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北京城的立体史书

《北京城好石碑》闫霞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晨光中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祠墓碑区

“增修三晋庙碑”碑座上的披发狮子

《北京城好石碑》的付梓为中国石刻文化研究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这部著作是闫霞多年保护和研究石刻文化的心血，展示了北京石刻文化的独特价值，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石刻无比热爱和珍视的情愫，翻看书页令人动容。

承载着族群记忆

石头与人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很早就作为人类的各类工具，例如房舍路桥的建材、农业狩猎工具等，成为世界各地璀璨文明的标志性物品和重要载体。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三百多万年之后，人类文明进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对石头的加工更加精细，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我们的先民喜欢在石头上留下图像和文字，比如在江苏连云港发现了被考古界称为“东方天书”的将军崖岩画，一万多年前先民绘制了星空图；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了七千多年前古人在长方形石条上绘刻的“太阳人”图案，神像头顶太阳，腰部有星辰环绕，体现了先民的丰富想象力。铭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更弥足珍贵，因其能够表达丰富的历史信息，见证历史真实发生的时刻。《吕氏春秋》记载了大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铭文石刻成为表达帝王将相丰功伟绩的重要方式，所以“铭刻”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动作，还表达了永久清晰的族群记忆。我们熟知文化价值极高的秦始皇东巡刻石，《史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刻石的经过和石刻内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碣石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歌颂秦德、追忆历史，以及作制立法，影响后世。

金石之学是中国一门古老的学问，形成于宋代。金主要是古代的鼎彝之器，石就是古代的石刻。经历了唐宋变革重要的历史阶段，宋代的社会经济、世风审美与隋唐相比呈现明显的差异。两宋时期有不少士大夫偏好金石器物的收藏和考辨，例如欧阳修编纂金石学的代表作《集古录》，赵明诚著述《金石录》，郑樵的《通志》也开辟了《金石略》，成为二十略之一。直至清代乾嘉学派兴起，金石的学问进入一个高潮，学者从多方面研究金石，以顾炎武、钱大昕为代表，注重使用金石考辨经史，翁方纲、黄易侧重鉴藏，包世臣专攻金石书法。晚清民国集金石学大成的学者当数沈曾植，他重视碑帖的收藏鉴定，并充分利用碑帖内容钻研舆地变迁。晚清时期各国列强觊觎边疆地区，沈曾植曾在总理衙门供职，参与处理边疆事务，从而关注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沈曾植的治学理念得到了王国维先生的高度认可与赞扬。

石刻是景观的重要组成

石刻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北京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拥有极其丰富的石刻文物，大量石刻文物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在五塔寺的基础上于1987年成立，五塔寺以金刚宝座塔闻名于世，是国内现存同类塔中最大、最精美的一座。五塔寺地处北京西直门外风景优美的长河岸边，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赐名真觉寺，明成化九年（1473年）建成。金刚宝座塔前曾有成化御制碑：“寺址土沃而广，泉流而清，寺外石桥，望去绕绕，长堤高柳，夏绕翠云，秋晚春初，绕金色界。”清代雍正年间改称正觉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经历了一次重修。长河是明清以来京郊著名的风景游览带，《帝京景物略》中有详细描写：“高梁桥水，来西山涧中，去此入玉河（长河曾用名）。辞山而平，未到城而净，轻风感之，作青罗纹纸痕。两水夹一堤，柳四行夹水。松之老也秃，梅之老也秃，柳之老也，逾细叶而长丝。高梁堤上柳，高十丈，拂堤下水，尚可余四五尺，岸北数十里，大抵皆别业、僧寺，低昂疏簇，绿树渐远，青青漠漠，间以水田，界界如云脚下空。”自然环境与人为活动结合一起，构筑了经典的文化景观，河流湖泊、庙宇宫观、城池园林，这些景观中石刻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

今天的五塔寺珍藏了北京地区各类石刻文物，见证了北京的成长与发展过程。《北京城好石碑》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皇城余晖、御碑风流、青史有名、寻碑访古，甄选了36件（套）石刻珍品。这些石刻珍品很多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借由它们，可展读北京城的历史。

见证北京的成长

我的研究方向聚焦于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与该书第一部分“皇城余晖”联系密切。该部分收录了9件（套）石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阙、北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隆福寺御制碑、北海大慈真如宝殿铜塔塔座、文渊阁御制诗碑、烟墩碑、钟楼碑、汇通祠乾隆御制诗碑、普胜寺创建碑和重修碑。我从中选取3件（套），来展现它们蕴含的文化魅力。

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阙：1964年在北京八宝山西部发现的东汉陵墓双阙，刻有精美的纹饰与铭文。其上明确标注着具体年份和匠人姓名——“永元十七年（105年）四月卯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这是迄今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刻。东汉时期，今北京地区属幽州广阳郡，书佐本是办理文书事务的小吏，却使用规模宏阔、形制精美的神道石阙，不禁让人遐思：这种僭越汉制的动机是什么？是个案还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又对当时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历史的细节在石阙上得以具象化。每当我站在石阙前，都会想到东汉朝堂与个人、家族、社会的互动关系，当然，答案也可能很简单：位高权重者恩赐，或者书佐的儿子秦仙家里有的是钱。

北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1971年拆除北京明城墙时被发现。宋天圣年间所著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被医学界誉为第一部国家级针灸腧穴规范。宋仁宗诏令将图经刻于石碑，与针灸铜人一同置于汴京开封的大相国寺仁济殿。元代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将图经石碑移至大都，与阿尼哥修复的针灸铜人一并安置在太医院三皇庙神机堂。明朝正统七年（1442年），因石碑刻字漫漶，明英宗下令重新制作石碑，重铸铜人。之后，宋代天圣刻石被劈毁后筑入城墙，宋天圣针灸铜人不知去向，直到1971年，这块残碑在拆除城墙时重现于世。我对针灸一窍不通，但图经石碑和针灸铜人作为朝廷钦定的规范标准，其近千年的命运流转，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王朝都城从北宋开封到元大都，再到明清北京的空间迁徙，更已超越医学范畴，成为昭示朝代正统性转移的历史印记。

汇通祠乾隆御制诗碑：汇通祠原名法华寺、镇水观音庵，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皇帝诏令疏通河道，重修镇水观音庵，并赐名“汇通祠”。长河汇集西山泉水，先流经今已消失的太平湖，再过水关进入北京内城的积水潭，继而经御河注入通惠河，为北运河供给水源。水关南、积水潭北的圆形土丘上，就是汇通祠。汇通祠建在土丘之上，南临广阔的积水潭，借地形高差形成独特景观，而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碑则为汇通祠增添了皇权色彩。碑阳刻《汇通祠诗》，碑阴刻《积水潭即景得三绝句》，碑身西侧刻《瞻礼一律》。乾隆皇帝对汇通祠和什刹海景观喜爱之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朝堂对运河和漕运的重视，汇通祠堪称“京杭大运河第一祠”。

这3件（套）石刻恰好见证了北京从东汉时期的边疆重镇到元明清都城的成长历程。然而这仅是北京石刻的冰山一角，《北京城好石碑》用更加优美的文字，细致入微地阐释了它们的美，就像书中序言所讲：“北京城的碑刻如同散落时空的拼图，每块石碑都是打开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它们或许没有青铜器的神秘光环，不及瓷器玉器精致讨巧，但这些栉风沐雨的石质典籍，始终以最本真姿态守护着城市的集体记忆。当我们驻足在长满苍苔的碑阴前，指尖拂过漫漶的刻痕，仿佛能触摸到古人书写时的呼吸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