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祥苓回忆15：我这辈子就演了个《智取威虎山》，受了这么大气

"四人帮"倒了以后，要排新戏。京剧院副书记李庆福问我说排什么新戏，我说排《阿 Q 正传》。他说你还真敢想。我说我来演，你找个人来编，但是得写得好。他认为我开玩笑，我说开什么玩笑，都当了一辈子阿 Q 了。不过，早先想的东西多了。六几年的时候跟马科在一块，就想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大伙儿说哎累哟，台上穿紧身裤演京剧不好看。我那时候就跟老婆说，有朝一日满马路都是棉毛裤。现在一看，满马路的紧身裤，我还说对了。

1977年演完《智取威虎山》，剧组第一个演了《甲午海战》，马科导演的，我演邓世昌。在人民大舞台演出，戏演得还不错，天天客满。演到最后，我们演员自己都买不到票了。感觉"四人帮"倒了以后，我们这个戏是最好的。为什么？《智取威虎山》剧组没有散，洋乐队都在，人员保存很完整。记得有一个香港记者找我。他在全国转下来，觉得我们这个创作不错，戏是最好的，想拍一场到香港替我们去宣传。本来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说我们这个人民大舞台的灯光不行，拍摄效果不好、能不能挪一个地方、按照适合电视播出的标准，重新布置灯光，来看一下效果。院领导没有一个理会，结果没有答应人家。那时候就给我们定性，说《智取威虎山》是"四人帮"嫡系的嫡系，其实有哪个是嫡系？我的想法是，文革以后，一般来说外面的群众自然都说我们是江青的嫡系队伍，对我们有看法是正常的。但是，作为文艺界、京剧院的领导，经过核查了，还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就不对了。

这是一个戏。第二个戏是《大风歌》，我在这个戏里演陈平。这个戏绝了。那时候很多人都到二团，都想离开一团，一团是《智取》剧组。我头一个离开，说在这个剧组不行，不能待了。因为按照当时领导的意思，《智取》剧组是"四人帮"嫡系的嫡系，那我何必落这个名声，就走了。选了半天，我去了二团。那时候李炳淑也到二团了，李丽芳也到了二团，大家都到了二团。这么一来，弄得《大风歌》就挺红，因为人头齐啊。演是演了，电台也播了，演了多少场啊！可惜给京剧院那位书记搅和了。

特别是搞《东进序曲》，陶雄写了个本子。但是，剧本拿来一看，不行，念白太多，成话剧了。大伙儿说，能把这个戏改成京剧么？结果党委书记就叫我，还有几个同志到黄桥改剧本，我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改完了，大伙儿满意了，之后开始排了。

当时我是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是沈金波和另一位演员演 A 、 B 角。排着排着，那位演员有点不满意。我明白了，找书记殷公普去了。书记说，人家不满意，能不能再改改剧本？我说我就这水平了，没法改了。这样吧，我退出吧，我也不想演了。书记本来想把沈金波换掉，我说别换沈金波，让那位演员演我这个角色，沈金波还演原来那个角色。这样剧本就没有问题了。书记冲我笑笑说，你这个人挺聪明啊。我说，我这人聪明也聪明，傻有时候也挺傻的。聪明的时候我有点脑子，傻的时候就傻干。

这个戏排着排着，导演找我来了。他是人艺的老导演，说祥苓啊，我有点弄不下去了。我说，你怎么弄不下去了？他说，不行啊，演员让我示范，我怎么示范得了啊！好比坐那儿喝茶，按照京剧的模式该怎么设计身段，该怎么喝茶，他怎么弄得了啊。还有一个导演孔晓石，后来当过马博敏的副院长，也是人艺的。他说，你帮帮我吧。我说导演还是你来，我坐在你旁边。这老头挺好的，挤兑人家不行啊，就排。大伙儿对我还有点尊敬。可能是人家对我有点误会，我在《智取威虎山》是 A 角，我演得多他演得少。最有意思就是李庆福副书记，他原来是评弹团的，后面到了我们这儿。他和股公普又来找我了，说人家对你有意见了，你老给别人说戏，帮着别人设计，不管他，这不好吧？我说我不是不管，他自己有设计能力，导演给他分析分析人物就行了。大角儿了啊，都名演员了，自己难道都没有这个设计能力吗？他们说不行，你还得帮他。说得挺好，有一天我记得他在排戏，我就提了点意见，说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他就给我来个不理。我这个气啊，心里觉得这个人有话不跟你当面说，去领导那儿告状。好心好意给你说，你又这样。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我就在京剧院那儿就气得哭。我说，这辈子就搞了个《智取威虎山》，受这么大气。后来他的原配夫人还找我夫人道歉，说他脾气不好，把童老师气哭了。

还有可气的。承包结束了，文化局选先进了，我们当然从京剧院开始评，每个团自己群众推选，但是有一点，文件规定"三种人"不能选。因为我辛辛苦苦领导一年承包队，大伙儿就选了我。不选我，没有关系，没有什么政策的根据，就把我弄掉了。我就找他们去了。我从来没有得过奖，也没有要过奖，但是今天要跟你们较真，因为送这个破先进有政治标准。文件上写着"三种人"不能得奖，我是"三种人"吗？百分百的群众选的，我不能当先进是怎么回事？回答不出来。我说，不就搞了个现代剧《智取威虎山》吗，第一这个剧本是歌颂共产党的，没错吧；是纪念革命烈士的，也没错啊。从剧本上都没错啊。我们作为演员做工作也没错，演员不搞戏搞什么呢？江青来领导是客观事实，这不能怨我们。别说江青来领导了，就是文化局李太成说一句话，我们也得做啊，京剧院的书记说排什么戏，我们也得做啊。按照你们的逻辑，文革当中工作的人都是错的，工人生产是错的，农民种地也是错的，解放军守卫国防也是错的，应该大家都撂下不干，去对抗"四人帮"。那国家会是什么局面？毛主席不是说抓革命、促生产吗？这不生产都不像话了啊，文化上不生产，那不是没有精神粮食了嘛。老戏不让唱，这个不让演，那我们搞什么。再说，那时候你们不是也在干吗？

关于琴师的事，也有点纠葛。京剧院书记殷公普找我谈话，说你们演员老是强调和琴师的关系。我们确实很强调这个，这很要紧的。琴师和唱有很重要的关系。演员的什么劲头啊，演员的什么范儿啊，时间长了，琴师都是有相当的了解的，弓子应该硬一点还是软一点，跟演员配合久了就有默契了。他说你老跟我提胡琴的问题，你们到底跟胡琴是什么关系？我一听这没法答复啊，就说是爱情关系，这个胡琴我要不爱，就唱不了，我们两个人得有情感才行啊。后来他不同意，就算了。

"四人帮"倒了以后，恢复传统戏。上海这个地方很奇怪，刚开始演的时候，旧戏班的一些钩心斗角的东西就来了。有一个丑角演员找我谈话，就说上海有观众让我请吃饭，如果我请吃饭，就把我捧得比某某人还红，如果不请吃饭，就给我叫倒好。当时我说不可能，我本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怎么能去请人吃饭呢？我说，已经这把年纪了，也演了这么多年戏了，我还靠这个？记得刚在上海演《定军山》，也没出什么错，确实给我叫倒好了。那也没办法。我当时想上海这个地方，谭鑫培先生、余叔岩先生来这儿，都被叫过倒好。他们从此再没来过上海，包括杜月笙杜家祠堂那次堂会，全国稍微有点名气的都来了，余叔岩就是没来。我想祖师爷都叫倒好了，更何况我呢？

我还收到一封信，说你的戏叫什么戏，白胡子老头打黑胡子老头，这是不平等的。《定军山》黄忠使拖刀计杀了夏侯渊的侄子。这信里就说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你怎么能杀俘虏？就这么把我骂了一顿，我一看不懂戏啊。后来就好一点了，就唱点熟悉的戏，像《武家坡》什么的。

至于《春秋笔》这个戏，因为那时候学津在，他是唱马派的，按辈分算，他是后辈了，我们就不能抢他这口饭，我可以唱我的余派之类的。后来学津走了，我才开始唱《群英会》《借东风》之类的。怎么想到《春秋笔》呢？因为这是马先生很有名的一个戏，非常好的一出表演技巧戏，鬓口技巧，纱帽技巧，水袖技巧。但是这个戏演的人少。另外它的内容有点奴隶救主，后来我把这变成一个爱国性质的了，技巧上改一改，结果效果挺好。这些都有电视录像，但是没有放过。

上海很那个，从来没放过我们的戏。后来京剧院很多朋友让我拍三个戏：《乌盆记》《春秋笔》还有一个什么。我始终拒绝，我不拍。原因是什么呢？有一次我演《乌盆记》，我夫人演《谁妻嫁妹》，我给她改了本子，我在她前面演。这个计划已经出去了，结果我们二团的团长忻建民居然来找我，说马博敏院长说了，您能不能不演这个戏？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一个青年演员，现在是大角儿了，要拿这出戏参加百花奖，您能不能不演？我说这个舞台上我演跟他演有什么关系么？各演各的啊，为什么他要演我就不能演呢？后来我想想就算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换戏了。我就换了《春秋笔》里面一折《杀驿》。我永远记住院长不让我演，这出戏（《乌盆记》)我就带到棺材里去了。《春秋笔》也是。我感觉很奇怪，我们之前的演出有录像啊，李先念来上海的时候我们的演出都有录像啊，你从来不放，现在录我的录像干什么？

我这人有点个性。你们对一个人不好，这个人就不留东西给你们，这是你们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现在有几个孩子到我那去，我特别喜欢他们，但是我说咱们不成为师生关系，别叫我老师，叫我先生。论私交，我可以教给你们一点东西。我的《乌盆记》有录像，谁录的？济南电视台。在济南演出的时候录了几出戏。方荣翔的女儿录的，因为她懂戏。

那时候演出很多，在团里面巡回演出。我们演出有一定的上座率，去外地巡回演，基本上保证客满是没有问题的。我是1985年从鞍山回来的，那时候休息了大概半年。到1993年就不唱了，就这七八年演出很多，一去就几个省。

我还教训过团长忻建民。我当团长的时候他还是唱老生的配角。以前我跟他闹着玩，说给你提个建议，现在咱们改革一下。他说怎么改革。我说主演和剧团混在一起，分不清价值。咱们分开隔离，到外地演出，剧团和剧场谈团里的收人，主演的收入单独和剧场讲。这样大家就明白各自的价值。他说那不行那不行。1992年潍坊搞风筝节，冤家路窄，碰到一起了。二团是自己和演出单位订了一个合同，同时风筝会又把我和南云请了去。风筝会请我们去的时候，我的条件就是我不和京剧院扯在一起，就说了什么待遇，软卧往返，一场多少钱。我说这是个人行为，就去了。在潍坊我和南云演了三天，忻建民找我来了，说二团订了七天合同，现在演了三天不上座，弄不下去了。但是往返的火车票提前都订好了，如果要回来又买不着票，还有这四天的出差费、住宿费、伙食费没人付啊。我就说怎么办呢？团里赶紧想办法啊。他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找了个柴油机厂，说可以承担这几天演员们的食宿费用，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得把童祥苓和张南云老师留在这一天，演一场《坐宫》。至于童老师的费用我们还单付。我说团里有困难，我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看着把大伙儿都撂在那。但是我有个条件，明天上车我们的软卧票怎么办？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就答应他。然后我就去演了，结束之后厂长拿了个信封，里面大概有五千块钱，双手呈给我了，说童老师这是您的。我把忻建民给叫来了，我说你现在知道我的价值了吧，别看你们七十人，你们七十人抵不了我一个人，以后就该这么办。忻建民说那不行。

《智取威虎山》剧组去日本演出时，很多事包给了大老板，他再分包给小老板，原英一就是负责舞台灯光小老板。所以，他跟舞美的关系特别好，舞美队跟我关系也很好。原英一想到中国来，那时到中国来还不是很方便，还不是很开放。他就跟舞美队说，童先生是不是能帮我忙。舞美队跟我说了，我说他真拿我当块料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想想，怎么提这事呢？驻日本大使馆陈楚大使和一等秘书陈志迈对我特别好。临回国前在新大谷饭店吃饭，他带我到地下商场去了。我一看有十多个人跟着呢，心想这也是首长待遇了。我们也就是转了一圈，看看商场，随便聊。正好走到一个卖灯的店，想起了原英一这个事，不管行不行，先胡说八道一番吧。我对陈志迈说，原英一这个人还可以，挺想到中国来，要不您跟陈楚大使说说，能不能帮个忙？其实我也是瞎说，没想到原英一真的来中国了。

我特别怀念他，他每到上海总要约我见面，总想帮我。1982年，他来上海与京剧院商谈，要拍一部介绍中国京剧的片子。院里让我到院部与他见海与京剧院商谈，要拍一部介绍中国京剧的片子。院里让我到院部与他见面，他请求我与他合作。商定之后握手离别时，他发觉我手冷，就把他的手套戴在我手上，示意要我当心受凉。不久，京剧院副院长齐英才把原英一寄来的电影脚本给我看，里面我的镜头占了大部分。我和导演梁大成一起，把我和童家的镜头削减了三分之二，心想这样能使介绍中国京剧发展的电影得到上级领导通过的把握性大一些。当局里通过的脚本转到我手中的时候，里面夹着文化局一位处长的便条，上面写着：有关童祥苓的镜头暂勿外露。我明白了，就再不参与。这部片子后来也没能拍成。

1986年，原英一先生又到上海，我们那个舞美灯光应日隆说，祥苓，原英一到中国来了，他想见见你。我说，他干嘛来了？应日隆说来邀请《白毛女》剧组到日本演出。我说，那我见他的时候跟他提一下，我们京剧院一个团到日本演出。他说这个不靠谱，我说试试看。下午，我跟应日隆去了，当时是在上海饭店还是在锦江。原英一好像有点感谢我的意思，说到中国来，您帮了我大忙。我心想，不是我帮你的忙，是陈楚大使帮你的忙。聊开了，我说我想弄个团到日本去演出。我向他提出，我想搞一个大型京剧团去日本，全面地介绍京剧艺术，并对他讲完全商业运作不行，需要他集资。他让我告诉他具体想法，我说一百二十人，两合大戏一台小戏。他一口答应，说他已经有一笔钱，但还要弄一笔钱，经费一切别操心。接待你、接待你这个团，肯定照《智取威虎山》标准，就是最好的。要达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去日本时的接待水平。不过有一样，艺术水平要一流的，得以童家为主；第二个戏要好，最好把名单、什么戏这些材料快点给他，他去组织。最后还让我对他放心。我就看看应日隆，我那意思你不是说不可以吗？那时候我想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当天晚上才有意思呢。原英一要请我吃饭，结果一看，《白毛女》剧组全在，挺难受。他这个实际上就是把《白毛女》剧组拒绝了，就是你们的质量不行，我这次不能邀请你们去。我坐在那儿多难受，好像是我给撬了似的。他那天还特别让我坐中间，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童祥苓先生。《白毛女》剧组这些人我都认识啊，太熟了，其实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说好话说不上去。咱们说良心话，现在复排的确实没有以前好。《红色娘子军》我也看了，薛菁华太好了！我到她练功房去看过她练功，看完我都心里难受：绷全绑着，肌肉撕裂啊，还站着练，太可怜了。

告别宴结束，临分手时原英一先生又强调钱不成问题，要我赶快准备资料。我很快便与京剧院领导马博敏谈了此事，但领导既不与我具体商谈，也不给资料。我估计，砸锅就砸在以我们童家为主。多好的机会啊！我们现在到日本演出，还要自己买泡面，可怜劲儿。那次没成，非常非常可惜。原英一肯定得给安排好啊。应日隆多次传来原英一的口信，要求我提供资料，还告诉我，原英一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事，后来胡冠时也转达了原英一先生对我失信的微词，说人家还等着你呢，你这材料就死活还没寄过去。我毫无办法，只得给原英一写了一封信去解释、告罪。

我干了两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事后，发誓再也不去做这种蠢事了。幸好原英一先生理解我的处境，与我一直保持着友谊关系，每年都互送贺卡。有一年他公子寄来了贺卡，告诉我原英一先生已去世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每年给我寄贺卡。失去这么一位热心的日本朋友，我极为难过，也对未能再度与他携手合作而抱憾终生。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