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在抗战期间的政治活动

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人物，也是民盟和民建的创始人之一。在黄炎培身边，围绕着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他们以职业教育为己任，奔走国是，参与政治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投身抗战大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协调党派关系，促进国共合作。1945年7月，黄炎培应邀访问延安，此次延安之行，特别是与毛泽东十几个小时的促膝长谈，澄清了他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他的眼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中的重要转折。

积极促进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的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时间灭亡中国。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主要负责人黄炎培被推选为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发动工商界力量，投入抗战救亡工作；同时与职教社同人一道动员民众，筹建难民所、组织医疗队和后方医院，收容安抚战区难民，救护负伤战士。黄炎培还组织了青年战地服务团，在硝烟弹雨中为军队服务。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间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各党派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对于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黄炎培大力拥护，他以国防参议员身份奔走各地，呼吁抗日。1937年12月，他在长沙拜访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遇事总须处以公正，不要因党派不同而有所偏袒。我们既要抗战到底，就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的建议。随后，他又拜会中共代表徐特立，畅谈抗战形势，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对徐特立说：“立国要有力量，能自立，但同时要有朋友，不可孤立。”

1938年4月，国民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救国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黄炎培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在日记中说：“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黄炎培多次公开表态，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共团结，他都会卖力去做。后来他作了一首《息争》诗，表明自己的态度：

早从不息识天行，亦仰犹龙悟不争。

忧国心肠三合作，照人肝胆两同盟。

1938年5月，黄炎培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黄炎培与周恩来作了长谈，劝中共为了抗战大业，尽可能容忍退让一些。黄炎培向周恩来建议：“一、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人民的同情不减损下求成长；二、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为民族表现切实伟大的贡献。”后来黄炎培发起“职业青年星期讲座”，请周恩来演讲，演讲题目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周恩来精辟论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以真凭实据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阐明了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基本政策。多年以后，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在《黄炎培与周恩来》一文中回忆说：

（演讲）收到很热烈的反响，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演讲进行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华职教社请周恩来题词，他写道：“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国共摩擦愈演愈烈。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党派领袖，深恐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破裂，愿意从中做些调解工作。

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1939年11月23日，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30余位国民参政员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八条《简章》和十二条《信约》，明确以“反对内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就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

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特种委员会来调解国共关系，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这个议案。特种委员会由11位参政员组成，国民党2人，共产党2人，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7人，黄炎培和张伯苓被推为召集人。但面对国民党气势汹汹的反共摩擦，这个特种委员会注定不会有所作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不仅严重危及团结抗战，也危及各民主党派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黄炎培等人决定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和职教派、乡建派（救国会稍后加入，此即后来常说的“三党三派”）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通过了宣言和纲领，提出抗战到底、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等十大纲领；大会还选出民盟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黄炎培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办事原则：

一、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之劝告；二、对内各个的求充实，整个的求团结；三、对各友团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与之合作；四、在不背第一点之下，设法与国人及国际间相见，咸知吾人对国事之苦心与努力。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引起国民党政府不满。蒋介石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以外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还下令封锁民盟在国统区的声音。无奈之下，黄炎培只好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以公布民盟宣言和政治纲领。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后，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延安之行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一行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希望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商谈，解决国内团结问题。“机从晴明天空中北行，白云朵朵现出萧闲姿态，沿着一曲一折之嘉陵江直线前进，十一时既过，机升高至八千五百公尺，则秦岭山脉来矣”，黄炎培写道，“自重庆至延安，空程四百五十英里，每小时行一百二十里”。

中共中央隆重接待了黄炎培一行，到机场迎接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30余人。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非常吃惊，因为这是他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笑着解释：“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听后恍然大悟，连声称赞。

黄炎培等人抵达延安这天恰好是中共建党纪念日，他们先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祝贺，然后共进午餐。回边区招待所小憩后，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悄悄外出散步，自由自在地到处闲逛，看市容，与店员聊天，询问物价和老百姓生活，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黄炎培觉得非常新鲜，夜不能寐，次晨作七律《延安》一首：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人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黄炎培注意到会客室挂了几幅画，其中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面上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旁边有黄炎培题写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幅画是1943年沈叔羊为父亲所画，黄炎培题词时，他想起传言长征途中红军在茅台酒池洗脚一事，针对这个谣传，写了这首诗。没有料到，这幅画竟然挂在中共领袖的会客室里。多年以后，黄方毅在《黄炎培与周恩来》中回忆：

当年红军长征时路过贵州茅台镇，伤员拿茅台酒擦伤口，后来国民党在报纸上污蔑共产党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黄炎培拿这首诗反讽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董必武把这幅画买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把这幅画挂在了会客室。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到延安见毛主席，到客厅第一眼就看见了自己写的茅台诗。

黄炎培一行与毛泽东等人谈起了国共团结谈判的问题，双方畅所欲言，坦诚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国共商谈的大门并未关闭。第二天晚上，双方继续会谈，共同商定了两点：一、国民大会停止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家做客，长谈了一下午。会谈中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不久，黄炎培将所见所悟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看法，以及对延安的观感和认识。在这本书里，黄炎培严正宣布：“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我们也是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