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确定国名，清华教授提议去掉2个字，毛主席：我赞同

“6月16日上午十点，你怎么看‘民主’这个词？”董必武放下茶杯，目光扫过会议室。那一年，北京入夏，窗外蝉声聒噪，屋里却因为一个国名的取舍显得格外凝重。筹备会第四小组的成员们凑在一张长桌旁，半数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半数是学者型的参政人士，大家都清楚：这件事马虎不得，它将写进新中国的第一份法律文本。

彼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跨长江、取南京、逼广州，时局大局底定，但“新中国到底叫什么”却依旧悬而未决。文件里先行使用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十二个字，乍看很有气势，却被代表们吐槽太拗口。有人戏言：“全称念完，广播员怕是要换气两次。”话虽带笑，担忧却真。名称冗长，既不方便国际场合对译，也难在普通百姓之间迅速传播。

三种声音随之浮出水面。第一派主张干脆保留“中华民国”作简称，以示历史延续。说这话的是几位与孙中山有旧的民主人士，他们感情浓，顾虑也多：改得太猛，基层百姓一时跟不上。第二派由黄炎培和张志让领衔，提出删掉“共和”二字，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理由看似严谨——Republic 与 Democracy 在英文里大抵同义，既然如此，何不省俭？第三派则出自清华教授张奚若：要改，索性把“民主”拿掉，只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判断很干脆，“有‘人民’，自然意味着民主，二者同表，不必双写。”

讨论初期，第一派得到的呼声竟不小。毛泽东本人曾当面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救国，不是灭国；我们尊重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此言一出，厅里不少人心头一暖。但很快，问题被放到法理层面推敲：如果文件中依旧出现“中华民国”四字，难道意味着旧宪法与旧政权残余仍依法存在？沈钧儒、周善培等法律人士当即摇头——那是法理混同的大忌。

转折发生在6月18日小组扩大会议。张奚若拿着自己草拟的纸条站起，他按惯例温声开场，随后抛下一句直白的判断：“人民已经包含了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是假民主。”一桌人瞬间安静。毛泽东微微前倾，用铅笔在稿纸上划线，然后抬头说：“我赞同。”两句话，第三种方案立刻占了上风。

事情并未就此一锤定音。6月底到7月上旬，第四小组三次会议依旧拉锯。为求慎重，董必武干脆让张志让、张奚若、黄炎培等七人另组“提纲小会”，把每个方案写成白纸黑字的优劣分析。那几天西长安街灯火通明，打字机声一直敲到深夜。有人回忆，张奚若连着三晚守在打字机旁校稿，墨水在袖口洇出一圈痕迹。

8月17日，小组最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写进《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董必武补上一段释义：共和国说明国体，人民指四大阶级与一切爱国分子，两词组合已自然昭示新政权之民主性质，“民主”二字属语义重叠。毛泽东同日批示“可用”，并在给新疆代表阿哈买提江的邀请信里第一次公开用新国名。这封信现在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落款清晰，成为国名定稿的时间坐标。

然而另一个麻烦随之冒头——简称问题。有代表仍建议在正式文件后加括号“中华民国”四字，理由依旧是群众耳熟能详。周恩来索性在9月26日摆下午宴，请二十余位七旬以上的老前辈共议。席间黄炎培坚持“可先用后弃”，而司徒美堂干脆拍桌：“那是‘官僚之国’，我一刻也不想再听。”场上气氛被点燃，连一向温和的何香凝都说：“与其双名，不如正名。”沈钧儒更拿出国际法例，指出简称易致条约歧义。意见汇总后，周恩来连夜呈报主席团。

9月27日下午，新政协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家法定名称，不设任何简称。自此，“中华民国”正式退出大陆官方语境。当天傍晚，天安门广场架起新国徽的草模，泥坯尚未干透，斜阳落下，金星与齿轮映出淡淡光泽，工作人员欣喜得连连拍照，谁也顾不上手上沾泥。

不少读者喜欢把国名最终敲定归功于张奚若的“去掉两字”，似乎一语定乾坤。其实，十二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字早在延安的报刊、在晋绥的文件里反复出现。1937年的《牺盟会在新形势下的新工作》、1947年任弼时的文章都曾提到它。名称的雏形并非灵光乍现，而是无数次政治实践、宣传口号与策略协商的沉淀。

同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不是毛泽东首创。王明早在1936年的文章中提出过这个叫法。毛泽东后来频繁交替使用两种称呼，多少带有策略考虑：既要凸显人民性，也要向各民主党派抛出橄榄枝。真正进入1949年，局势已无须再做这种平衡，他便果断选定更简洁有力的版本。

纵观古今，国号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刘邦之所以立“汉”，源于封地；李渊取“唐”，同样沿袭旧号。新中国也不例外，多年革命进程早已孕育出“人民”与“共和”两大关键词。张奚若不过在关键节点抹去冗余，让概念回归精炼；毛泽东的“我赞同”，则像最后一下版印，把分散的墨点压实成形。自此以后，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那一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个大字，才真正意义上落地生根，成为十四亿人民共同的政治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