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新奉命潜入泰安城，掩护身份是聚兴隆杂货店的大掌柜

1940年冬，我在县委秘书处做文书工作。一天夜晚，县委书记程若晓同志从秘书处把我叫到他住的屋里，非常关切地询问了一些有关文书工作的情况后，和蔼而又郑重地对我说："李云（我当时的名字）同志，县委决定派你去干一项重要工作，派你到敌占区泰安城去建立地下工作情报站，长期隐蔽地对敌开展内线斗争。你去泰城后，由社会部长王子健、公安局的卢管彤二人负责与你联系。"

"好！什么样的工作我也能去干，就怕不能胜任，有负党的使命。"我对程书记说。

继而，程若晓同志讲述了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持久战的军事原则，阐明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敌占区、在敌人内部进行秘密的特殊的斗争的必要性。最后明确指出我去泰城建立地下工作情报站的两大任务：一是巧妙地发展一切可能利用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确切地了解敌情，掌握敌人的动态；一是机智地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寻求良机，扰乱打击直至消灭敌人。办法千条万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效地配合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力争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最后，程若晓同志用带有关切信任的眼光盯着我说："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党赋予的使命！"

听了若晓同志的一番谈话，使我深感领导的关怀和组织的信赖，我当即表示：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万难不辞！

于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立即着手开始了潜入泰城建立地下工作情报站的准备工作。

1941年初，我在社会部长王子健、公安局的卢管彤同志具体指导协助下，在泰城西关财政厅东街路北建起了情报站工作隐蔽点﹣﹣聚兴隆杂货店。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了聚兴隆杂货店的大掌柜，开始了地下情报工作。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其长期占领、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除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军事优势诉诸武力外，对其占领区强化奴化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麻痹、毒害人民群众，还利用各色各样的道会门和帮会组织，充当其愚弄、毒害人民群众的工具。当时在泰城被日寇特务机关掌握利用的即有"一贯道"、"圣贤道"、"皈依道"、"三番子"、"万字会"等五六个道会门和帮会组织。这些道会门和帮会组织中的成员，上至敌伪幕僚政客、社会名流、土豪劣绅，下至兵痞流氓、"三教九流"、"五行四匠"，无奇不有，鱼龙混杂。一些民族败类聚集其中，在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新民会的支持下，充当日寇鹰犬，干那些危害民族、危害抗日的勾当。

"一贯道"道长丰治亭拿着"华北特派员"的名片，到处招摇撞骗。"圣贤道"道长梁 xx 携带日寇特务机关编印的毒化宣传教义，成天价招摇过市，蛊惑人心，消磨人民的抗日意志。特别是"三番子"，日寇特务机关称它为"安清道义会"，会馆设在泰城粮食市街"万寿宫"。在"山东省安清道义总会"的指挥下，结帮滋事，四处兜售刊载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反动文章的"安清道义月刊"。

安清道义会"（三番子）这个封建落后带有社会性的帮会组织，有助敌反动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可以利用的一面。它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师徒门生的"江湖义气"，不少人有民族自尊心。"泰安安清道义会"委员贾旭阳就是其中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一个。他对卖国求荣、媚敌取宠的人深为不满，骂他们是卖国贼、汉奸、坏蛋。我为了利用他对我情报工作有利的一面，报请组织同意，打入"三番子"，拜师贾旭阳。经贾旭阳介绍，又结识了泰安饭店经理张星斋，并在该饭店当了会计，在这个敌特往来集聚的大本营里站住了脚。

情报工作站站稳脚跟后，我通过社会交往和多方面的工作，并报请组织批准，在泰城发展建立了以下内线情报工作关系。

张星斋，泰安饭店经理，"安清道义会"委员。我利用我与贾旭阳的师徒关系，首先争取了他为我们作掩护和做情报工作。张星斋是泰城"三番子"帮会组织里最有威望的人物，而且较有才智，善于交往。他以"安清道义会"委员的身份，上能交往达官显贵、士绅名流，下能接近笼络一般汉奸、敌特，还能插手于敌特军政事宜，是秦城具有一定社会势力和具有一定影响的头面人物。在日寇宪兵队里当特务的人，很多是他的门生，集聚在他的门下，很听他的话。有些应运而起的民族败类、伪军司令、顽匪头领，为了找靠山，也都偎到张星斋面前顶礼膜拜。我们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影响，进行我党泰城的地下情报工作。

朱寿明，农民出身，少文化，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在日寇军营内干"苦力"。他身受日寇的侮辱虐待，痛感亡国之苦，愿谋正当生路。经向他讲述抗日的道理，指出中国人只有抗日驱除倭寇，才有生路。他侧耳细听，要求参加抗日工作。工作成熟后，报请社会部批准，吸收朱寿明为泰城地下情报站正式工作人员。

刘令和（刘顺三），泰安火车站装卸工。他家贫如洗，住在蒿里山两间地屋子里。由于刘地处社会下层，从小饱尝欺凌风霜，内心深积阶级仇、民族恨，愿走革命道路，投身于抗日。报批后，发展他为抗日工作人员，化名刘顺三，先派他打入日寇泰安车站警务段当"特务"，后因工作需要，转到伪县大队谍报组以敌特谋报员的身份，周旋于敌人之间，侦探敌情，为我党工作。

刘兴邦，祖居泰城，是财源街一户老穷汉。这个人倔强生硬，经常骂大街。人们认为他是穷野硬汉子谁都不理会他。我们情报工作站的隐居点，紧靠他家。他为什么经常骂大街？经与其攀谈，究其原因，他恨日寇、汉奸、特务欺压良民，但又无可奈何，便借骂大街，以泄此愤。我们正利用了人们认为他是个穷野硬汉子，无人理会他这一点，把刘兴邦发展为我们传递情报的关系。

朱栋臣，日寇宪兵队的内勤翻译，原籍辽宁省盖平县，"七七"事变后，随日本侵略军来到泰安。我挂着双料衔牌﹣-"万字会"会员、"安清道义会"会员，轻而易举地接近了朱栋臣。从有意的闲聊中，了解到朱栋臣的内心积患，想在风云莫测的生活中留有后路。他常对我讲：八路军是厉害，草木皆兵，遍地皆是，你无法防备，弄不好，八路就在你身边。抓住了他内心的活动，我便进行了几次政治上的试探，结果水到渠成，取得了争取工作的胜利。朱栋臣表示：保证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可能条件下，尽量保护被关押在宪兵队的抗日工作人员，只要力所能及的事，一定想法办理。从此与朱订下了默契。

肖 xx （名字忘记了），泰安火车站搬道工，自称河北省沧县人，独居泰安多年。肖沉默寡言，穷困潦倒，终日以酒为伴。经朱寿明同志多方面的工作，唤起了他新的人生意识，发展他为我们的情报工作关系。

上述纵横、多层关系，就使我们泰城地下情报工作的开展有了基础。

前省庄是泰城东部开辟抗日工作较早的村庄之一。在敌人心目中，前省庄是个"八路窝"。

1941年，旧历十一月某日，驻泰日寇宪兵队纠集了敌警察所、伪县大队，总兵力约300人，拂晓"围剿"了前省庄。幸亏我抗日工作人员该夜未住宿前省庄。敌人在前省庄乱哄哄地搜索两个小时一无所获，就恼羞成怒，不分老少乱抓了30多个人带回了泰城，监押在伪警察所内。审讯结果，没有找出八路，敌人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出其不备二次"清剿"前省庄。敌人把抓捕的30多个人全部放了回去，以图麻痹抗日军政人员。

情报站工作人员准确地识破了敌人的花招，一方面报告了上级，另一方面探听侦察日寇宪兵队对前省庄的暗箭打算。恰好，旧历的大年初一，日寇宪兵队第一号的大特务﹣﹣张星斋的"开山门"的大弟子王宝树到张宅给师父拜年，在招待王吃茶闲谈中，张星斋试探着说："新年大节的，你们可没有什么事了吧？在我家里玩吧！"王宝树"哼"了一声说："可不能，过年也有事，明天（旧历正月初二）一早就出发。"张星斋故意若无其事地问："有什么要紧的事，哪里去？"王宝树眼光向四周一扫说："你老人家可别外露，还是去前省庄，八路回家过年啦！准备捂他的安稳窝。"

3个小时以后，我们就把情报送了出去，报告给泰安县委，同时也报告给前省庄所在区的康区长。

大年初一的夜晚，本是喜悦欢庆的时节，可是前省庄却是异常沉默寂静。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群众和衣不眠地等待着敌人的偷袭。大年初二拂晓，伴随着惊心动魄的喧闹声，敌人闯进了前省庄，村内村外挤满了日寇和伪军。那些如狼似虎的特务，杀气腾腾地围上了我们的抗日工作基点户张继孔的宅院，妄图捕获我们的康区长和抗日工作人员。一阵疯狂的搜索，敌人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连一点可疑的东西也没有搜着。敌人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窜回了泰城。

泰城日寇宪兵队山边伍长使用的一个亲信特务叫李灿华。他利用社会关系，在泰城东部秘密安插了一些特务关系，充当日寇耳目，刺探我方党、政、军情况。李还借二十四班辈的"三番子"分子作用，控制启用了几个伪乡长（西张乡的宋宪云、上高乡的杨书山等），对我泰东一带的抗日工作破坏很大。我们接受社会部长王子健传达的组织上决定铲除李灿华的任务，摸清了李的住处和活动行迹，由内线情报工作人员刘令和配合派来的四名短枪班的同志，于某日夜9点将李灿华从狗窝里掏出来，押到泰山黑龙潭下边，用石头把他送上了西天。搜获手枪、二八匣枪各一支，并从他的日记本上，查到了些泰城以东的敌特情报关系，一一分别进行了处置。

职业特务李鸿祥，济南人，是一个投靠日寇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在泰安到处扒门子拉关系，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加入了"三番子"，拜师金衍庆（安清道义会委员），经济南日本特务机关介绍，在泰安日寇宪兵队曹长田中手下当特务。田中配给六支二八匣枪，指令他拉一帮能干的特务为"皇军"效劳，并限期把省庄、羊楼、颜张一带的八路根子拔出来。李鸿祥依照其主子的指令，在泰城东升平街路南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招兵买马，向城东省庄、羊楼、颜张一带安插敌特耳目。情报站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社会部长王子健，上级研究决定坚决除掉他。在王子健部长的安排下，把五区交通员、共产党员宋锡泉调到情报站，通过关系假拜李鸿祥为师，打入敌特内部。宋锡泉以与李鸿祥的师徒关系，日夜守住敌特秘密联络点上。后又把前省庄党支部的一名不脱产的共产党员李明进调来，由宋锡泉介绍给李鸿祥当亲信耳目。宋锡泉、李明进两同志，假做殷勤，取得了信任，牵住了李鸿祥的鼻子，以假情报把这个急切求功献媚的李鸿祥的四名干将骗到省庄，缴了他们的枪，杀了他们的头。事后我们放风李鸿祥私通八路，把人和枪都送给八路了。曹长田中得知此情大为恼火，便下令把李鸿祥活埋了。

伪县大有一个谍报组，这伙人成天活动在泰城四乡，刺探我党、政、军活动情况，侦察我工作人员行迹，同时把持泰城四关，劫掠出入城乡的群众，为敌效忠，坏事做绝。我们将此情况汇报给县公安局卢管彤同志后，根据上级指示，以内线关系刘顺三把该谍报组人员骗到徐家埠，由县公安局短枪班和区中队一举聚歼。当场打死3人，生俘4人，缴获短枪7支。伪县大队苦心经营的谍报组，~下子被我们端了锅。

孟宪炎，"七七"事变前任国民党泰安县党部执行委员，主持"清剿"共产党。1940年他回到家乡前省庄，与济南日寇特务机关人员郭进祥秘密勾结，在前省庄操纵了他的三个弟弟，发展了为他进行破坏抗日工作的前省庄小学教师司有容，联络并指挥该庄国民党员李长一兄弟，还有南十里河庄一个姓杨的。我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县委，县委命武工部门将孟、司二人及其重要分子抓捕归案，送交后方专署作了处置。

一次又一次的锄奸铲特，震慑了敌特工人员，使他们龟缩在泰城，轻易不敢出动，其残害抗日人民、破坏抗日工作的行为大有收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施展诱降，国民党当局则搞什么"曲线救国"，国民党军游击队纷纷投靠日本，结成日伪顽反共同盟，对我抗日军民实行军事进剿，"强化治安"。敌在徂徕山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咽喉﹣﹣邱家店安设了据点，派驻投敌的高松坡部驻扎，对徂徕山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威胁。当时我们的地方武装力量无力歼灭此敌。对此，县委指示我们，借助敌人的力量，搞垮高匪。

驻泰日军有一军曹叫度部，这人是反战同盟盟员，在日寇宪兵队分管伪军教官部。我们利用了他反战的一面，编造了有关高松坡部的一份假情报给了他。情报内容为：高松坡脚踏邱家店，引颈东望秦启荣，现在新泰县陈三坎亲使刘仲达密来高部活动。高现在济南大观园门前公馆里宴接林子清、欧阳怀丰（泰西的顽匪帮）。陈三坎、万金山均为原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的部下，后投靠日军。敌人接此情报，引起了疑忌，便把驻守邱家店的高匪300余人调到泰城全部收械，改编到道尹公署警备队，把连长以上的伪军官33人分别予以枪决和活埋。

叛徒顽匪刘伯戈，率匪众盘踞在莱芜县境，与日寇暗地里勾结，这些匪特分子凭借日伪军力量，专门破坏抗日工作，肆意杀害我干部群众。这时张超（我泰山军分区的副营长，战斗中被俘，在押期间与我敌工部接上关系，组织决定其以特务身份搞敌情工作）与我情报站取上联系，我们共同密策了一个搞刘匪伯戈的报告，送交给日寇军曹度部。报告内容为：刘伯戈是蒋介石的模范县长，他有蒋介石亲笔书写授予他的委任状。刘有一个很大的贪功晋升的野心，这个家伙是假心打八路，而真心打皇军。某年某日的莱芜被打、范镇被打都是他搞的（实际是我军打的）。刘伯戈不但会打皇军，还能叫皇军给他养兵练队哩！这伙国民党非我们泰安去办不可。度部以他排异的手段，给莱芜日寇宪兵队打了电话，命令抓捕刘伯戈匪徒。我会同张超带领一个小队的宪兵队去莱芜。到了莱芜协同驻莱城日寇宪兵，抓捕了刘伯戈的匪徒60名，用麻袋装扎运来泰城，经度部验证后拉到济南黄河边，全部抛入河里。

泰城社会积瘤"万字会"，隐藏着一群混世魔王，披着慈善外衣，打着"济世活人"的幌子，伪善欺世，愚民逞奸。当时代表这股反动势力的顽匪分子有李子非、郭光甫、张宝善、李秉贵等人。这些混世魔王，抓住会员愚昧的弱点，成天价在"万字会"里弄虚作玄，拜请关二爷"降坛垂训"，宣扬什么"保皇叔，保汉室","身在曹营心在汉","赤胆忠心，大义凛然"等训词。抓住悬心不安的伪军分子，灌输其反动思想，胡说什么"干汉奸是有罪，打八路是有功，等将（指蒋介石）来后，可以功折罪"。我情报站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县委后，县委指示我打入"万字会"，争取群众，揭露其阴谋，在条件成熟后，消灭顽匪分子。

为了打入"万字会"，组织上拨付了两千元伪币给我，让我冒充前省庄的大地主，以热心社会慈善事业，不忍漠视父老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向万字会奉纳微薄之力的名义，打进了"万字会"。

当时"万字会"会长李锡臣是个庸碌之徒，只知谋求生计，虚图世名，不热心于搞什么政治阴谋，但为了自身利益，也不得不从属于敌伪政治。正由于这点，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敌伪顽匪所利用。李锡臣贪得无厌，爱财如命，见到我有金钱奉纳，便拍手欢迎，称兄道友。为了党的工作，我假殷勤地为"万字会"事业卖力。经过一番策略性活动，很快取得了一些头面人物的信宠，爬上了"万字会"里的神权地位，当上了"天才"驾乩师。手中掌握了伪善欺世的神权，我便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智斗那些混在"万字会"的顽匪混世魔王。我以驾乩师的地位，掌握了神坛权，也就像他们那样，请神"降坛垂训"。但我每次请来的降坛神不是关二爷，而是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岳飞"降坛垂训"完全是"抗金报国"的训词。由于几个顽匪混世魔王被扯下了神位，在会员中也就降低了威望。条件成熟后，根据上级指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智擒混世魔王。我到处寻求良计，最后从可靠关系人员手中，搞到了一张欧阳怀丰从徐州购运枪支的交易凭证，加上了一份报告，通过内线人员之手，交给了日寇宪兵队。"查得李子非、郭光甫、张宝善、李秉贵等人，为国民党抗日部队招兵买马，拉拢队伍，事实证据现有……"。日寇宪兵队见此情报后，抓捕了张宝善、李秉贵二人，把他们杀死在宪兵队。李子非和郭光甫闻讯逃窜，日后通过多方活动才算了事，安藏在家，再没敢出面做有损抗日的事。这样就使顽匪在"万字会"里的活动销声匿迹了。

1942年，日寇"蚕食"徂徕山抗日根据地前后，逮捕了一些抗日工作人员和群众，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关押在泰城日寇宪兵队。上级指示，想尽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营救我们的同志。按照上级指示，找到我们的内线关系朱栋臣，告诉他："上级指示我们，要求你尽量营救被捕而关押在日寇宪兵队的人，最好别伤害一个。"朱栋臣接受这一营救亲人重任后，便积极地进行营救工作。他一方面日夜不停地逐个审讯被捕人，根据审讯了解的情况，给每人伪造了一份未经本人见到的悔过书，向宪兵队长汇报，说捕来的这些人，统统的不是真八路，他们都呆得连句话不会说，光知道"苦力"的干活，怎么能干八路？另一方面他又编造了一套日寇爱听的谎言，哄骗日寇。日寇宪兵以为"天皇"的大东亚政策征服了中国人的心，真的把关押在日寇宪兵队的人放了出来。亲人被营救了，日寇所得到的却只是几百份伪造的假反省书。

驻泰城的日寇作战部队，有多势部队、奥中部队，总兵力600余人，成天四处"扫荡"，特别是奥中部队，在泰山东北的二王庵的一次战斗中，给了我们很大挫伤，因而敌伪的气势非常嚣张。这时，组织上认为必须给敌人一个有力打击，叫敌人知道八路确实厉害。用什么办法打击惊扰敌人呢？通过情报关系了解到，日寇屯积在泰安车站北兵营内的军需物资很多。日寇从东北运来的军需马草，堆积如山，仓库内存有军粮五六十吨。因此研究决定由在日寇兵营内干"苦力"的朱寿明执行纵火烧日寇兵营仓库的任务。

朱寿明接受任务后，于某天的下午两点时分，利用熟悉地形的条件，带火种（火柴、油料）人不知鬼不晓地爬进兵营仓库院内，迅速地在草料堆四周塞上火种，然后再把火种引入仓库（仓库门墙都是木制的）。朱寿明纵火后，急速爬出院外，顺山沟逃遁。顿时日寇兵营仓库院内，浓烟四起，火舌冲天。等日寇发觉封围兵营仓库时，火势大作，难以进入。日寇只能望火生畏，无力扑灭。一场大火，把日寇的几百吨军需粮草化为灰烬。

火烧日寇军需粮草，震慑了泰城的敌人，全城敌人惶惶不安了好些天。

1942年7月，驻泰日寇纠集近3000人的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祖徕山区施行"铁壁合围"、"蚕食"、"清剿"。为了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上级指示我们寻机破坏敌人的军需兵运。我们就从各方面密切注视日伪军的动态。一次，张星斋从驻防泰城登云街的日寇师团司令部（柳川）翻译官高仓（朝鲜人）口中得知了柳川司令部从青岛方面向鲁中调遣日军一部。我立即去大河火车站，找内线关系搬道工肖 xx （肖原在泰安火车站），向他交待了巧撞军车的任务："当前日寇调兵遣将，'扫荡'抗日根据地，运兵的列车很多，你一定找机会，来一个兵运大破坏。"肖接受任务后，成天瞅着来往的日寇军车。某一天夜晚，他凭借职业的本能，把北来的一列兵车撞在了南来的一列货车上，使敌人伤亡200多人，其中有一名日军大佐。

还有泰安火车站东道口搬道见习工刘兴邦，接受了破坏敌军运的任务后，随时找机会了解日寇列车运行计划。1943年春某一天下午，了解清楚了南北行经泰安站会车的列车车次，便弄了些酒菜，到东道口和值班员高金元（朝鲜人）吃酒。高金元是个好酒之徒，平常好敲在铁路上干"苦力"的竹杠，人们恨之入骨。刘兴邦以搬道叉见习工人的低下身份，对高殷勤敬酒，把高灌的酩酊大醉，刘兴邦趁机偷偷地把南北入站的道叉顺到一股线上就溜走了。两列火车相撞的巨响，震惊了全站日寇人员，也震醒了高金元。他睁眼看时，两列军车的车尸横躺在火车站。高金元吓呆了，日寇则惊叫哀鸣！

巧撞军车，破坏日寇的军运，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

在残酷的斗争中，一些经受不住考验的抗日工作人员有的被捕变节，有的投敌叛变，对抗日工作危害甚大。当时县委指示泰城地下工作情报站，对叛变投敌分子，要采取镇压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置。一是取得联系陈述利害，争取回归；二是取得联系，控制其在敌区的活动；三是对那些出卖组织，死心塌地效忠敌人的要坚决除杀。

1942年，原在泰北行署工作的贾相臣叛变投敌后，成天在泰城外20里路内，为敌伪搜集我方情报，对抗日工作危害极大。此情向上级作了报告后，上级决定公开除杀他。随后县委安排岱峰区区中队的一个战士，假叛变去投靠他，把叛徒贾相臣骗到指挥庄，捆绑起来，处死在芝田河滩里。

原泰安县大队战士王永淦，投敌叛变后，对抗日工作总是竭力破坏。1942年日寇"蚕食"徂徕山抗日根据地时，他伙同敌人杀掠邓、许二庄的抗群众，罪行累累。根据县委、县公安局指示，我们把他骗出，砸死在泰城的宫后门街。

1943年，区干张继臣投敌叛变，在日寇宪兵队干特务。他依仗熟悉我地方工作，向敌人和一些老特务提供情报材料，破坏我们的工作线索，上级决定除掉他。但张继臣的警惕性很高，他总是不单独地、轻易地出泰城。对此，我给他伪造了一个假叛变真通八路的证据，转给了济南分驻泰城的特务机关﹣-"浅石洋行"，被日特阿部抓起来，弄到济南处死。

1943年6月，原泰安县工委书记王百原叛变投敌。这一事件的发生，对我和泰城地下工作情报站是个极大的威胁。因为王担任泰安县工委领导工作，完全知道我泰城地下工作情报站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在王到泰城的同一时间，于深夜两点叫我撤出泰城，到了前省庄会见了县公安局的卢管彤同志。卢管彤同志向我讲述了王百原投敌的情况，并说："估计王百原投敌后，可能拿你向敌人献功，破坏我们泰城地下工作情报站，所以先把你调出，观察几天动向，再研究对策。"第二天中午，我派人把张星斋请到省庄，说明王百原叛变投敌，我暂时躲避一下，叫张回城后，不露声色地向他那些在日寇宪兵队干特务的弟子作个部署，随时汇报王百原的活动情况。如果三日内没有抓捕我的风声，我就可以回泰城。

县委和公安局研究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妥善地应付王百原的叛变事件，绝不能让泰城地下工作情报站遭受损失和破坏，而且也不能轻易地把情报站撤出和放弃。当时领导上考虑，王百原投敌的消息一旦在泰城传开，再加上弄个张一新失踪，会引起我们在敌人内部的工作关系人员慌乱，招致不可预想的恶果。为了坚持泰城的地下情报工作，不使敌内部的工作关系发生变乱，组织最后决定，还是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回到泰城坚持情报站的领导工作。

几天之后，张星斋亲自出马，向叛徒王百原作了侦察性探视。张星斋按照组织的指示，以叛徒、特务总师父的资格，泰城士绅名流老前辈的身份，向他表示了关怀和慰问，并委曲婉转地向王说："王先生来城，本应早作问候，恕我年老，做事迟缓，请勿见怪。今天和王先生虽系初见，但如同故友相逢，我身边的晚辈（指特务徒弟），没有一个外人，都是从难坑里跑回来的。不知王先生和我店里的会计张一新也相识吧？他过去也曾干过几天八路，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王百原随合应声："认识！知道！他比我好，他脱离八路比我跑得快，跑得早。"张星斋接着说下去："一新七天前到德州去了，今天由我代他给王先生'接风'。一新如同我的子侄，今后请王先生看在我的面上，对一新多加原谅，多有帮忙。"王百原低声地向张星斋说："请告诉一新我很好，叫他放心。"

一场试探，了解了王百原心情内疚。第五天的夜晚，乘无人之际，我独自一人，闯入了王百原住屋。王见我突如其来地闯进屋内，马上又表态又发誓似地对我说："一新同志，你别害怕，你好好地干。我不是叛党，保证不出卖你的工作。我要通过保全你的工作，向组织换留我的脑袋，今后的死活全在你身上。一新同志你要相信我。"我严厉地警告他："你出卖我，那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你还是多想想抗日的军民，我们的同志。只要不出卖他们，伤害他们，搞点敌情工作，将功折罪，今后是有可能保留你的脑袋的！你想想吧！"

威镇叛徒，化险为夷。尔后，又接到组织上决定：一定要把叛徒王百原打死，消除隐患，消除他对党内外的极坏影响。我即布置内部工作关系刘令和，秘密打死他。叛徒王百原警惕地发现了有人跟踪，便找到我竭力表白他投敌的原因和投敌后对组织的思想态度及要求，反复申述他投敌只是人身上的行动，组织关系上、思想感情上没有离开八路军。同时检讨了他投敌后，为了应付敌人，不得不带敌人骚扰了一下吴子玉的家庭，那是他的罪过，除此再没做半点坏事。最后恳求我向组织上多说好话，哀求组织上别处死他，并坚决表示，今后多做些对抗日有利的事。此后，王百原一直不断地与我保持着联系，搞了些有利于抗日的可靠情报。我将此情况报告给县委，撤销了打死王百原的决定。

泰城地下工作情报站几经风险，坚如磐石，继续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本文为张一新同志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