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美国牧师，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他冒死拍照，成战后审判铁证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公布了当年入选的47个“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其中包括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七家单位联合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南京大屠杀档案”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是：

第一部分是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候，大肆屠杀中国士兵和百姓的档案。

第二部分是在1945年至1947年期间，对日本战犯进行调查和审判的档案。

第三部分是在1952年至1956年期间，中国司法机构提供的关于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文件。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提交的“日军侵华期间强征慰安妇”的相关档案，却没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之列。

在入选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当中，有一群来自西方人提供的档案尤其引人注目，其中有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贝德士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出庭供词，以及罗伯特·威尔逊在南京鼓楼医院全力抢救身中37刀的李秀英的现场照片。

约翰·马吉身为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而他冒死拍摄的诸多影像，成为了日军在南京城内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除此之外，约翰·马吉后来还亲自前往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证人，极力控诉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7年12月13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负责守卫南京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无奈下达了“撤离南京”的命令，致使南京沦陷。

尽管唐生智已经准备好“誓与南京共存亡”，但军人还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唐生智在后来回忆说：“从南京撤退回来的那天晚上，是我一生当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后，在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默许之下，他们开始在南京城内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疯狂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日军屠杀的对象包括城内手无寸铁的百姓，以及放下武器投降的士兵，甚至就连小孩也不放过。

在这场南京大屠杀当中，不仅有中国同胞的守望相助，还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的同心协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以各种方式保护着南京的百姓免遭日军的杀害或凌辱。

即便如此，仍有大约3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中......

这二十多位西方人在全力保护南京百姓的同时，还勇敢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的罪恶行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和担当，将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来自美国的传教士约翰·马吉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使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的犯罪证据。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岁月的流逝，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在《新编日本史》中，却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还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尚无定论”，就在这个时候，约翰·马吉和他拍摄的胶片再度被人提起。

约翰·马吉

而再度提起此事的人，就是当时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的邵子平。

1991年，在邵子平的努力斡旋和沟通下，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里的地下室找到了当初的那台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以及约翰·马吉当年在南京拍摄的部分胶片的拷贝文件。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不仅冒险拍摄了影像，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拍摄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

随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再度问世，瞬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连日本的《每日新闻》也专门做了专题报道。

可是，大卫·马吉只是找到了约翰·马吉拍摄的部分胶片，足足装满了12盒，仍然有一部分遗失。

如今，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里面，保存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书写的大量原始文档资料，加拿大女作家琳达·格兰菲尔德曾经多次和约翰·马吉的幼子休·马吉一起来到图书馆，试图查找有关约翰·马吉的资料。

这是因为，琳达·格兰菲尔德正在写一本新书，书中讲述的是约翰·马吉和南京的故事。

琳达·格兰菲尔德在搜集关于约翰·马吉资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段他在中国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1912年，约翰·马吉以一名圣公会牧师的身份，开启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东方之旅，他先是到了日本，然后转向他此行的最终目的地——中国。

约翰·马吉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教。

而此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轰动世界的“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宣统皇帝（溥仪） 退位，中国已经进入了由袁世凯担任总统的中华民国时代。

刚一来到中国，约翰·马吉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动荡、贫穷和落后，与日本的繁华景象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在南京生活了五年之后，约翰·马吉决定返回美国进行募捐，他想用募捐而来的善款在南京的贫穷地区建造教堂和学校。

如今的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就是约翰·马吉组织捐建的学校。

1921年，约翰·马吉和来自英国的菲丝小姐在南京举办了婚礼，随后他们两人前往日本度了蜜月，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大正天皇由于精神方面出了问题，他的儿子裕仁开始接班正式摄政。

裕仁上任之初，在日本一些极端分子的教唆下，尤其是在1923年日本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之后，他就开始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

直到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上的一阵枪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卢沟桥事变”。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野心勃勃的日军叫嚣着“三个月内拿下中国”，目标直指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从而打破了约翰·马吉的平静生活。

眼看日军逐步向南京逼近，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美国侨民发布了最后一次撤离的警告，而约翰·马吉只是让妻子回到英国生活，自己则是孤身一人留在了南京。

此时的约翰·马吉已经53岁。

约翰·马吉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那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约翰·马吉给身在英国的妻子先后写了17封书信，真实记录了他在南京城内的所见所闻。

除了使用文字呈现那段真实的经历以外，约翰·马吉还有一个强力的工具，那就是他携带的一台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用真实的影像记录似乎比文字记录更有画面感，更有说服力。

经过“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率领20万兵力朝着南京扑来，由于后勤补给不足，他下令在途中就地进行补给，所经之处就是烧、杀、抢、掠。

约翰·马吉在给妻子的书信当中，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到南京以前，我也从中国人那里听说过一些有关日本人暴行的说法，他们很害怕，想要逃离南京，但当时我认为这仅仅是谣言而已。”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在围攻南京城的时候，约翰·马吉拍摄了第一段影像，记录的是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的画面。

这一天，在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指挥下，中国军队正在顽强抵抗进犯的日军。

与此同时，约翰·马吉正在教堂主持礼拜，他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电话，电话中说道：“南京估计是守不住了，我们要立即成立一个正式的救助组织，取名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想要请你担任主席。”

听完这话，约翰·马吉当即表示同意。

其实，约翰·马吉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早就开始筹备针对难民的救助工作。

约翰·马吉刚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就开始选择地址，由于日军几乎炸毁了南京城内的多数医院，他就选择了曾经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楼作为救助医院。

不仅如此，约翰·马吉迅速组织了一百多名医护人员齐聚于此，马上开始救助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

1937年12月13日，因为唐生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连夜撤退，致使南京沦陷到日军的手里。

日军进入南京之后，先是把约翰·马吉从救助医院赶了出去，还派人在门口把守，禁止所有的外国人进入这里。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加恐怖的事情等待着他。

1937年12月16日，看到日军的残暴行径，约翰·马吉偷偷拿起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屠杀南京百姓的画面。

通过约翰·马吉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一位妇女正在向日军下跪，请求日军不要杀害她的丈夫和儿子。

在这段影像的背后，可是千千万万的南京百姓被日军用绳索捆绑起来，将他们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的空地上，然后使用机枪进行扫射、使用刺刀进行斩首、使用手榴弹进行炸死。

在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当中，还有一位年仅七岁的男孩，凶残的日军在他身上刺了五刀，其中一刀刺穿了肚子，在被送入南京鼓楼医院（当时为美国教会医院）抢救三天之后死去。

就在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拍摄这些影像的时候，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的摄影师白井茂等人奉命来到南京，跟随日军进行拍摄。

白井茂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真实记述了当时他亲眼看到的场景：

“我在扬子江边看到了枪杀中国平民，在其它地方也看到许多人被枪杀，这太残酷了，使我无法继续写下去，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部分，我不能将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也要进行剪辑。”

在日军的自导自演下，白井茂等人被安排在安全区门外拍摄日军发给难民饼干的影片。

让白井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拍摄影片的同时，一队日本士兵从后墙悄悄翻进了一户院内，在地下室里找到了躲藏的一群妇女，当场强奸大约12名妇女。

1937年12月19日，三个日本士兵闯入地下室，意图强奸年仅十九岁且怀有身孕的李秀英。

面对日军的暴行，李秀英奋力反抗，与三个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致使她的面部、腿部和腹部受伤严重，全身一共中了37刀，后来被父亲紧急送往南京鼓楼医院进行救治。

经过罗伯特·威尔逊的全力抢救，李秀英虽然得以保住性命，但她腹中的孩子却没能保住。

当约翰•马吉听说了李秀英的事迹以后，他再次拿起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李秀英在医院抢救时的惨状，这段不足一分钟的影像，更是成为了日军在南京犯罪的铁证。

就在日军在南京城内实施杀戮的同时，日本的《东京朝日新闻》更是在12月13日至12月31日期间，进行了多达七次美化日军侵占南京的专题报道。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里，琳达·格兰菲尔德和休·马吉从约翰·马吉遗留的书信里，找到了关于《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在12月19日采访约翰·马吉的资料。

约翰·马吉在书信里面这样记述：

“这天有人敲门，两个穿着体面的日本记者走了进来，我邀请他们进了门，同意他们给坐在草地上做礼拜的人们拍照。”

面对日本记者的采访，约翰·马吉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算世界知道真相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就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一周以来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日本记者，希望他们能够如实报道。

但是，约翰·马吉怎么也没有想到，《东京朝日新闻》在12月25日做的专题报道“南京在微笑”，只是刊登了在他家里拍摄的照片。

更加让约翰·马吉感到愤怒的是，《东京朝日新闻》还在照片旁边配了几个文字说明，上面写着“沐浴和平之光”。

约翰·马吉想要借助日本记者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公之于众的计划，算是彻底破灭了。

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之下，此时的南京已经成为了一座只剩下屠杀和强奸的城市，恐怖的阴云笼罩在了整座城市的上空，城内的百姓就像一只随时被日军待宰的羔羊，却又毫无还手之力。

约翰·马吉意识到，只有尽快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公布出去，让全世界看清日军的无耻嘴脸，才有可能制止日军的疯狂杀戮。

但是，想要把拍摄的胶片从南京城内送出去，就必须要想办法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还要寻找一个可靠的人选。

经过一番思考，约翰·马吉认为，乔治·费奇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乔治·费奇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他负责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食品和药品的筹措，曾经多次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可以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把胶片送出去。

1938年1月月底，乔治·费奇带着八盒胶片，乘坐一辆日本军列离开南京，安全抵达了上海。

刚一到达上海，乔治·费奇马上和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来到上海柯达公司，对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进行编辑制作，并且附上英文说明之后，全部送往了美国。

除了乔治·费奇带走的八盒胶片以外，约翰·马吉拍摄的其它影像，大多是在1938年2月以后拍摄的。

通过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揭露了日军在南京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具体过程，件件都是触目惊心，令人头皮发麻。

1938年2月20日，胡金宝兄弟两人被捆绑起来，日军站在两百米以外开枪打死了他们。

1938年3月9日，由于王培相拒绝陪日军一起出去找女人，被日军砍断了手指。

1938年3月10日，蔡盼生被日军刺了十刀，最后被绑在梯子上，一个士兵朝着他的头部开枪，他的妻子也被刺了数刀。

1938年3月16日，日军向李高氏的家人头部刺了两刀，屋里的三个人全部被杀死。

约翰·马吉出席东京审判

这些杀戮事件，还只是发生在1938年2月以后的事情，更为残暴的当属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那一个半月。

1938年3月，约翰·马吉的朋友麦金正在日本进行传教，他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函当中，竟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出来的。

约翰·马吉得知以后非常生气，他马上给麦金写信，讲述了自己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希望麦金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更正那些错误言论。

此外，约翰·马吉还写道：

“我之所以要写此信，是由于坚信应让所有的日本朋友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给日本友人的一份真诚的友谊，如果日本多数民众知道在这广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真相，他们一定会为之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