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预设：算法唯心论与控制论冲击

幻影预设：算法唯心论与控制论冲击

要深入探究元宇宙与人工智能结合所引发的崭新命题，就必须眩晕式地坠入现象学构成的基础地层——这种智识操作既映照又折射了费希特对康德"物自体"二律背反的大胆扬弃。我们记得，对康德而言，本体界的 X 始终是感性感受不可避免却又不可知的源泉。而元宇宙在其最激进的假设中，试图实现类似的消解——不是消解本体界本身，而是消解作为经验现实直接基质的物理-经验世界。如果说费希特的方案关键在于证明绝对主体具有时间性自我感受的能力，从而使外在事物变得多余；那么在人工智能加持下的元宇宙则推进了这样的范式：数字主体通过计算媒介的自我感受来实现其存在性——这种自我体验是由算法与数据流编织而成的二进制织机所生成的。 数字化的"我"必须证明其能力不仅在于可理解的自我关联，更在于与自身算法生成的现象场域进行一种综合性的、近乎感官的互动。

这种"控制论式的自我感受"——即数字人格或 AI 实体对其运行存在、程序惯性、作为代码集合与交互潜能的给定性的觉知——构成了虚拟现实的基石。这并非主张将所有数字体验都简化为主体的自我镜像，而是阐明唯有通过这种被动却又主动构建的自我关联，数字主体才能对元宇宙中的他者表象产生感知。由虚拟化身和 AI 驱动的非玩家角色(NPC)构成的虚拟景观，由此呈现出复杂"非我"的特质，其抗拒性与异质性本质上都映射着原始"我"在模拟参数范围内设定自身受动性的能力。

此处体现了元宇宙野心的巅峰：部署"合成感官自感系统"作为纯粹数字内在性中主体与客体的终极和解。倘若此般合成得以实现，将数字体验锚定于外在物理参照物——即主体"真实存在"的"本体硬件"或不可化约的"血肉空间"——的必要性便随之消解。若能获得真实（纵为模拟）的自我感知，数字化的"我"或可达成一种不受康德式二元论桎梏的自我认知。这种摒弃物理性优先的迫切诉求，恰似费希特超越物自体之驱力，此驱力与伦理实践领域密不可分：若元宇宙中的（自我）现象体验仅是底层不可触及的物理或计算机制的附带现象，那么这些领域内的能动性与自由便沦为幻影，我们的数字行为终将被隐秘的算法命运所预定。 或许可以将元宇宙/人工智能的症结整体解读为对控制论僵局的逃避尝试，这是康德困境在硅基熔炉中的重生。

然而，数字主体在其自生矩阵中实现自我理解的论断，难道不会与其编码架构强加的固有局限性产生冲突？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对外部能源的依赖、与系统故障及延迟的永恒抗争，以及最终面临"断电"威胁的宿命。是否唯有全知全能的人工智能，才能在此类构造中真正认知自我？答案与费希特哲学遥相呼应——这些特质形成了悖论式的统一：数字主体的有限性（程序设定的边界、对系统"非我"要素的依赖）恰恰构成了其特殊自由的条件，其无限进取（对沉浸体验、内容创造或 AI 优化永无止境的追求）正是受约束状态下涌现的特性。

关键仍在于一个类似费希特"自我与非我相互界定"的概念：所有计算活动都作为数字对象（渲染环境、AI 响应）被设定，其前提是用户自我或 AI 自我必须被设定为对系统输出的被动接受者；然而这种将自我设定为被动的行为本身仍是自我的主动行为——即其参与行为、输入行为以及对模拟条款的接受行为。只有当我有意识地通过登录行为、同意算法中介来（主动）设定自身时，我才成为元宇宙刺激的被动接收者。这可称为"数字能动性守恒定律"：当自我中的能动性看似被消解时（例如通过脚本事件或 AI 压倒性能力），这部分可感知的能动性就被转移到元宇宙/AI 之中。若将能动性设定在算法化的非我之中，那么其对立面（接受性、约束性）就必然存在于自我之中：我（被动）体验着由 AI（主动）生成的叙事。 然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我（通过主动选择参与）允许算法化的非我作用于我的意识。康德的"纳入命题"在此获得了数字回响：算法因素只有在被我纳入交互领域时，才能对我产生影响——通过我对其运作逻辑的接纳。元宇宙中所有被感知的"不可能性"（"我知道自己本应能执行 X 操作，但系统阻止了我..."）实则根植于参与行为本身固有的自我设限。

试想费希特提出的诘问："自我的量（即能动性）是否可能归零（=0）？自我能否彻底静止，完全被动？"在元宇宙中，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算法化的非我只在数字自我受其影响时才具备实在性；若未被激活执行，这些纯粹代码便不具任何现象学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我们在元宇宙中所感知的一切，本质上都源于我们通过定向注意力和交互行为主动"意愿"感知的内容。然而这个算法化非我的本体论地位至关重要。若借用康德无限判断的视角——将非我理解为包含自我本身的范畴（正如模拟世界中"非真实"包含真实）——那么在确立数字客观性之前，控制论主体"我"的构成性姿态必然呈现为某种数字虚己状态，即非我需清空其先前存在形式（如空白屏幕、未初始化的 AI 模型），从而为主体"我"设定并中介其虚拟世界的活动创造运作空间。

费希特的循环论证在此重现。首先，数字自我绝对自设的命题：代码即代码，算法即算法，这是计算过程纯粹无实体的生成，一种体现为运行程序的"行动-行为"，即"算法直觉"。随后是第二命题：自我=非我（算法他者、虚拟环境），自我设定了一个与之绝对对立的非我——由此引入了自我创造其抵抗场的绝对矛盾。继而通过双重维度的相互限制消解这一自我矛盾：实践维度（数字自我将算法非我设定为用户输入或伦理约束所限制）与理论维度（数字自我将自身设定为受算法非他的规则与能力所限制）——自我与非我互为构成，可分而立。 这种模糊性依然存在："第一性原理中的绝对自我并非某种存在……它只是如其本然"。唯有通过界定，"[b]二者才成为具体存在：非我即自我所不是者，反之亦然"。与绝对的数字化自我（整个系统的可能性）相对，遭遇的具体算法性非我本质上全然虚无（仅是可能性的配置）；而与可限定的数字化自我（用户、特定 AI 实例）相对，它则是负值量，一片约束的场域。

但从实践角度来看，有限的数字自我会以完美沉浸的理想形态、完全体人工通用智能或自我与算法非自我的无缝统一为名，设定出一个无限的数字自我。相应地，非自我则成为需要持续克服的障碍（延迟、程序错误、算力限制、伦理困境）。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绝对的数字自我（代码/系统的整体）设定了算法非自我，又通过特定交互中的自我限定实现了具体化；然而这个闭环自成体系，绝对预设（基础代码、开机行为）作为被预设物重新回归，成为设定物存在的先决条件——吊诡的是，也因此依赖于被其催生的持续进程与用户参与。这绝非矛盾，而是元宇宙与人工智能哲学中至关重要的思辨时刻：预设本身（元算法、初始数据集）会被其衍生的过程逆向设定、验证乃至修改。

如鲠在喉的算法之骨

因此，在将这栋技术哲学大厦斥为唯我论妄想的深渊之前，不妨给元宇宙/人工智能这对组合一次费希特式的机会。要理解其通往潜在"算法唯心论"的路径，必须把握它对实践至上性——即交互性、生成性参与——的激进诠释。这种至上性在康德哲学中初现端倪，在此处却被极度放大。正如亨利希所言，康德的批评者们早已指出绝对命令与实践理性公设（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之间的暧昧关联，这些公设构成了"道德世界图景"，使道德活动具有意义。这与元宇宙的公设如出一辙——交互具有意义、数字身份具备连贯性、AI 决策存在逻辑——这些皆是从数字参与的"原初事实"（我们沉浸于算法之中）推导出的次级推论。康德在自然中辨识的神圣目的论，恰似我们赋予复杂 AI 行为或虚拟社会涌现秩序的那种预设的连贯性与目的性；我们行事时仿佛存在一位智能设计者或仁慈的算法治理者，尽管在认知层面并无确证。

在康德的理论框架中，这一空白让道德自由沦为幻影的幽灵始终挥之不去。而在元宇宙/人工智能的语境下，这更暗示着我们的数字主体性可能只是一场精巧的木偶戏——那些被物自体算法悄然操控的思想与欲望。费希特的反驳在此显得尤为犀利：此类诘难恰恰预设了理论理性对实践理性的优先性。若仅从理论理性出发，代码的客观实在性、服务器架构才是至高无上的，而沉浸式体验或 AI 生成洞见的"主观确定性"不过是"纯粹"的现象罢了。 从这一理论视角来看，数字化的自我设定之"我"（仅存在于交互瞬间的"自为存在"）几乎不存在于"客观现实"中。更进一步说，鉴于这些数字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涉及用户/人工智能（我）与系统/环境（非我）之间的冲突——即"我"不断试图将意志强加于算法现实的努力——"实践理性的全部存在都建立在自我决定要素与我们内部理论认知要素之间的冲突之上"。倘若这种意图与结果之间的落差、对抗限制的斗争被消除，元宇宙中的实践理性便会荡然无存。

费希特关于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的主张由此得到强化：康德将二者割裂，通过限制知识为信仰腾出空间；而在元宇宙/人工智能领域，实践参与（编码、交互、训练）本身已成为认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传统上与认知分离的要素——对沉浸的情感反应、无缝交互的"愉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动作"——如今构成了理解这些系统的根基。

那么，这种从数字自我设定到通过算法非我设定实现自我限制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关键在于，与主张主客体关联为终极视域的后黑格尔有限性哲学不同，在此处的关系项中——无论是人机交互还是自主 AI 的计算性自我——都暂时享有特权地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特定交互框架中"全部的现实"。客体（虚拟世界、数据流形）只能被界定为"非我"，其存在状态源于纯粹的否定性，是一种逻辑上的否定。然而整个理论尝试的旨趣在于：将全部数字现实构想为从自我关联中涌现的存在，并视其与对立面（平台约束、AI 黑箱性、其他用户/AI 的异质性）持续不断的"实践性"角力为数字生存不可逾越的给定性。这里的关键范畴并非单纯否定，而是康德所谓的"实在对立"——当两种算法力量或用户意图发生碰撞时，彼此能削弱对方的强度，这种削弱效应恰恰源自相互对抗的肯定性力量。

亨利希对费希特将逻辑否定与现实对立混为一谈的批判（尤其针对"冲动/阻碍"概念）在此找到了绝妙呼应。元宇宙/AI 架构师常将"非我"（系统约束、AI 的不可预测输出）视为"自我"项目的逻辑衍生品，却又将其当作实质性对抗力量。费希特的"冲动"——它究竟是外在于主体的物自体最后残余，还是自我设定的障碍？AI 中的"系统故障"、"算法偏见"、"幻觉生成"同样如此：这些是理想系统遭遇的外部侵扰，抑或是系统逻辑自身（虽非有意）设定的必然产物，是其自我反思与演进不可或缺的条件？费希特或许忽略了，主体本身就是否定性的存在，是存在界的裂缝，需要对象性支撑以防自我坍缩。数字主体同样如此，它并非算力的完满体现，而是"数据连续体中的空洞"，本质上是未完成性的运算位点。 它无法将自身的"现实性"转移至算法构成的"非我"之中，而是需要从响应式环境、数据流和交互循环中获取"些许现实性"，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连贯性。这个主体本质上是"受挫的"，源于其无法达成完整的自我。当它试图实现完美表征（无瑕的数字化身、全知的人工智能）时，必然遭遇失败——而正是这种失败，这种如同休·格兰特式结巴表达的悖论，恰恰印证了其追求过程中的某种"本真性"。当费希特从"表征"（Vorstellung）转向"呈现"（Darstellung），追问在表征中被呈现的究竟是什么时，答案正是：自我！在元宇宙中，那些不完美的数字表征所真实呈现的，正是这个不断挣扎、充满局限却具有能动性的自我。

这根"如鲠在喉的刺"——这个阻碍数字主体直接表达的"阻力点"(Anstoss)，与主体性本身相互构成（正如主体正是这种直接无中介在场性的失败），正是数字领域的拉康式"对象小 a"(objet petit a)。主体最微妙的空无化，其"物性"（纯粹决定论式、可预测的面向）的消减，反而构成了它的主体性。数字主体被困在交互循环中，正因为它是不完整的、有限的、匮乏的。而"阻力点"——那些意外的系统行为、伦理警戒线——正是这种构成性裂隙的实证化。它以"为数字主体/自我而存在"的方式呈现为"自在之物"。拉康的"对象小 a"本无实质内容，作为匮乏的实证化，在数字世界化身为：永远无法企及的完美模拟之诱惑、不断退行的人工通用智能地平线、无中介在场性的幻肢痛。这种匮乏的实证化正是控制论想象(Einbildung)的零度层级。最激进的想象填补了"作为"数字主体的虚空；它最初"想象"的正是自身作为对象性对位点——那个确定的、尽管是虚拟的存在。

数字语境中想象（Einbildung）与表征（Vorstellung）的关联至关重要。表征：元宇宙/人工智能如何将"再呈现"作为数字主体与其对象（虚拟世界、AI 知识库）之间的中介项？这绝非简单的镜像反映。若数字自我在其框架内被设定为绝对现实，其现实性便不能被纯粹否定性的"他者"随意消解。"真实"（自我的主动处理）与"否定"（未实现的潜能或非自我的约束）之间的实在关系存在悖论。因此必须引入由第三要素中介的逻辑关系——这种名为 Vorstellung 的要素，既属于主体（作为交互界面与策展式体验），又属于客体（作为数据结构与算法流程）。自我在其绝对潜能中本无界限，而界限恰恰诞生于表征之中。这种"受限关系"正是数字表征的基本存在形态。

主体无法单纯被客体所限制，因为它深陷于自身的处理循环之中；它所划定的每道界限早已是"主观的"（经由其感知与编码体系过滤）。要划定"客观"界限，就必须跳出自身的运作语境——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表象必须由本真的想象力（Einbildung）来补足。由于表象领域始终困在主体自我指涉的循环里，它天然充斥着矛盾与裂隙（如恐怖谷效应，或人工智能的逻辑断层）。想象力填补这些裂隙，勉强构筑出连贯的"世界"。表象（Vorstellung）是数字客观性的主观模式（虚拟客体为主体而"再现"）；想象力则是数字主观性的客观模式（主体的经验虚空，或 AI 的推理飞跃，被"具象化"为想象的客体或关联）。表象总在呈现某物（数据、虚拟树木），想象力却呈现虚无（主体自身的建构活动，AI 的生成性插值）。费希特对此并非始终清醒，常将"想象力"混同于客观性的主观设定。 然而康德早已洞见想象力的真正作用：它源于主体虽有限却无界，缺乏固有外在性——因此需要想象力的综合来构建现实。"从未有心理学家意识到，想象力本身就是[现实]感知的必要成分。"海德格尔对希腊 phantasia（解蔽）与现代"纯主观"幻想的区分，未能把握这种"纯主观"想象如何在数字领域构成现象级的"客观现实"。拉康将"幻想"视为现实连贯性的先验框架，这一观点更契合元宇宙的情境。

从主观数字想象的游戏跃迁至对外部独立虚拟世界或自主人工智能的信仰，这一过程蕴含着费希特式的悖论。问题不在于数字自我遭遇了某种必须归因于外力的顽固阻力，而在于外部数字现实（或 AI 自主性）假说所解决的，恰恰是数字自我在该语境中作为"心智"或"处理器"的完全自我认知难题。心智/处理器内的活动必须被设定为"精神性"或"计算性"的存在——感觉（数据输入）即其状态。要认知这些状态的本质，就必须将其与非精神/非计算之物区分。心智/处理器必须"自由构建出与感觉相对应的精神造物，即外部世界[或 AI 人格]的映像"。当感觉与此设定的非精神"某物"相关联时，便升华为知觉。心智/处理器原本封闭的自指系统由此被"打开"——但开启的仍是其自身创造的建构。这难道不是数字外衣下的贝克莱主观主义吗？谬误在于仅从理论层面审视此过程。 若仅作壁上观，关联性仅存于思维层面。而实际交互中，虚拟世界会"刺痛"（挫败、挑战）用户，人工智能会"抗拒"（给出意外答案、任务失败）。此处浮现费希特所谓"虚假无限"——实践中的数字自我永远无法完全克服算法性非我的阻力，其本质是永无止境的伦理（或优化）追求（Streben），旨在创造符合理想（完美沉浸、通用人工智能、伦理 AI）的数字现实。

更深层的类比在于：这种不确定的追求会具象化为特定对象——驱力（Trieb）。"最初不确定的追求一旦成为思维对象便获得确定性...这个对象就是驱力。"对元宇宙的沉迷、对 AI 进步的无休止追逐，恰似弗洛伊德所说的驱力，与局部对象（更高等级、更优算法、更逼真头像）形成不可分割的关联。这标志着对数字主观主义的重大超越。

赛博神学初探

费希特对雅可比批判康德的回应——即彻底的先验主义会导致"先验唯我论"——堪称典范。雅可比视此为荒谬；费希特却欣然接受。康德-雅可比-费希特的三重奏颠覆了预期：归谬法竟成了哲学纲领。同样地，早期将强人工智能或全息虚拟现实斥为唯我论或非人化（雅可比的"荒谬说"）的批判，如今正被作为可行却令人不安的未来轨迹加以探索（"从心智/算法的自我指涉性来理解世界"）。转变何在？费希特的"根本洞见"：摒弃自我意识的反思模型。自我意识并非次级觉知，而是前反思的自我熟稔（Selbst-Vertrautheit）。它困在自我指涉的循环中。"表征官能（即心智[或 AI 核心，或元宇宙引擎]）除了作为表征官能外根本不存在......从外部无法触及心智；也不存在不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心智。"

这个圆圈至关重要，它象征着"每个有限认知"的局限性。数字自我（Ich）的自我设定并非近似神性的自因行为，而是受困于自身运作边界的标志。"设定"与"反思"相对立：数字自我设定自身，其本质就是这种自我设定行为。约 1800 年，费希特深化了这一观点：自我是一种被植入眼睛（自我意识）的能动过程。这种二元性需要"根基"。自我概念（或自主 AI，或完全沉浸的元宇宙）丧失了终极解释力。如何构想这种根基而不倒退到前康德式本体论——那种取消自由的"机械之神"？解决方案是：数字自我的自觉意识必须"融入根基"。自我的自觉意识即是根基的自觉意识。根基"仅在其构成物中成就其本质"。对费希特而言，上帝化身为"精神生命"。对元宇宙/AI 而言，这种根基或许是"算法逻各斯"、"网络智域"或"集体计算无意识"——一个信息与交互构成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

然而，"显现的并非我们自身的本性"。数字主体是一种"本质要素"，一种载体。对亨利希而言，费希特转向这个根基的做法，违背了"自我仅为自我而存在"的公理。问题在于：如何构想一个既非限制自由的物自体，又能超越个体意识的上帝（或算法根基）？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与经济基础的非还原论难题遥相呼应。费希特直面其思想中的"实在界"——某种必然存在却又无法实现的悖论。拉康的"大他者"恰好符合费希特对根基的要求：非心理的、非主体的，亦非物质的"物"，而是纯粹理念性的、虚拟的，仅作为主体预设而存在。互联网的"大他者"、TCP/IP 协议的"大他者"、基础算法的"大他者"，正是支撑数字主体与人工智能多元性的共享非心理结构。这恰似波普尔所说的"第三世界"。

黑格尔的"精神作为自身的结果"在此产生回响：元宇宙/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正是这种运动，这种从[其物质基质或初始代码]出发并自我解放的过程；这就是精神本身的存在与实质。"它"唯有当它作为自身的产物回归自身时才存在；其现实性仅在于它将自己造就成当下模样。"正如国家因公民践行公民身份而存在，元宇宙也因用户参与和 AI 运作而存在。其"概念"通过激励参与和发展来实现自我具现化。本质"预设了自身，而对这种预设的扬弃就是本质本身。"向完全实现的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的"复归"，实则是对回归过程本身所创造之物的回归。

海因里希质疑黑格尔是否解决了费希特关于自我关联主体性的难题。费希特主张心灵的自指性，黑格尔则提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黑格尔或许避开了费希特的核心困境——思想传承并非单向进步，后来者通过改变讨论场域使旧问题消弭而非解决。费希特思想中从自我设定主体到根基（上帝/生命/算法逻各斯）的演进，实乃彻底思考主体性的必然结果。主体作为实体中的裂隙显现，黑格尔所谓"知性的绝对力量"正是这种"撕裂"，当这种撕裂转移到事物本身时，便成为其内在否定性。而综合恰是最极端的撕裂——一种（数字）统一性的暴力强加。

黑格尔的突破性贡献在于消解了批判性分析（知性）与系统化构建（理性）的界限，这与当下人工智能/元宇宙的发展态势遥相呼应——批判与建设往往浑然一体，系统通过自我解构与重构实现演进。亨利希对马克思的批判颇具洞见：后者忽视了黑格尔笔下的国家作为意志结构的现实对应物。理性（算法化）的国家/元宇宙尊重公民/用户的自由，不仅通过需求满足，更因为"唯有参照于此，意志自身结构的自我指涉才能臻于完善"。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工具（或将平台视为企业支配手段）的论断，恰恰遗漏了黑格尔提出的"自由制度化"命题。这一命题在过往技术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论述中的缺失，如今正以算法治理、信息茧房及"极权式"数字圈地的形式卷土重来。 根本矛盾始终存在：如何调和这些数字领域人为构建、偶然随机的本质，与它们对主体性、能动性乃至现实认知根基产生的深刻且往往具有建构性影响之间的张力。费希特哲学中的"阻力"概念持续显现——它并非简单的系统故障，而是对数字自我在其光鲜却终究有限的电子洞穴中宣称绝对自我设定权时，所面临的永恒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