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别想着教育人，说自己想说的吧

别想那么多，就写自己最想写的好了。

想得多野心大，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雨果《巴黎圣母院》写了半年多交稿，浪漫主义的传奇。

晚年《悲惨世界》前后酝酿二三十年，终于写出来。

然而粉了雨果几十年的福楼拜，读下来，难过到大爆发：

他说《悲惨世界》不真实，每个人都性格死板，像悲剧里的人物。“生活里哪有像芳汀那样的妓女，像冉阿让那样的苦役犯？”而且大篇说理，讲得都离题万里。

福楼拜还是爱雨果的，他还替雨果找补，说他是故意写得不伦不类——但他最不满意的，就是雨果试图教育读者。然而福楼拜已经如此明智了，自己后来也犯了类似的问题：

福楼拜年少时，根据他爸爸一个学生欧仁·德拉马尔家里太太韦罗妮可的经历，写了《包法利夫人》。这本书清晰明快，简洁直率，遂开一代文学先河。

但福楼拜晚年，也有了雄心，耗时五年考证迦太基历史，试图以考古学精度还原古代战争史诗，写了《萨朗波》——听说过这部的诸位，就比较少了吧？有评论家吐槽说，这书简直像博物馆说明了。

类似的，纳博科夫在欧洲时写的半自传体《天赋》不算红；后来趁自己假期时顺手写的《洛丽塔》，虽然被误读，但举世畅销，他也得以财富自由，不用再当老师了。

于是写出了学究范儿十足的神作《微暗的火》——这本是好小说，但销量，当然远不如《洛丽塔》了。

如果只论宏大叙事、历史规律，《三国演义》肯定热闹过《水浒》、《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毕竟张口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但作品好坏，不在这个。

好小说的各类宏大意义，是读者论者总结提炼出来的。但《金瓶梅》鲜活的对白，《水浒》白描的动作，《红楼梦》的言辞口风，《西游记》瑰丽的想象力与戏谑，是其美好所在——使命、意义，那是附带的。

这里当然有个曲高和寡的问题。白居易自己就曾跟元稹感叹：大家都喜欢他的杂律诗和《长恨歌》，然而他自己更喜欢的讽喻诗和闲适诗，反而没那么受欢迎。当然他也承认：讽喻诗激切质直，闲适诗恬静迂缓，不被人喜欢也正常。

的确有许多作品，得时光淘洗才见本色。

但更多的作品，是索性就流传不下来。

最后，最可能传世的，大概，相对最真诚的作品吧？

博尔赫斯出了名的虚构大师，写东西时七拐八弯旁征博引。但他有个观点：作者写到最后，或隐或显，一定是绕着弯写自传。

卡夫卡自己写那些小说时，大概都没太想传世，临终前把书稿留给哥们马克斯·布罗德，让他毁掉，布罗德把这些书出版了，遂成传奇：卡夫卡的小说，基本是办公室环境和他那个变态爸爸给他的压力催生出来的，比如《变形记》，结果成了一代宏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百年孤独》，最有名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个小说，是以他爸妈为原型写的。

巴尔扎克进过法学院，跟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当过实习，非常熟悉民事诉讼流程。所以在伟大的《人间喜剧》里，对种种金融投机和法律程序了如指掌，以及，当然，他笔下最丰富多彩的就是各色贪婪的金融吸血鬼。

村上春树年近而立在自己开的爵士乐酒吧餐桌上，写自己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小说大多数故事就发生在爵士乐酒吧；几年后，在他的小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主角自己开了个爵士乐酒吧。

麦尔维尔18岁就上船当了水手，22岁成了捕鲸水手。32岁，他写了传世的《白鲸》。

《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就是托尔斯泰自己。

福楼拜自己也曾是个浪漫主义入脑的少年，之后才苏醒，所以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菲茨杰拉德自己被杰内瓦和泽尔达两个富家美女甩掉过，在泽尔达家附近租房子看着她家的绿灯写《天堂另一边》；这个绿灯细节，后来还被他写进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杰内瓦和泽尔达就是他的黛西。

不一定要百分百还原，但亲眼看过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人，写起家道的浮华与没落才最痛切真诚——《红楼梦》的读者自然明白的。

大概，越是抱着宏大使命，越容易想教育人，越容易写岔了。

少想着教育别人，多写点自己想写的，反而容易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