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都无法超越的经典：中国铁路路徽，是被哪个牛人设计出来的？

1949年，铁道部在报纸上发出的一则征集启事，引爆了众多设计师的热情。

数千个创意汇聚北京，其中一枚看似普通却内涵深远的图案，最终脱颖而出，被新中国正式选中，成为象征全国铁路系统的标志。

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设计者既非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也非铁路行业的内部人员，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交通部职员。

他是谁？他的灵感从何而来？又为何这个图案可以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49年的北京，仍处在解放初期的余震之中。

尽管战火已熄，城市尚未完全恢复生机，但街道上依旧能看到肩挑背扛的行人、急匆匆奔波的工人，大家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添砖加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昂扬与希望。

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则看似寻常的通知，悄然间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通知由军委铁道部发布，言简意赅地写道：

为统一新中国铁路系统形象，现面向全国公开征集铁路路徽设计方案，参与者一旦中选，将获得丰厚奖励。

乍一看，似乎是个简单的征集的活动，但当时的群众眼里，却是一次难得的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

毕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标识图案，而且所征内容关乎“国家交通命脉”的铁路系统，象征性极强，也极具荣耀。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设计圈的广泛关注。

无论是专业院校的师生，还是民间的画匠工匠，甚至一些普通市民，只要略懂绘图技巧，几乎都跃跃欲试。

在当时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人连一张完整的坐标纸都要反复使用，但大家的热情却前所未有的高涨。

有位美术老师甚至把自家藏了多年的宣纸分给了几个年轻人，说：

“这是国家大事，你们尽管用，做得好了，这张纸就是历史。”

短短一个月时间，铁道部的办公楼几乎被稿件堆成了山。

根据当年负责接收设计方案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段时间里，每天早上还没开门，门外就已经排起长队。

有背着画筒的，也有拎着帆布包的，甚至还有老人拄着拐杖来递交稿件，人人脸上写着严肃与自豪。

截止征集期满，军委铁道部共收到3248件参赛作品，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各地的民间精英与创意人才。

这些稿件风格各异，有的写意，有的写实；有的强调机械感，有的注重象征意义；有的甚至别出心裁地加入了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元素。

北京铁道部的大楼几乎成了一座临时美术馆。

为确保公正与透明，铁道部决定将所有来稿编号后，统一对外展出，并广泛征求铁路职工及相关群众的意见。

许多观众围在作品前激烈讨论，提出建议或质疑，就像在参加一次庄严的“国家设计大考”。

为进一步规范甄选流程，铁道部还特别成立了“路徽图式审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阵容强大，成员包括来自中央宣传部、北平市文委的领导同志，还有几位在美术领域颇有声望的艺术家。

这些专家们不但要从专业的角度审视图形结构和美感，还要深挖每个作品背后的象征意义，以期找到最能代表新中国铁路精神的图案。

在初审阶段，部分稿件因过于繁复或不具备应用性被淘汰；

复审阶段，则重点筛选那些兼具美学与实用价值的作品；

终审时，专家们更是就每一个细节进行讨论，争论许久，唯恐错过一个真正能代表国家形象的杰作。

为了让评选结果更具代表性，委员会还将部分入围作品带到各大铁路枢纽点进行实地征询，在火车站、机务段、车辆段等地，请一线铁路工人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方案。

这种上下结合、广泛参与的方式，使这次设计评选真正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视觉盛宴。

在三千多份堆积如山的设计稿中，那张用坐标纸绘制的简洁图案，乍看并不起眼，却最终震撼了整个评审委员会。

其设计者的名字，不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不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更不是铁路系统的内部人员，而是一个在交通部任职、其貌不扬的普通技术职工陈玉昶。

陈玉昶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普通满族家庭。

他从小聪明伶俐，尤其擅长几何与图画。

1930年代初，他被送往日本求学，进入山口高等商业专门学校深造。

后来，陈玉昶毕业归国，由于战事纷扰，他的足迹一度难以考证。

而到了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关键节点，他已在交通部担任职务，属于典型的“搞技术的”。

与铁路系统并无直接关系，也从未在艺术界露过脸。

可正是这样一个沉默寡言、不善张扬的“门外汉”，在路徽征集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

陈玉昶读到征集通知的那一刻，眼神骤然亮了。

他对铁路并不熟悉，却对“设计”二字有着本能的热情。

“这是一件大事。”回到家后，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上拿下厚厚的一叠画图纸。

这不是普通的白纸，而是他特意保存的坐标纸，那种当时在市面上并不常见、通常只用于精密绘图的工具。

他先后设计了多个方案，有的模仿火车轨道，有的尝试将红五星与铁轨融合，还有一稿甚至参考了传统窗棂纹样。

但他自己都觉得“不够有神韵”。

直到十多天后，他终于画出了那张令他满意的设计图。

设计完成后，他在图纸上用精细的小字标注出每一个细节，从笔划粗细，到弧度角度，再到比例换算。

在那个讲究“实用第一”的年代，陈玉昶的设计不仅表现出深刻的象征意义，更难得地兼具技术美感与应用可行性。

这种“素而不凡”的风格，恰恰与当时的新中国精神不谋而合。

更令人动容的是，作为一名外行，他竟能在没有任何铁路经验的情况下，准确提取出铁轨横截面的精髓，并与“工人”“人民”等政治符号有机融合。

最终，这一张由“门外汉”手绘的图纸，最终击败了上千份作品，成为中国铁路至今不变的视觉符号。

设计之外，是他对于时代的理解，对于国家的热忱，和那种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

陈玉昶的那张设计图，若只从视觉上看，无非是几个简练的几何线条组合而成，上下结构对称，整体造型宛如一个从正面驶来的火车头。

当我们走近，细看那每一笔每一划所蕴藏的寓意时，才真正领会到这枚标志为何能够穿越七十余年的时光，至今仍稳稳地矗立在中国铁路的门面之上。

设计整体呈垂直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是一个抽象化、图形化的“人”字，其线条干净利落，笔直之中带有曲线的柔和，左右两“臂”微微张开，呈接纳姿态。

这一形象，既像是一个人站立着张开双臂，又仿佛是一种迎接未来的姿态。

正如陈玉昶所言：“新中国是人民的，新铁路也必须是人民的。”

他以一个“人”字，承载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石，让整个标志从视觉起点就牢牢扎根于时代精神。

而这个“人”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形态经过巧妙变形，与下半部分自然衔接，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下部的“工”字图案，就像是这个“人”稳稳站立的基座。

这个“工”字，既是工人的象征，也是铁轨的具象演变。

陈玉昶曾专门研究过当时铁路标准化建设中所采用的钢轨规格。

他将标准的39公斤重的钢轨横截面进行了图形简化处理，使其既保留了工程结构的坚固感，又不失视觉上的美感。

细看这部分，底部横向粗实、顶部中柱垂直延伸，与“人”字的下端自然过渡，构成一个完美的“人立于轨”之意。

更为巧妙的是，“人”与“工”结合起来后，整体图形又像极了一列蒸汽火车的前脸。

远看，是一列火车直冲而来；近观，是“人民”和“工人”的象征彼此依托，凝聚成一个不可动摇的符号。

如此层层嵌套的象征意义，既不显突兀，又在视觉语言上实现了极大的统一与简洁。

在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铁路作为“工业血脉”承担着运输、连通、复兴的重要使命。

陈玉昶设计中的“人”，正是象征着人民群众亲手建设新国家的主人公地位。

“工”与钢轨，则是工人阶级和铁路产业对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

再加之整体如火车头般的造型，寓意着新中国正如同一列喷薄向前的列车，疾驰于复兴大道之上。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图案虽然早早脱颖而出，但最终定稿时却做了一处看似细微，实则意义重大的调整。

“人”字两臂末端的角度。

陈玉昶在最初的设计中，将“人”字的两臂设计为锐角，犹如一双手臂高高扬起，象征着激情、进取与蓬勃的斗志。

而到了最后正式启用的版本，这一处却被调整为直角设计，显得更加规整、平稳与端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当年的修改者没有留下明确说明，但从视觉与心理层面来看，锐角设计更具动感与张力，而直角设计则更具秩序感与权威性。

在当时国家政权刚刚建立、各项制度急需统一之际，选择更为庄重、稳定的直角形式，无疑是更贴合时代需求的。

可以说，这个由“人”与“工”组成的图形，是那个时代视觉语言的一次高度浓缩与提炼。

它以最质朴的构型、最准确的象征，达成了设计的终极目标，让人民看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久。

一个“人”，一个“工”，两者合一，汇聚时代精神；一个标志，一段传奇，穿越岁月依旧闪光。

195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位置刊登了一则来自铁道部的官方公告：正式确定陈玉昶所设计的铁路路徽为新中国统一使用的铁路标志。

从那一刻起，这枚简洁、庄重又富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大火车站、列车车头、职工制服乃至行政文件上。

它逐渐渗透进亿万民众的日常视野，成为共和国铁路系统的“国家脸面”。

此后数十年，中国铁路系统不断发展变化，从蒸汽时代走入电气化，再迈向高铁网络全球第一的辉煌时代。

但这枚路徽却从未更换过样式，始终以最原始的姿态，被一代代铁路人所珍视、佩戴与传承。

它不仅是一份象征，一种归属感的载体，更是一段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见证。

当我们站在高铁站台，看着复兴号飞驰而过，目光所及之处，那枚依旧端坐于车头的红白图案。

它已然超越了“标志”的功能属性，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曾褪色的记忆，也成为一段民族工业设计史中不可抹去的高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