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第一次给丈母娘擦了擦身子

水声。

这是我推开病房门时，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不是水龙头哗哗的奔流，也不是水滴落下的清脆，而是一种更沉闷、更滞涩的声音。像是用一块吸饱了水、却又拧不干的旧毛巾，在用力擦拭一块粗糙的木板，徒劳，且带着一丝绝望的摩擦。

林晚就站在病床边，背对着我。她的肩膀很窄，微微佝偻着，像一株被突如其来的霜冻打蔫了的细竹。她手中攥着那块发出沉闷声响的毛巾，手腕的动作机械而僵硬。

“我来吧。”我说。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被各种仪器低沉的蜂鸣声填充的房间里，它像一颗小石子，清晰地落进了那潭凝滞的空气里。

林晚的动作停了。她没有回头，只是肩膀极轻微地颤抖了一下。过了足足有五秒钟，她才慢慢地转过身。

病房里的光线是那种永恒不变的、惨白的日光灯色，均匀地涂抹在每一寸空间，不留任何阴影，也因此显得格外没有温度。光线照在林晚的脸上，我才发现，她脸上的血色，比墙壁还要稀薄。她的眼眶下面，是两道浓重的、几乎是青紫色的阴影，像被人用画笔草草涂抹上去的。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干涩，像被砂纸打磨过。

“项目提前弄完了，就过来看看。”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那个塑料水盆。盆里的水已经浑浊，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微不可见的皮屑，散发着一股温吞而复杂的气味——是热水、肥皂、汗渍和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属于衰老和病痛的气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来。”我又重复了一遍，语气不容置疑。

林晚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她的眼睛里，那潭深不见底的疲惫里，有什么东西，像冰层下的水流一样，开始涌动。最终，她只是点了点头，默默地退到一边，靠在了墙上。她整个人都陷进了墙里，仿佛那面冰冷的墙壁才是她唯一的支撑。

我的目光，这才落到病床上。

丈母娘躺在那里。

她很安静，眼睛紧紧闭着，稀疏的白发凌乱地贴在额头和枕头上。她的嘴微微张着，呼吸很浅，带着一种细微的“嘶嘶”声，像一只漏气的老旧风箱。如果不是胸口那微弱的起伏，和连接在她身上的那些仪器屏幕上跳动的绿色波纹，她看上去就像一尊被岁月精心雕琢过的蜡像。

一根透明的鼻饲管从她的鼻孔里延伸出来，蜿蜒地贴在她的脸颊上，另一头消失在被子里。她的手腕上，扎着留置针，连接着一根更长的输液管，透明的液体正一滴一滴，不知疲倦地落入她的身体。

这就是我的丈母娘。一个曾经把“体面”二字刻在骨子里，连出门倒个垃圾都要换上利落外套、梳好头发的女人。一个曾经因为我第一次上门拜访时，穿的牛仔裤上有个小小的破洞，而用审视的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扫描”了三遍的女人。

而现在，她就那样毫无防备地躺在那里，将她生命中最脆弱、最狼狈的一面，完全暴露在我这个“外人”面前。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像是无数根细小的针，刺进我的鼻腔。我将盆里浑浊的水倒掉，去卫生间重新接了一盆干净的温水。我试了试水温，用手背，像很多年前母亲照顾生病时的我一样。温热的水汽氤氲开来，暂时模糊了我的视线。

一切准备就绪。我站在床边，手里拿着那块拧得半干的、温热的毛巾。

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场景。

在过去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我和丈母娘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透明但坚固的屏障。我们客气、疏离，像两个在同一部生活剧里扮演着固定角色的演员，说着该说的台词，做着该做的表情，却从未有过真正的交流。

我记得第一次见她。是在她家那套一尘不染的、带着老式装修风格的两居室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来苏水和栀子花的混合气味。她给我泡了一杯茶，用的不是待客的玻璃杯，而是她自己那个印着“优秀教师”字样的搪瓷缸。茶叶在杯底舒展开来，是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绿茶，入口微涩，回味却很复杂。

她没有问我工作、收入这些俗套的问题，而是和我聊起了卡夫卡。是的，卡夫卡。她问我，怎么看待《城堡》里那个永远无法抵达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

我当时有些意外，只能凭借大学时残存的文学记忆，磕磕巴巴地谈了一些关于人的异化、存在的荒谬之类的陈词滥调。

她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只是在我说完之后，她端起自己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气，说：“小伙子，书读了不少。但生活不是小说，城堡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也不是光靠想就能明白的。”

那句话，像一根极细的针，轻轻地扎了我一下。不疼，但很清晰。

后来我才知道，她曾是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带出过好几届省里的高考状元。她的一生，都在和文字、逻辑、规则打交道。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像在批改一篇作文，总能精准地找出其中的语病和逻辑漏洞。

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概就是她眼里那篇有着明显“语病”的作文。

我给林晚买的第一束花，是玫瑰。她收到时很高兴，带回家里，被丈母娘看见了。丈母娘瞥了一眼，淡淡地说：“玫瑰太艳，不经放。不如栀子，清清爽爽，开得久。”

后来，我才知道，栀子花是她最喜欢的花。

我第一次下厨，想在二老面前表现一下，做了一道拿手的红烧肉。老丈人吃得赞不绝口，丈母娘却在尝了一口后，放下了筷子，说：“糖放早了，火候也过了点。肉，要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形散而神不散。你这块，有点‘散’得太早了。”

那盘被我寄予厚望的红烧肉，最终剩了大半。

她不是恶意，也并非挑剔。这只是她的方式。一种教师式的、习惯性的纠正。她用这把尺子衡量世界，衡量所有人，包括我。久而久之，我在她面前，也变得像个随时准备接受考评的学生，拘谨，又带着点不自觉的防备。

那道屏障，就是这样，在一杯茶、一束花、一盘红烧肉里，慢慢建立起来的。

而现在，我要用我这双曾经被她“评判”过无数次的手，去触碰她衰老、病弱的身体。

我掀开了盖在她身上的薄被的一角。

首先露出来的是她的胳膊。皮肤很松，像一件不太合身的旧衣服，上面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像地图上散落的岛屿。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清晰可见，青紫色地蜿蜒着。

我的手，拿着毛巾，悬在半空中，迟迟无法落下。

那不是一具抽象的、需要被清洁的“身体”，那是我妻子的母亲的身体。这个认知，像电流一样，从我的指尖窜到我的大脑。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杂着窘迫、敬畏和酸楚的情绪，攫住了我。

墙边的林晚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迟滞，她动了动，似乎想过来。

我没有看她，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是我的“考试”。我知道。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跨过那道存在了十年的无形屏障。

我闭上眼睛，又缓缓睁开。然后，我俯下身，将温热的毛巾，轻轻地，落在了她的手背上。

触感比我想象中更加……脆弱。

那不是我想象中那种饱经风霜的粗糙，而是一种纸一样的、极度缺乏水分和弹性的干枯。毛巾的热度透过皮肤，我能感觉到下面骨骼的形状，清晰而硌手。

我从她的指尖开始，一根一根，仔细地擦拭。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短，但边缘有些泛黄，指甲缝里藏着一些细微的污垢。我用毛巾的一角，很轻、很慢地将它们清理干净。

我记得她的手。那是一双非常灵巧、非常有力的手。能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板书工整得像是印刷体。也能包出棱角分明的粽子，每一个都像个小小的金字塔。有一年端午，林晚想学，笨手笨脚地把米和馅料弄得到处都是，她在一旁看着，笑着摇摇头，然后接过那片粽叶，三两下，一个完美的粽子就在她手中诞生了。

她当时对我说：“做任何事，都要有章法。心要静，手要稳。”

她的目光掠过我，似乎那句话也是对我说的。

现在，这双曾经“有章法”的手，软弱无力地搭在床沿，任由我摆布。我托起她的手腕，为她擦拭手臂。她的胳膊很轻，几乎没有什么分量。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肌肉的萎缩，只剩下一层皮包裹着骨头。

在她的手肘内侧，我看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针眼，旧的已经变成了淡青色的瘀斑，新的还带着一点红肿。像一块被反复使用的、破旧的靶子。每一次输液，都是一次小小的、无声的战役。

擦完一条胳膊，我为她盖好，又去擦另一条。

整个过程，我没有说话，林晚也没有。病房里只有仪器单调的“滴滴”声，和毛巾摩擦皮肤的“沙沙”声。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韵律，一种属于生命在与时间抗争时的背景音乐。

我开始擦拭她的脖子和前胸。这比擦胳膊要困难得多，也让我更加局促。我必须解开她病号服最上面的两颗扣子。那扣子是塑料的，很滑，我笨拙地解了半天。

她的脖颈上，皮肤堆叠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深深的浅沟。我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拂过，那些沟壑里，积着汗渍和尘埃。

在她的锁骨下方，我触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我拨开衣领，发现那是一块用红绳系着的、已经磨得非常光滑的玉。那是一枚平安扣，玉质并不通透，甚至有些发黄，边缘处还有几个微小的磕碰痕迹。红绳也已经褪色，变成了暗红色，起了很多毛边。

我认得这枚平安扣。

自我认识她起，这块玉就一直戴在她的脖子上，夏天穿低领衣服时能看见，冬天也藏在厚厚的毛衣里。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佩戴的饰物，图个吉利。

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老丈人和林晚说起过。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林晚还在上小学，有一次发高烧，半夜里说胡话，送到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很危险。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丈母娘在医院陪了三天三夜，几乎没合眼。最危险的那个晚上，她走出病房，对着走廊尽头的窗户，把这枚据说是她母亲传给她的平安扣攥在手心，许了一个愿。

她说，如果女儿能平安度过这一劫，她愿意用自己十年的寿命去换。

第二天早上，林晚的烧就退了。

这当然只是一个巧合。一个被绝望的母亲赋予了神圣意义的巧合。但从那天起，这枚平安扣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身体。

我用指腹轻轻摩挲着那枚温润的玉。它被她的体温焐得暖暖的，仿佛还残留着一个母亲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沉默的祈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对我的“挑剔”。

她不是在审视一个女婿，她是在审视一个即将从她手中接过“守护林晚”这个责任的人。她要确定，这个人是否足够稳重，足够细心，足够有“章法”，能照顾好她用半生心血呵护的女儿。

她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评判”，其实是一种笨拙的、不善表达的爱。她不懂得如何亲近，如何示好，她只会用她最熟悉的方式——出题、考评、纠正——来试探你，了解你。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官，她出的每一道题，都不是为了难住你，而是为了看到你的答案。

可惜，我这个“考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误解了出题人的意图。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一种酸涩的感觉，从胸口蔓延到鼻腔。我赶紧低下头，用力地搓洗着手里的毛巾，仿佛想把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也一并洗掉。

水盆里的水，又一次变浑了。

最艰难的部分，是擦拭后背。

我需要将她侧过来。林晚走过来帮忙。我们一人扶着肩膀，一人扶着腿，很轻、很慢地，将她翻了个身。她的身体像一袋没有扎紧的米，沉甸甸的，毫无支撑。

她的后背，因为长时间的平躺，皮肤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白，甚至在腰骶部，出现了一小块巴掌大的、令人担忧的红色。那是压疮的前兆。

林晚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她伸出手，想去摸那块红色，又停在了半空中。

“医生说要多翻身，”她喃喃地说，声音里带着浓浓的自责，“我……我今天太累了，忘了……”

“没关系，现在发现了，多注意就好。”我安慰她，但我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干涩。

我用更轻柔的力道，擦拭着她的后背。我能感觉到她背上每一根突出的脊椎骨。那曾经挺得笔直的、在讲台上站立了几十年的脊梁，如今也弯曲了，像一张被岁月拉满了的弓。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大概是五六年前，我们一家人去爬山。那是一座不算很高的郊区小山，台阶修得很好。我和林晚兴致勃勃地走在前面，老丈人因为膝盖不好，早早就在半山腰的亭子里休息了。

只有丈母娘，不紧不慢地跟在我们后面。

她那天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外套，步伐稳健，呼吸均匀。我和林晚中间休息了好几次，她却一直在走。等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时，发现她已经站在观景台边，眺望远方了。

山顶的风很大，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一棵扎根在山岩上的松树，挺拔而坚韧。

她看到我们，回过头来，笑了笑，说：“年轻人，体力不行啊。路要一步一步走，气要一点一点匀。急不得。”

那时的她，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她的身体会变成这样，连翻个身，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时间，真是一个不动声色却又最残酷的雕刻家。它能把最坚硬的岩石，风化成最细腻的沙土。也能把最挺拔的脊梁，压弯成一道无奈的弧线。

擦完后背，我帮她换上了干净的病号服。衣服很宽大，套在她瘦小的身上，空荡荡的。我又和林晚一起，帮她翻回原来的姿势。

整个过程，她一直没有醒来。或许，她只是太累了，累到不愿意从那个昏沉的梦境里挣脱出来。在梦里，她可能还是那个站在三尺讲台上，指点江山的女教师；又或者，是那个在山顶上，俯瞰众生的矫健攀登者。

最后，只剩下脚了。

我端着水盆，绕到床尾。我脱掉她的袜子，她的脚很小，因为疾病，有些浮肿，脚趾因为蜷缩，有些变形。脚底的皮肤很粗糙，布满了厚厚的老茧。

这些茧，是她走过一生的证明。是她在讲台前日复一日站立的痕迹，是她在菜市场和家里来回奔波的痕迹，是她一步一步，把林晚抚养长大，又一步一步，走向衰老的痕迹。

我把她的脚，轻轻地放进温水里。

水面包围了她的脚踝，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她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那么一丝丝。

也许是温水的暖意，让她感觉到了一丝舒适。

我开始为她搓洗。我的动作很笨拙，远不如那些专业的护工。但我很认真，很仔细。我把每一个脚趾，每一寸皮肤，都擦拭干净。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手指，无意中碰到了她的脚心。

她的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极其微弱的、含混不清的呓语。

“水……凉了……”

声音很轻，像梦话，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和林晚同时僵住了。我们对视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该怎么形容呢？不是欣喜，也不是意外，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像是长久行走在黑暗隧道里的人，突然看到远处有了一点微光。

“妈？”林晚立刻俯下身，凑到她耳边，声音颤抖地问，“妈，你醒了？”

没有回应。

她依旧闭着眼睛，呼吸的频率也没有改变。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幻觉。

林晚的眼神，又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我却怔住了。

“水……凉了……”

这句话，像一把生了锈的旧钥匙，猛地插进我记忆的锁孔里，用力一拧，“咯吱”一声，打开了一扇我早已遗忘的门。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林晚出差了。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一个人躺在家里，昏昏沉沉。那时候我们刚搬新家，周围没什么朋友。我烧得浑身酸痛，连下床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听到了门铃声。

我挣扎着去开门，发现门口站着的，是丈母母。

她提着一个保温桶，穿着一件深色的呢大衣，风尘仆仆。她说，林晚给她打电话，说联系不上我，不放心，让她过来看看。

她没有多余的问候，只是用手背探了探我的额头，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然后，她就径直走进厨房，烧水，找药。又走进卧室，拿出一条毛巾，给我擦脸，擦手。

我当时烧得稀里糊涂，只记得她忙前忙后的身影，像一个沉默的陀螺。

后来，她端来一盆热水，要给我泡脚。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让丈母娘给我洗脚？我挣扎着要拒绝。

她却按住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发烧，泡泡脚，发发汗，就好了。这是老法子，管用。”

她把我扶到床边，脱掉我的袜子，把我的脚放进了热水里。

热气蒸腾，我混沌的脑袋，似乎也清醒了一些。

我看着她蹲在我面前，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低着头，很专注地，用手给我搓着脚。她的手，很有力，按压在我的穴位上，酸酸胀胀的，很舒服。

水，渐渐地，就不那么热了。

就在我准备把脚拿出来的时候，她突然说了一句：“水凉了。”

然后，她站起身，又去给我兑了一些热水进来。

那个场景，和眼前的场景，何其相似。

只是，位置完全颠倒了过来。

当年，是她蹲着，我坐着。

如今，是我蹲着，她躺着。

当年，是她用温热的水，驱散我身体的寒冷和病痛。

如今，是我用温热的水，擦拭她衰老、无助的身体。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在我以为我们之间只有疏离和客气的时候，她也曾这样，沉默地，照顾过我。

而我，却把这份沉默的、笨拙的关怀，忘得一干二净。

我端着那盆已经变凉的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我的喉咙里，上不来，也下不去。

给丈母娘擦完身子，已经是半个多小时之后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换上了一盆新的清水，放在床头柜上。林晚拿来干净的棉签，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湿润着丈母娘干裂的嘴唇。

她做得很专注，像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艺术品。

我没有打扰她，只是默默地走到窗边，拉开了一点窗帘的缝隙。

外面，夜色正浓。医院下面是一条不算宽阔的马路，路灯像一串串被拉长了的、廉价的珍珠项链，散发着橘黄色的、疲惫的光。偶尔有车驶过，灯光一闪而过，像流星，短暂地照亮一小片黑暗，然后又迅速被更大的黑暗吞噬。

这个城市，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病痛而停止运转。

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公司的小王发来的信息，问我明天方案的细节。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文字，忽然觉得，那个为了一份方案而通宵达旦、斤斤计较的世界，离我是如此遥远。

仿佛我此刻站立的这间小小的病房，和外面的世界，被一道看不见的玻璃墙隔开了。墙内，是生命的脆弱、时间的流逝和亲情最原始、最沉重的内核。墙外，是喧嚣的、奔忙的、被各种欲望和目标驱动的现实。

我回过头，看到林晚已经做完了手里的活，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她的母亲。

她的侧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有一种雕塑般的宁静。但那种宁静里，又透着一丝丝的裂痕。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沉默，在很多时候，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尤其是在此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都知道对方的疲惫和忧虑。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过了很久，她才转过头来，看着我。

“谢谢你。”她说。

“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个。”我摇摇头。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因为长时间的紧张和劳累，有些微微的颤抖。

“我刚才……”她顿了顿，声音很低，“我刚才，差点就撑不住了。”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像一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玉。

“我看到她……看到她腰上那块红印子的时候，”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哽咽，“我突然觉得，我好没用。我连自己的妈妈都照顾不好。我以前总觉得，她很强大，像座山一样，什么都打不倒她。可是……”

可是，山也会崩塌。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成长的课题。只是，这个课题的到来，总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让人手足无措。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轻声说，“真的，林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她的头发，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洗发水的清香，混杂着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这是一种很奇怪，但却让我感到无比心安的气味。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我的支撑下，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暂时松懈的支点。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病房里的仪器，还在发出“滴滴”的声响，像永恒不变的时间的脚步声。一下，又一下，不急不缓，却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着每一个人，向前走。

不知过了多久，老丈人提着一个保温饭盒，推门进来了。

他看到我们俩靠在一起，愣了一下，然后放轻了脚步。

“给你们带了点粥。”他把饭盒放在桌子上，声音沙哑地说。

他是那种典型的、不善言辞的中国式父亲。所有的关心和爱，都藏在沉默的行动里。这几天，他每天都家里医院两头跑，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他的背，似乎也比以前更驼了。

“爸，你也吃点吧。”林晚直起身子，擦了擦眼角。

“我吃过了。”老丈人摆摆手，他走到病床前，看了看老伴，又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那个动作，极其自然，又极其熟练，想必已经重复了千百遍。

他转过身，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我以为，他会说一句“辛苦了”，或者“谢谢你”。

但他最终说的，却是：“你妈她……以前不这样的。”

我的心，又是一沉。

“她以前，”老丈人看着窗外，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身体好得很。我们单位组织旅游，爬黄山，好多年轻人都爬不动了，她硬是走到了最前面。回来还写了篇游记，发表在市里的报纸上。”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追忆往事时特有的、混杂着骄傲和落寞的神情。

“她这个人，好强了一辈子。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教书，要做特级教师。做家务，地板要擦得能照出人影。连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他顿了顿，目光转向林晚，又迅速移开，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她对你……有时候说话直了点，你别往心里去。”他低声说，“她没有恶意。她就是……就是个教书先生的脾气，看谁都像看自己的学生，总想帮你把‘错别字’给改过来。”

“我知道，爸。”我点点头，“我明白。”

是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那个曾经让我感到压力、感到被审视的“考官”，那个给我出了一道又一道难题的“老师”，她所有的“挑剔”和“严苛”，都源于一种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爱。

她只是，用错了方式。或者说，她只会用这一种方式。

而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迟钝地，读懂了她这篇写满了“批注”的、关于爱的“作文”。

从那天晚上开始，一些事情，在我们家，悄然发生了改变。

林晚不再一个人硬撑着。她累了，就会靠在我身上，或者直接把照顾母亲的任务交给我。我们之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信任。

老丈人，也似乎卸下了一些沉重的伪装。他会主动和我们聊起丈母娘年轻时的趣事，那些被岁月尘封的、闪光的片段，让病床上那个沉默的、衰老的形象，一点一点地，重新变得鲜活、立体起来。

而我，也成了病房里的常客。

我不再需要林晚的“指令”。每天下班，我都会习惯性地绕到医院。有时候，是替林晚搭把手。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在床边坐一会儿。

我会给她读报纸，尽管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听见。我读的，是她以前最喜欢看的社会新闻版，而不是我感兴趣的体育版。

我会在她的床头，放上一小束花。不是艳丽的玫瑰，而是清雅的栀子。花店老板说，这个季节，栀子花不好找。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才在一家不起眼的小花店里，找到几支含苞待放的。

那淡淡的香气，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冲淡了病房里原有的沉闷和压抑。

我还学会了如何观察那些仪器上的数据，如何分辨她呼吸声的细微变化，如何通过她皮肤的颜色，来判断她的状况。

我甚至，开始和她“聊天”。

“妈，今天公司的项目，拿下了。您以前总说我做事毛躁，这次，我可是把您教的‘章法’都用上了，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林晚今天穿了件新裙子，您要是看见了，肯定又要说她颜色选得太跳了。不过我觉得，挺好看的。”

“楼下那家您总说不正宗的红烧肉店，前两天倒闭了。看来，您的‘评判’，还是对的。”

她没有回应。

但每一次，当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总觉得，她的眉头，似乎又舒展了那么一丝丝。

那个周日的下午，阳光很好。金色的光线，透过窗户，斜斜地洒进病房，在地板上投下了一块明亮的光斑。

我正在给她擦拭手心。

她的手，似乎比之前，有了一点点血色。

我一边擦，一边习惯性地和她说着话。

“今天天气真好。等您好了，我们带您去郊区走走。就去上次我们爬的那座山。这次，我们慢慢走，不着急。”

我说完，正准备去换水。

忽然，我感觉到，我的手指，被轻轻地，勾了一下。

力道很小，小到几乎像是我的错觉。

我僵住了，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

她的手指，那根曾经被我仔仔细细擦拭过的食指，微微地，动了一下，勾住了我的小指。

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比上一次，要清晰一些。

“水……热……”

这一次，不再是“凉了”，而是“热”。

我的眼眶，在那一瞬间，毫无预兆地，就湿了。

我没有叫林晚，也没有叫医生。

我只是反手，轻轻地，握住了她那根微微蜷曲的手指。

我低下头，把脸埋在被子里，埋在那散发着阳光、肥皂和栀子花香气的被子里。

我知道，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生理性的反应。我知道，前方的路，依然漫长而艰难。我知道，奇迹，并不会那么轻易地发生。

但是，在那一刻，我蹲在她的病床前，握着她枯瘦的手指，感受着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

我感觉，我和她之间，那道曾经坚固无比的、透明的屏障，那道由误解、疏离和时间构筑起来的墙壁，终于，彻底地，坍塌了。

墙的这边，是我。墙的那边，是她。

我们之间，不再是女婿和丈母娘，不再是考生和考官。

我们，只是一家人。

被命运和责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家人。

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

就像很多年前，她蹲在我面前，为我搓脚时，那个冬日午后的阳光一样。

温暖，而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