪后学”。于是，颓垣断壁间，一座“中庸精舍”拔地而起，内塑子思、孟子圣像，春秋致祭，弦歌暗蕴。精舍之名，便取自子思那部光照千秋的《中庸》。司县尹离任时，犹在碑阴殷殷嘱托后人：“若斯二者与复讲堂故处，尚有望于后之人。”其心拳拳，其情切切。

此地注定与石碑结缘。精舍初立，司居敬便郑重刻下“暴书台”三字，立石为证。岁月流转，石亦不能敌风雨。四十二载后，至元三年（1337年），又一位邹县县尹张铨，与邑中耆儒马亨、李俨等，登临此台。只见前碑已仆，字迹漫漶。众人怆然：“宜复其旧！”于是访得元代大儒杨桓（号辛泉）所篆的“暴书台”拓本，摩勒上石，重树高台之畔。张铨在碑阴感喟：“呜呼！古今一天也，圣贤一心也。二公去世虽远，其心昭然如日星之存。”这块元碑，穿越近七百载风霜，竟在2013年的考古探铲下重见天日，其笔力遒劲的篆书，如一道接通古今的闪电，照亮了曝书台尘封的秘辛。

精舍的命运，亦如这曝书台的石碑，在时光长河中浮沉。它初名中庸精舍，旋改中庸书院，延祐二年（1315年）朝廷赐名“子思书院”，格局渐趋恢弘，“正堂为讲所，翼东西厢为左右斋”，庙学一体，蔚为大观。尤其那子思子专祠，为天下述圣唯一祭所，明清帝王亦格外垂青，特命衍圣公次子世袭主持祭祀，成为书院独特一景。然而，盛名之下，其讲学功能却如秋叶般悄然凋零，最终凝成一座庄严却沉寂的祭祀之所。明代顾俊的诗句，竟成数百年后精舍萧瑟的预言：“精舍萧条古木疏，鲁邦述圣息心居。惟忧道学千年失，故著《中庸》一卷书。”琅琅书声隐去，唯余古木婆娑，守护着石阶与香火。

暴书台目睹了身旁书院所有的荣枯。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县娄一均见古台倾圮，于心戚戚，慨然重修，并勒石详考其渊源。至近代，劫难更深。1945年冬，日寇烽火吞噬了孟母祠，亦殃及池鱼，暴书台沉埋于焦土瓦砾。此后数十年，烈士陵园的庄严肃穆覆盖其上，疗养所的烟火气缭绕四周，古台在遗忘的深土下缄默。直至2013年，因利河整治的契机，考古者的手铲才小心翼翼地拂去它身上厚重的尘埃——那方刻着“暴书台”的元碑，赫然惊现！

于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开始了。占压建筑轰然拆除，垃圾清除，河道疏浚，护栏围起一方净土。考古探方如手术刀般精准剖开大地年轮，层层叠叠的柱础、砖瓦、阶石重见天日，无声诉说着元、明、清各代的兴替。2015年冬，复原的号角吹响。孟母祠、子思书院、子思祠，这三座在战火与遗忘中湮灭的古老建筑，依据详实的考古与文献，一砖一瓦，一梁一栋，重新在曝书台畔巍然矗立。灰墙黛瓦，斗拱飞檐，昔日格局宛然眼前。

今日，当我踏上这片被反复擦亮、又被反复覆盖的土地，新砌的青石台阶在脚下延伸，通往重建的殿宇。曝书台依旧静默于侧，那块元代的石碑，被妥帖安放在玻璃护罩内，杨桓的篆书穿越七百载光阴，笔力如铁，锋芒犹在。我伸手，隔空轻抚那冰凉的碑石，指尖仿佛触及元贞年间司居敬建舍的体温，触及至元三年张铨摩碑时掌心的微汗，触及康熙时娄一均登台凭吊的衣襟风尘。

昔人已渺，楼台几度成空。然而曝书台犹在，精舍的基石犹在，那方刻着“暴书台”三字的元碑犹在。它们如同嵌入大地的铆钉，将一段关于启蒙、关于守护、关于斯文不绝如缕的传奇，牢牢铆定在邹城南门外的土地上。孟子当年在此曝晒的，岂止是几卷竹简？分明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信念——怕它霉变，恐它虫蠹，故需时时取出，沐以日光，曝于天地。

新复的书院静立，灰瓦映着朝霞。我缓步走下曝书台的石阶，心中豁然：这石阶，何尝不是一部无字的《中庸》？它默然承载过孟子的勤勉、司居敬的执着、张铨的虔敬，更承载着今人寻回失落血脉的足音。阶石层层，正是文明传承不可或缺的坚实步履，步步向上，步步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