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纵向的历史原型相对，横向的主动整合过程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

其实历史原型的研究，就是很多年前我所说的“附庸风雅”，它是文化发育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组件。当然，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层累的结果，我们当然需要研究横向的影响机制，不过横向的方法就是另一种模式了，可以说是主动整合过程。如果说纵向的附庸风雅是一种历史的、被动的、不完全自觉的影响，那么横向的主动整合，就是共时的、主动的、自觉的影响了。这种影响可能是商业的，也可能是法律的，抑或政治的，但总而言之，是需要舆论的。而这就和布尔迪厄等等所云的文化资本，搭上了关系。

日本东京都的秋叶原

这种影响其实从政治集权和金融集权两类政治经济学结构中都能看出来，由于形式的隐蔽性和开放性，后者的主动整合效果更好一些，当然，如果从根子上说，则和我们之前分析的протестантский的历史原型是一致的，因为它倡导的是无限可分的结构，这种不断解构的过程，会打破大量的“陈规旧俗”和“繁文缛节”，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更多的亚文化，其“供给的”文化产品也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jiao确乎是一种文化资本了，因为它在衍生更多的产品出来。

马丁·路德

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的和印度的，这两类的“历史原型”也具有同样的结构和功能。总的来说，这三类文化里面，新jiao是靠不断瓦解和世俗欲望驱动创造新的文化的，而日本的和印度更像，因为他们某种意义上说都与前者重合或部分重合，日本更强调毁灭和净化，世俗的作用更强；印度的三相神确实包含了毁灭、新生与创造，但总的来说，印度社会是更加偏religion特质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三者都具备毁灭的一方面。

印度寺庙中的梵天石刻

这并不是说，新jiao就没有religion的一方面了，这一方面是依靠jew去实现的，这个在对jew和мусульманин群体特性的“历史原型”分析里面已经写了，这也是金融集权的一个“历史原型”与“理论基础”了。补充一点，就是我在道德的可分性与矛盾的分析里面提出的“无道德”“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三分法，这个其实也和文化特质属于解构还是建构有关，解构的，在这方面就更容易放荡，而建构的，则不容易出问题。

赎罪券发售情形（木刻作品1530年）

这种历史原型，会通过政治经济学结构，对精英阶层产生影响，对普罗大众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受影响更深刻的是后者，因为后者是接受规则的，而前者制定规则，规则的变迁，包括软约束和硬约束，这是相对于庶民而言的；对前者的制约，则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结构中不易变的一方面，可以再度划分出软制衡和硬制衡，他们都会提供奖赏和惩戒，进而形塑主动整合的效果、效力。

东京晴空塔所见的东京全景

因为历史原型也有可能因为主动整合的推进，而创造出新的历史原型来，层累的结果也会大不相同，从本质上说，如果控制变量，把历史原型像手风琴一样压缩回最瘪的状态，那么，我们也能透视其中的软硬约束和软硬制衡，制衡和约束之间的传导关系，其实就是共时尺度下的主动整合模型的核心内容。

消极的和积极的，其实从另一个维度上说，就是被动的和主动的，义务的和自愿的，为了拟合出更真实的情况，我们不妨把马斯洛金字塔也考虑进来，作为个体反应的重要环节。

马斯洛金字塔

附庸风雅机制实际上是满足马斯洛需求里面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体现，虽说生理、安全和爱与归属三项，虽然看似是基础的，但并非与头上两个需求无涉，因为他们涉及到的内容，例如性、食物、安全、就业、资源、财产、情感、归属、友谊和家庭，实际上都是要接受“自我实现”和“尊重需求”两项里的解决问题、接受事实、道德、自尊、自信、成就、尊重等维度的审视，并和他们有关。

也就是说，这些物质的存在与活动，都是需要在意识层面被审视的，被刻画的内容。在这个方面，有两个维度的矢量，一个是“有利”，另一个是“好”，一个是从满足主体的需要方面考虑的，而后者则主要是从文化体系之中获得较高评价的，或者是系统评价、客体评价。那么，他们之间变化的异同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中得到答案。

马斯洛金字塔中五种需求的发展变化情况

这幅图里面显示了5条曲线的变化情况，生理需求是持续下降的，而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则是先升后降的，只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时持续上升的，而且在其他几个需求都达到低点时，它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在横坐标“心理发展”一栏中标出的ABC三段，我们从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可以分化为“道德起源阶段（安全、生理与爱三甲期）”“内生道德崛起阶段（爱、安全、生理三甲期，同时表现出尊重、自我实现和爱三甲过渡期的特征）”“外生道德崛起阶段（自我实现的需要达到高潮、尊重和爱的需要衰落，但仍然位列三甲）”。

之所以说“内生道德”和“外生道德”，是从尊重和自我实现两个门类的需求考量的，在内生道德阶段，尊重需求更多的是依靠“自尊”，自我的满足，即“我的评价”对“我”最重要的阶段；而外生道德阶段，则是道德评价开始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期，这个“道德评价”是外界的评价，自我的评价仍然存在，但很显然，外界的评价作用更强大。这是与庶民到精英的个人曝光面决定的。

内生道德阶段并不意味着人会发展出道德，更不意味着人会形成积极道德，积极道德和人的禀赋、人的认识都有莫大的关系。外生道德阶段，是指人在受到外部评价的情况，会在多大程度上改观自己的道德，即便这种行为不是自愿的。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为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不道德行为的冗余，还有基于历史原型提供的个人规范中对个人行为容忍的广度和强度，而释出的不道德行为的冗余，这两部分冗余，构成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区别、界线和差异。个人、家庭、社区构成的私域和半私域，以及公共场域，合起来就是道德和法律发挥作用的全域。在全域内，两者发生作用的强度也是有区别的。

一般来说，道德的要求强度，是以个人为基点，由私域往公域减弱的；当然，从评价角度来说，由于公域的声音源更多，更容易造成谴责，但因为利害关系的浅化，实际上以“压强”论，仍然是私域的个人端最为强烈；而法律，则是由公域向私域衰减的，因为公共场所下执法的力量最强，其“压强”最高，而个人之间，特别是家庭内，则很少会出现对簿公堂的情况。两者的交叉点，其实就在社区等中间点，如果严格说，仍然是家庭作为“中继点”的。

通过调节“硬约束/制衡”，即法律和事实上存在的政治经济学物权“规矩”，和“软约束/制衡”，即道德和声誉、意识形态等人事“规矩”，“历史原型”和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体，在“主动整合”的过程中形塑着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新老制衡与约束关系，则是主动整合中的主动方和被动方，两者会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不断博弈，最终形成一种“整合”的文化，当然，更多时候，在新力量更大的社会，老的更容易被取代，而相反的情况下则会产生对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