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赚钱不难，花钱不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富者，怨之府；利者，祸之胎。”

赚钱聚财，或许靠时运与胆识便能达成。

但如何持守财富，如何运用财富，才是贯穿古今的大智慧。

花钱的学问，远比赚钱的门道更考验人心。

《资治通鉴》记载了吕不韦的传奇。

这位阳翟大贾在邯郸见到为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敏锐地嗅到了巨大的政治商机。

他兴奋地对父亲说：“此奇货可居！” 吕不韦散尽千金，西入咸阳，游说华阳夫人，精心运作。

最终将困顿的异人推上秦王宝座，自己也位极人臣，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

他看到了别人视而不见的“奇货”，敢于倾囊下注，完成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投资之一。

赚钱于他，是洞察先机与豪赌未来的结合。

时间流转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实业家卢作孚怀揣“实业救国”梦想，创立民生公司。

他洞察川江航运的巨大潜力和国家民族工业的迫切需要。

在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上游航运的夹缝中，民生公司以优质服务和民族情怀艰难起步。

抗战烽火中，他指挥“宜昌大撤退”，冒着日机轰炸，几乎以公司全部船只的代价，抢运了堆积如山的国家工业设备和数万人员入川。

这份超越商业利益的眼光与担当，不仅为抗战保存了命脉，也使得民生公司赢得了巨大声誉和发展空间。

赚钱在此刻，升华为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把握和义无反顾的投入。

他们证明，真正的财富积累，始于穿透迷雾的远见。

《资治通鉴》同样记录了奢靡带来的祸端。

西晋石崇与贵戚王恺斗富的故事令人咋舌。

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以蜡烛当柴。

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就作锦步障五十里。

皇帝赐给王恺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王恺向石崇炫耀。

石崇随手用铁如意击碎，然后命人抬出更高更美的珊瑚树六七株任其挑选。

他在洛阳金谷园中极尽奢华，蓄养美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石崇的钱财来得快，去得更快，最终在“八王之乱”中因财富招嫉而被杀，金谷园付之一炬。

他的财富未能成为护身符，反成催命符。

花钱无度，炫耀财富，终将引火烧身。

清末“红顶商人”盛宣怀的经历则是近世的深刻教训。

他掌控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等要害部门，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其生活之奢靡，排场之浩大，令人瞠目。

据载，仅为其母出殡，就耗银三十万两，送葬队伍绵延数十里。

他在上海、苏州等地修建的园林豪宅，极尽奢华之能事。

然而，巨大的财富并未荫庇子孙，也未带来长治久安。

民国建立后，盛家迅速衰落。

其子盛恩颐沉迷赌博，一夜之间输掉上海一百多栋弄堂房产。

最终晚景凄凉，饿死在自己曾经的豪宅门房之中。

石崇与盛宣怀的结局昭示：不懂克制欲望，纵有金山银海，也难逃散尽崩颓的命运。

花钱的尺度，实则是欲望的缰绳。

《资治通鉴》中闪耀着范蠡的身影。

这位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功臣，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

功成之后，他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悄然离去。

化名“鸱夷子皮”与“陶朱公”的他，在齐国海滨和中原大地经商。

凭借过人的智慧，他迅速积累了巨万财富。

然而，范蠡对财富有着超凡的理解。

他认为“久受尊名不祥，富而好行其德”。

于是，他将辛苦赚来的钱财，屡次分散给贫困的亲友和乡邻。

史载他“三致千金，三散千金”。

财富于他，是流转的活水，而非死守的金山。

他看透了聚散循环的天道，也赢得了“富好行其德”的千古美名。

散财，在他手中升华为一种洞悉人性与天命的豁达境界。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

近现代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散财为公”的典范楷模。

他早年下南洋艰苦创业，建立起庞大的橡胶和菠萝产业王国。

积累了巨额财富的陈嘉庚，心中装的是积贫积弱的祖国。

他认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于是，他倾尽家财，在家乡厦门集美创办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从师范到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的完整教育体系。

更独资创办了著名的厦门大学。

即使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公司面临倒闭，他仍坚定地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 他宁愿卖大厦，也要维持厦大（“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他将一生所得几乎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嘉庚的散财，超越了个人得失，升华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深情托付与无私奉献。

他诠释了何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大格局。

赚钱体现能力，花钱考验智慧，而散财则映照灵魂的高度。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财富之道，亦有其“名分”。 赚钱之“名”，在于眼光与勤勉。

花钱之“分”，在于克制与清醒。

而散财之“格”，则在于超越小我、泽被苍生的境界。

纵观青史，巨富者众，然能善始善终、福泽绵长者寡。

难不在聚，而在守；不易不在赚，而在用。

读懂《资治通鉴》中的财富密码。

遇财不惑，散财不吝。

方能在金钱的河流中，修得一颗清明安泰之心，抵达富而仁、贵而安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