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执念：百姓不纳粮，军费全部来自对贪官的“追赃助饷”

一句 “闯王来了不纳粮” 如同爆款口号，强力圈粉无数贫苦群众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1644 年的春天，当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时，无数汉族官绅曾怀着复杂的心情期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对腐朽的明王朝失去信心，寄望于这位 “闯王” 能带来秩序与安稳。然而，历史的走向却在此时发生了令人扼腕的转折 —— 大顺政权未能顺应时势调整政策，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迅速败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自成的兴衰，始终与 “不纳粮” 深度绑定。

追溯至 1643 年以前，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始终以 “三年免赋” 为旗帜，这一政策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明末苛政的黑暗天空。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且支撑日益壮大的军队与政权运转，李自成在经济上采取了两项简单粗暴的措施：

一、没收明朝藩王家产；

二、对官绅追赃助饷。

这两项举措在当时具有无可否认的历史必要性。

每个朝代的末期，都免不了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规律。明朝藩王凭借皇族特权，世代兼并土地、盘剥百姓，仅就河南一省而言，周王、福王等藩王占据的良田便多达数百万亩。这些寄生阶层不仅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反而通过各种手段转嫁负担，使农民陷入 “破家输税” 的绝境。李自成对藩王财产的剥夺，本质上是对不合理财富分配制度的强力矫正，既打击了最腐朽的统治阶层，又为起义军获取了急需的物资。据《明季北略》记载，仅没收福王府财产一项，便得银数百万两、粮食数十万石，足够数万大军数月之用。

对官绅的追赃助饷则更具针对性。明末官场腐败丛生，“无官不贪” 已成常态，许多官员通过 “火耗”“淋尖踢斛” 等手段聚敛的财富远超俸禄。大顺军将追赃数额与官职大小挂钩，看似简单粗暴，实则精准打击了那些以权谋私者。在河南杞县，大顺政权规定 “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这种分级追赃既避免了盲目性，又最大化地获取了资金。当时的文献虽多谴责其 “酷烈”，却也不得不承认 “所追多赃款，非民间常赋”。

这一时期的政策成功将农民阶级的利益与起义军的目标紧密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的民谣传遍北方，无数农民自带干粮加入起义军，使大顺军在短短数年间从数千人发展到百万之众。这种政策选择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是农民起义军保持阶级本色的必然要求。

1644年三月，大顺军占领北京，历史为李自成提供了一个改写命运的绝佳契机。此时的形势已与起义初期截然不同——翻身农奴把歌唱了！明朝皇帝的内帑（即国库）被完整接收，据《甲申核真略》记载，仅从宫中便搜得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与朱明王朝关系最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及太监的家产被尽数没收，这些财富足以支撑大顺政权数年的运转。即便需要补充部分经费，向官绅士民征派的赋役也完全可以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更为关键的是，明朝的灭亡使汉族官绅阶层失去了依附对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改朝换代，只关心新政权能否保护其财产与地位。此时若能适时调整政策，以温和姿态接纳汉族官绅，完全可能结成抵御满洲贵族的统一阵线。须知，入关前的清朝总人口不足百万，兵力不过十万，而大顺政权控制的北方地区人口超过五千万，双方实力的潜在对比对大顺政权极为有利。

然而，李自成及其核心团队却陷入了致命的政策迷思。他们似乎坚信 “追赃助饷”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未能意识到统治对象已从 “起义军” 转变为 “执政者”。进入北京后，大顺军不仅没有停止追赃，反而将其扩大化 ——未被录用的明朝官员几乎全部被发往各营追赃，连一些家境并不富裕的低级官员也未能幸免。据《北游录》记载，当时北京 “夹打官员络绎不绝，哀嚎之声遍于街巷”，连曾经支持大顺军的一些士绅也惊呼 “此非兴朝气象”。

这种政策惯性的背后，是大顺政权领导人对自身定位的模糊。他们既想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愿放弃农民起义军的阶级立场；既希望获得官绅阶层的支持，又无法摆脱 “劫富济贫” 的思维模式。这种矛盾在占领北京后达到了顶点，最终使大顺政权陷入了 “官绅不附，百姓失望” 的尴尬境地，堪称大型翻车现场。

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并非仅限于北京，而是在其控制的广大地区内全面推行。从河北到河南，从山东到山西，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的首要任务几乎都是拘拿明朝官绅追赃，这种统一的施政模式形成了一幅全国性的追赃图景。

在河北大名府，刘芳亮部占领后 “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当地士绅记载 “凡有宦籍者，无论贫富，皆被锁拿，多有毙于杖下者”。广平府的情况更为惨烈，大顺官员到任次日便 “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有举人因无力缴纳饷银被 “寸磔于市”。山东地区的追赃同样严酷，大顺将领郭升率部占领齐鲁后，“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济南府专门设立 “催饷司”，由户政府从事张琚主持，“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这里的追赃手段极为残酷，除了常见的夹桚外，还有 “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 等特制刑具，许多士绅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即便是在一些偏远县城，追赃助饷也被严格执行。阳信县 “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有士绅因未能如期缴纳而被 “毁家拆屋”。邹平县令王世传则 “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将追赃范围从官绅扩大到富裕平民。临城县令段献珠的做法更具欺骗性，他先宣布 “免荒税” 笼络民心，随即 “索饷银，毁坊扁”，对反抗者严惩不贷，简直是套路满满。

这些记载虽然多出自立场对立的官绅之手，难免带有夸张成分，但大量文献的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大顺政权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确实在广袤地区内以追赃助饷代替了正规赋税。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史料中找不到任何大顺政权在1644年五月以前征收赋税的明确记载。

这种全国性的追赃行动，表面上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实则暴露了大顺政权在施政理念上的致命缺陷 —— 他们始终未能完成从 “破坏者” 到 “建设者” 的角色转换，思维还停留在舒适区。

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初期确实展现了革命性的一面。它证明李自成即便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仍未忘记穷苦兄弟，未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宗旨。然而，当革命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这种政策的僵化便转化为巨大的政治代价。

最直接的后果是将大批潜在盟友推向了对立面。汉族官绅阶层归附大顺政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 —— 他们希望通过变节换取新政权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然而，大顺政权的追赃政策使他们的期望彻底落空：不仅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资难以保住，连祖传的家业也可能被牵连；更重要的是，在追赃过程中遭受的刑拷与羞辱，让他们的体面扫地以尽。这种心理落差产生的怨恨，远比失去财产本身更为强烈。

当时的文献生动记录了这种转变。明朝兵部主事凌駉起初对大顺政权抱有希望，认为 “闯虽草寇，然有纪律，或可成大事”，但在目睹亲友被追赃拷打后，转而痛骂 “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这种情绪在官绅阶层中具有普遍性，他们 “初虽降附，心实怨愤”，只是在大顺军的兵威下不敢公开反抗，暗中却 “人人饮恨，未及发也”。这种潜伏的不满，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爆发，简直是定时炸弹。

政策僵化还导致大顺政权在知识分子中丧失了话语权。明末士大夫虽有迂腐之辈，但也不乏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对新政权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舆论。大顺政权对官绅的普遍打击，使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 即便未曾出仕的举人、秀才，也担心自己的家产被 “追赃”。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们纷纷站到大顺政权的对立面，或著书立说谴责其 “残暴”，或投奔南明、清朝寻求庇护，舆论彻底跑偏。

更深远的影响是大顺政权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基础。任何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都需要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至少是默认。大顺政权固执地将自己定位为农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实际上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当它与官绅阶层彻底决裂后，便失去了管理社会、征收赋税、组织生产的中间力量，整个政权始终停留在 “军事占领” 的层面，未能实现向 “有效治理” 的转变，治理能力严重不足。

回顾大顺政权的兴衰，我们会发现它始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延续农民起义的革命本色，坚持打击官绅地主；另一边是完成封建化的质变，建立一个能整合各方力量的新王朝。李自成及其核心团队的选择，最终决定了大顺政权的命运。

大顺政权的特殊性正在于它始终未能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李自成虽然称帝，大将们受封爵位，但这个政权的核心政策与统治理念仍停留在农民起义阶段。它既没有像刘邦那样 “约法三章” 争取关中父老支持，也没有像朱元璋那样 “礼贤下士” 吸纳知识分子，而是固执地用革命时期的手段来处理执政后的问题。这种 “未完成的质变”，既是其革命性的体现，也是其失败的根源，格局始终没打开。

有一种误解认为，大顺政权的失败是由于 “进京后腐化变质” 导致 “群众不满”。但史实表明，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纪律相对严明，所谓 “腐化” 更多是胜利者的夸大其词。真正导致失败的，恰恰是它未能 “腐化”—— 未能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领袖那样，通过吸纳旧官僚、调整政策来巩固统治。当汉族官绅在大顺政权中看不到希望时，他们便转而与满洲贵族勾结，形成了共同扼杀大顺政权的联合阵线。

大顺政权的迅速败亡，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必须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学会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李自成的悲剧不在于他维护了农民利益，而在于他未能认识到，当起义军转变为执政者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改变。

1644 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大顺政权若能及时调整政策，以温和姿态接纳汉族官绅，完全可能形成抵御满洲贵族的统一阵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朝在人口、物资方面的劣势将越来越明显，中国历史的走向或许会因此改写，可惜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