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逝世，警卫员龙开富哭到晕倒，清醒后：我要去主席身边

“1976年9月10日凌晨两点，龙大爷，吃药时间到了。”护士的轻声提醒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房里回荡。床上的龙开富没有回应，只是直直望着天花板，眼角的泪痕未干。他反复呢喃：“主席，您怎么就走了？”

广播里的哀乐在前一天传遍全国。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这位老兵的胸口。听完讣告，他竟站立不住，扑通倒地，医生抢救了半小时才把人拉回来。清醒第一句话便是：“我要去主席身边。”话音不大，却掷地有声，病房里连呼吸声都停了一瞬。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让一位69岁的将军几乎以性命相随？答案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那是枪林弹雨也掩不住的相遇。1926年，湖南茶陵的少年谭罗仔被地主的皮鞭抽出血痕，他咬牙改名“龙开富”，誓要换条路活下去。大革命风起，他扛着锄头参加农运，第一次尝到了反抗的滋味。

一年后白色恐怖降临，他凭一张介绍信踏上寻党之路，广州、武汉、长沙……城头的旗换了几遍，人却始终没找到队伍。正当他灰心之际，一位陌生先生递给他一碗茶：“回茶陵等，红军迟早要来。”这句话成了指北针，他果真在深山里等到了工农革命军。

茶陵失守、攻上井冈山的途中，龙开富被调进炊事班挑水烧饭。那晚火光摇曳，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小伙子，多大了？”龙回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短短对答后，他被留在前委机关，当起警卫员，挑着两个皮箩四处搜集文件、报纸。枪没拿到，却把整支队伍的机密扛在肩上。

他不识字，常把学生练习册当报纸背回来。毛泽东没有责怪，反而拿旧烟盒剪成方块，一天教他认一个字，几个月就能默写“马克思列宁主义”。龙开富后来回忆：“主席让我先拿文化武装脑袋，再拿步枪武装臂膀。”

1934年红军长征，行李能减就减，可那两只皮箩谁也不敢碰。过乌江时，船身倾斜，龙开富把文件顶在头上，整个人泡进冰水。战士拍他肩膀：“扔点吧，命要紧！”他摇头：“主席要的东西，一页不能少。”等抵达遵义，许多珍贵资料完璧归赵，组织部专门给他记了一功。

瓦窑堡整编后，龙开富升任警卫营长，下辖四个连。正值反“扫荡”最紧张的阶段，他患上肺痨，高烧40度，人几近昏迷。毛泽东把仅有的青霉素拨给他，还嘱托军医：“药可以断别人的，不能断他的，再贵也要想办法。”半年后，他扛着新配的驳壳枪回到岗上，嗓音沙哑却精神抖擞。

抗战胜利，东北急需干部。组织一纸调令把他送到冰天雪地。分别那天，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别丢了谦虚劲，多向老百姓学习。”龙开富只答了一个“遵命”。五年后，沈阳收来一封只有五个字的信封：东北龙开富。拆开，是毛主席的问候：“身体如何？群众工作做到家了吗？”

时间推到1956年。龙开富进京述职，刚跨进中南海大门，毛泽东便快步迎出：“怎么这么久才来？”一句话，拉回了他们在井冈山同吃红薯、深夜对月认字的日子。临别时，毛泽东拍他肩膀：“人活一口气，别把身体熬坏了。”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最后的相见。

1976年9月8日晚，龙开富在宿舍辗转反侧，总觉得胸口发闷。他对妻子说：“我怕有大事要发生。”凌晨，噩耗传来。短短几小时，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肺癌并发症几乎封住了呼吸。医生下达病危通知时，他只拉住妻子的手，重复一句：“我要回北京，把哈密瓜带给主席，他还没尝过。”

1977年2月3日，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直线。部队向中央报告他的遗愿——和毛泽东埋在同一片土地。叶剑英批示：“照办。”春寒料峭，装着龙开富骨灰的礼宾车驶进八宝山，他的扁担和那只补了无数次的皮箩静静放在旁边，没有奏乐，也没有仪式，车轮碾过青石路，仿佛当年长征的脚步。

有人说，龙开富一辈子没打过几场大仗，可井冈山的文件、长征带出的档案、西柏坡的电文、北京的机要，都从他肩头平安走向历史。若无其人，许多珍贵史料可能早就散落。对战功赫赫的年代而言，这样的隐功或许不起眼，却是另一个层面的“保卫战”。

如今，八宝山一左一右两座墓碑，一位是领袖，一位是警卫。碑前松柏常青，风吹过，像有人在轻声招呼：“小龙，报纸找到了吗？”另一道声音低低应着：“主席，找到了，这次绝不拿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