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功德林中5位原国军将领被处决，分别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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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枪声响起，五位曾经的国军将领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五个人中，有台儿庄敢死队长，有昆仑关血战老兵，有黄埔一期的精英。历史从不简单，英雄与罪人，有时只在一念之间。

北京西四功德林胡同甲11号。这个地址在1950年后，成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的"新家"。

原本的佛寺早已面目全非，院子里搭起了高高的围墙，铁丝网在墙头闪着寒光。

管理所里关着243名战犯，从军长到师长，从省主席到厅长，个个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杜聿明每天在院子里踱步。这位徐蚌会战的败将军，脸上写满了复杂，他知道自己还有机会。

早晨六点准时起床，整理内务，参加学习讨论，他在认真读毛泽东选集，还做笔记。

宋希濂在角落里读书，偶尔抬头看看天空，这个湖南人性格温和，从不惹事生非。

黄维则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记录着改造生活的点滴，他甚至开始研究数学问题，用草纸演算复杂的公式。

这些人都在适应新的生活节奏，每天上午政治学习，下午参加劳动，晚上写思想汇报。管教干部说话和气，伙食也还过得去。白米饭，蔬菜汤，偶尔还能吃到肉。

改造政策很明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大多数战犯选择了配合，他们参加学习，写思想汇报，在劳动中挥汗如雨，毕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陆荫楫不这么想。

这个保定军校一期的老军人，65岁了，脾气还是那么硬。他把学习材料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脚踩，管教干部劝他，他冷笑一声："要杀就杀，别来这套！"

他的房间成了特殊监管对象，每天拒绝出工，拒绝学习，拒绝写检查。吃饭时把筷子摔在桌上，碗也推到一边。

其他战犯劝他："老陆，何必这样？"他瞪着眼睛回答："我陆某人从不向土匪低头！"

这种态度很快传染给了其他几个人。

陆荫楫

邓子超更绝，每天早晨，他都要面朝南方行军礼，嘴里念念有词："校长必来救我！"其他战犯看在眼里，摇头叹息，连黄维都说："老邓，醒醒吧。"

这个江西石城人固执得像块石头，1899年出生，比陆荫楫小几岁，脾气却一点不小。他在墙上用指甲刻字："党国万岁"，被发现后，管教人员让他擦掉，他宁死不从。

晚上睡觉时，他还要偷偷祈祷：天无绝人之路，校长一定会派飞机来救我们。他对同室的战犯说："你们都被洗脑了，我邓某人绝不妥协！"

张国勋和张卓躲在墙角窃窃私语，台儿庄的敢死队长和滇缅公路的老兵，现在只能用眼神交流那些不能说出口的话。

邓子超

杨海清最安静，却也最危险，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像一块顽石。

五个人，五种态度，一个结局。

陆荫楫的履历表很好看，保定军校一期，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时期立过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指挥部队参加昆仑关战役，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就死在他的枪下。

战功赫赫，本该是民族英雄。

1947年，苏北沭阳，陆荫楫签发了一道手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道手令像死神的镰刀，收割了无数无辜生命，三百多名老百姓惨死，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嗷嗷待哺的婴儿，血流成河，哭声震天。

一个昆仑关的英雄，变成了沭阳的魔鬼。

邓子超也有类似的经历，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在他身上黯然失色。

1949年，赣州解放在即，邓子超知道大势已去，却选择了最残忍的报复。27名地下党员被他下令杀害，尸体用麻绳串连，沉入章江水底。

江水滔滔，冲不走血腥味，那些为了解放而牺牲的同志，连尸骨都找不到。

邓子超下令时的表情，至今还有人记得，那是一种扭曲的快感，一种病态的报复欲。

他对部下说："既然守不住江山，就让他们尝尝厉害！"27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他的一声令下夺走。

更令人发指的是处死方式，不是枪决，不是刀砍，而是活活勒死后沉江。

那些地下党员临死前的呼喊声，在夜空中回荡了很久。邓子超站在江边，面无表情地看着尸体沉入水底。

张国勋在台儿庄确实当过敢死队长，那时候他不怕死，为的是驱逐日寇，现在他还是不怕死，为的却是复辟旧制。

张卓在滇缅公路上流过血，挂过彩，抗战时期，他确实是条好汉。和平时期，他却成了暴乱的策划者。

杨海清是五人中唯一没有抗战经历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罪行毫不愧疚，对改造毫不配合。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同一个人，可以既是英雄，又是罪人。抗日的功劳救不了屠杀同胞的罪恶，战场上的勇敢掩盖不了政治上的反动。

1950年春天，功德林的气氛变得微妙。

五个人开始频繁接触，他们利用放风时间，在院子里"偶遇"。表面上聊天气，聊家常，实际上在策划着什么。

管教干部不是瞎子，王管教员注意到了异常。这五个人的眼神不对，举动不对，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

暗中观察了几天，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陆荫楫是主谋，这个老军人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其他四人拉拢到一起。他们的计划制造暴乱，夺取武器，杀死管教人员，然后越狱逃跑。

邓子超负责联络外界，他托人带信给台湾的老部下，希望能得到接应。信件被截获，内容触目惊心："生死在此一搏，成败论英雄！"

这封信写在香烟盒内侧的锡纸上，字迹很小，内容很详细。邓子超在信中描述了功德林的内部结构，警卫力量的分布，甚至连管教人员的作息时间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还绘制了一张简易地图，标明了武器库、弹药库、通信室的位置。

信的结尾写着："如蒙垂怜，请派潜艇至渤海湾接应，事成之后，必有厚报！"这种天真的幻想，充分暴露了这些人对现实的误判。

张国勋和张卓负责具体行动，台儿庄的敢死队长制定了详细的攻击方案，滇缅公路的老兵画出了越狱路线图。

杨海清则负责煽动其他战犯，他在暗中散布谣言，声称"解放军要屠杀所有战犯"，企图制造恐慌。

计划的时间定在1950年冬天，他们选择了一个雪夜，认为能够掩盖行踪。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1月的一个深夜，行动开始了，陆荫楫带头冲向武器库，邓子超紧随其后。张国勋按计划攻击宿舍楼，张卓负责控制大门。杨海清则在楼道里大喊大叫，企图制造混乱。

枪声响了，不是他们扣动的扳机。

解放军战士早已严阵以待，这场暴乱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五个人被当场制服，血流满地，再也站不起来。

现场一片狼藉、，陆荫楫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花白的头发。

邓子超被压在地上，还在大喊："校长救我！"

张国勋和张卓背靠背倒在墙角，眼中闪烁着绝望的光芒。

杨海清最后一个被制服，他躲在厕所里，被拖出来时已经面如死灰。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们，现在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被捆绑起来，他们的"最后一战"，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不，他们还能站起来一次，站在被告席上。

1951年2月，法庭庄严肃穆。

五名被告被押上被告席，陆荫楫依然昂着头，邓子超还在嘟囔着"校长"，其他三人则低头不语。

审判长宣读起诉书，每一条罪状，都有确凿证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逝去的生命。

"被告陆荫楫，1947年在苏北地区制造沭阳惨案，杀害无辜群众300余人......"

"被告邓子超，1949年在赣州杀害地下党员27人......"

"被告张国勋、张卓、杨海清，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策划暴乱......"

法槌落下，声音沉重。

旁听席上坐着其他战犯，杜聿明低着头，不敢看被告席，宋希濂紧握双手，手心冒汗。黄维则在心中暗自庆幸：幸亏自己选择了配合，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命运的可能。

陆荫楫听到判决后，哈哈大笑："好！痛快！我陆某人不怕死！"邓子超则瘫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在嘟囔："校长怎么还不来......校长怎么还不来......"

张国勋保持了军人的尊严，挺直腰板接受判决。张卓闭上眼睛，似乎在回忆滇缅公路上的战火硝烟。杨海清到最后还是一言不发，像一块顽石。

死刑，立即执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唯一一次执行死刑。243名战犯中，只有这5个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对比太鲜明了，杜聿明后来获得特赦，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写出了《鹰犬将军》，反思自己的人生，黄维晚年潜心研究数学，还获得了专利。

为什么是这5个人？

答案其实很简单：选择。

面对同样的历史转折点，大多数人选择了顺应潮流，承认错误，争取新生，这5个人选择了顽固到底，以死明志。

历史不相信眼泪，更不同情顽固。

1951年春天，行刑的枪声在功德林响起，五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就此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他们的墓碑上不会刻着"抗日英雄"，历史记住的，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选择。

这就是功德林1951年的故事，一个关于选择与后果的故事，一个关于历史转折点上人性选择的故事。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是历史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1951年相关报道：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执行死刑情况

新华社历史资料：战犯改造政策与执行情况

《中国青年报》历史专题：新中国初期的战犯改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