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鼎昌：为中国点亮最强的光 | 科技史

科学总需要有人牺牲，一项新的事业总需要有人舍得把以前的工作丢掉。对于这样一项全新的工作，必须要100%的投入，否则就会失败。

——冼鼎昌

冼鼎昌（1935.8.15—2014.4.7），理论物理学家、同步辐射应用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同步辐射实验室，开辟了应用同步辐射进行前沿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天是他诞辰90周年。

01

负笈求索探微观

1935年，冼鼎昌出生于广州一个医生世家，开明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他求知探索的兴趣。1952年，冼鼎昌考入名师云集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加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研究所的前身），师从朱洪元开展粒子物理学的理论研究。

1959年，冼鼎昌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展现出过人的科学才华。在反复演算当时国际权威的Chew方程后，他敏锐地发现其中存在发散错误。在朱洪元的指导下，他推导出一个正确的方程。这段经历让冼鼎昌毕生铭记：“在科学研究中要严谨，严谨才能有自信；要追求真理，不要盲从。”

1959年，冼鼎昌在基辅参加高能物理会议期间的留影（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冼鼎昌在相互作用、经典规范场、层子模型、格点规范场等领域都取得了成果。其中，他提出的相对论不变相空间计算方法至今仍是高能物理研究中的一个标准方法。

02

一朝转身为国光

早在杜布纳工作时期，冼鼎昌就注意到了利用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光子反应和中微子反应实验的可能性。1972年8月，在原子能研究所（时为二机部所属）工作的冼鼎昌，作为由张文裕领衔的18位科学家之一，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建造高能加速器。在回信中，周恩来总理强调，“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青年冼鼎昌（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同步辐射被誉为再一次为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推动的新光源。1984年，我国提出筹建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将“一机两用”，同步辐射实验区及光束线工程也要上马，但项目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负责人。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建议，派理论物理学家冼鼎昌到国外考察学习，转到同步辐射领域。

BEPC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谷羽也几次力邀冼鼎昌承担这项工作。冼鼎昌说，“请给我点时间，让我对这个领域的工作做些调研。”放下耕耘28年的理论物理、投身陌生的工程领域，冼鼎昌起初十分犹豫。然而，国家需求紧迫，同步辐射部分的进展已经落后于加速器和谱仪近两年，再不赶上只会越来越被动。经过两个月的仔细研究后，他毅然接受了这项挑战，正式出任同步辐射项目主任。

面对人才奇缺、时间紧迫的困境，冼鼎昌“边学边讲”，用最短的时间促使自己和团队成为新领域的专家。在他的带领下，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队伍迅速成长，他们的“青年工程师与科学家俱乐部”（YES Club）更是在中国科学院成为美谈。

冼鼎昌与研究生及助手讨论同步辐射实验结果（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90年初，同步辐射装置与对撞机一同通过国家验收，中国成为第一个建成该类装置的发展中国家。冼鼎昌深刻认识到，仪器、方法和应用的创新必然紧密结合，同步辐射光源将是许多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支撑。此后，他致力于推动同步辐射在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等研究领域的应用，并于1993年和方守贤、丁大钊两位院士一同建议，继续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冼鼎昌在办公室（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03

但求天籁与人和

“他本来应该成为音乐家的。”冼鼎昌的夫人曾这样说。

在严谨的物理世界之外，冼鼎昌内心还拥有一片艺术的天地。他自幼习琴，酷爱音乐，甚至曾想报考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每当科研遇到困惑烦恼，他便打开音响，静静听上一会儿或亲手弹奏一曲，苦恼便烟消云散。

在冼鼎昌看来，科学与艺术在巅峰处是相通的，都在追求宇宙的秩序、和谐与简洁之美。他将自己对音乐和人生的感悟写入随笔，与物理学同行一同编撰《粒子诗抄》。对和谐与美的追求，也体现在冼鼎昌对后辈的培养上。他强调，做科研要有“宽广的胸怀和气派”，还要“向学生学习”，因为年轻人思想更加活跃。

冼鼎昌在办公室（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从探索微观粒子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到亲手点亮“中国之光”的工程专家，同时也是于音乐中追寻美感的儒雅学者，冼鼎昌的一生，是对“追光者”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