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第二任领袖，36岁倒在刑场，死后被定为叛徒34年！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号，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三十六岁的瞿秋白给押到一架照相机跟前，快门一响，他背着手站着，头稍微抬着，嘴角好像还有点笑的意思，谁能想到呢，这张照片后来会是他“叛徒”身份的主要“罪证”，更没人能想到，三十四年过去，这位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被追认为烈士，人们才头一回认真去看他手里那半支没抽完的烟，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点温度。

时间倒回一九二七年八月七号，汉口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二楼，一场决定中共命运的会正偷偷开着，陈独秀因为“右倾”被停了职，才二十八岁的瞿秋白，满口常州话，用俄语给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翻译着吵来吵去的每个细节，

到了凌晨两点，屋里全是烟，油灯把人影子照在墙上，跟一幅在烧的木刻画似的，就在那个晚上，瞿秋白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陈独秀后面，实际上第二把手，他后来说，自己就像被一只大手揪着后脖领子，给扔进了历史的大漩涡里。

这漩涡比想的还急，八七会议开完不到一个月，他主持搞秋收起义，结果一连串地败，南昌起义的部队往南去潮汕，又在汤坑给打散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在上海福煦路一个石库门房子里签发《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命令广东、湖南、湖北“马上准备总暴动”。

好多年后，他在《多余的话》里写那天晚上的心情，“我把地图铺在地板上，用铅笔尖戳着一个个红箭头，感觉戳的不是纸，是戳自个儿的心脏”，不到半年，广州起义也败了，两千多个工人赤卫队倒在街上，血顺着石头路流进水沟，把珠江边的芦苇都染红了。

失败一个接一个来，瞿秋白开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一九二八年春天，他坐船去莫斯科开中共六大，在海参崴换国际火车的时候，胃溃疡突然犯了，疼得他在雪地里打滚。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见了他，这个“中国的年轻同志”，当时做翻译的师哲回忆，斯大林用烟斗指着瞿秋白说，“你们中国同志太喜欢‘暴动’这个词了，就跟俄国人喜欢伏特加一样”，一句话说得瞿秋白脸都红了，六大上，他被选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暂时不用在国内打仗了，反倒在外国的图书馆里啃黑格尔的书，就想弄明白“革命为啥总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

一九三零年八月，上头叫他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上海愚园路一栋带花园的洋房成了临时会场，秋天的夜里有点凉，墙外头法国梧桐的叶子沙沙地响，会开到第三天，周恩来推门进来，带来了共产国际批评“立三路线”的指示，瞿秋白安安静静听完，突然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杯盖都跳起来半寸高，“不是路线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把革命当成了诗人的即兴创作”，话还没说完，他就咳得厉害，手帕上全是血。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上台，瞿秋白被扣了个“调和主义”的帽子，给挤出了中央领导层，后面三年，他用“林复”这个假名，躲在上海南市一家绸布庄的阁楼里，跟鲁迅、茅盾、冯雪峰他们偷偷编《前哨》《文学导报》，每天深更半夜，他把写好的文章塞鲁迅的烟盒里，让许广平缝在旗袍的夹层里带出去。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他跟鲁迅一块儿逛内山书店，鲁迅突然指着一本日本翻译的《阿Q正传》说，“你比阿Q还阿Q，明明丢了乌纱帽，还在这里谈文学救国”，瞿秋白笑着回他，“你比孔乙己还孔乙己，明明可以写《呐喊》，偏要去抄古碑”，俩人对着哈哈大笑，笑声把房檐下的麻雀都吓飞了。

一九三四年二月，瞿秋白接到命令得走，从香港、汕头绕路，好不容易进了中央苏区，瑞金叶坪的黄土路上，他骑着一匹小小的川马，马背一边绑着从上海带来的留声机，另一边是一整箱的书，到了沙洲坝，毛泽东请他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在苏区，他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自己给学员排练《黑人吁天录》，又设计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把“革命”写成“geming”，让孩子们七天就能认标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瞿秋白肺病又犯了，天天咳血咳半痰盂，还非要跟着部队长征，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决定让他转去香港到上海看病，队伍走到福建长汀水口镇附近的汤屋村，被国民党保安十四团给围了。

被抓那天晚上还下着冻雨，瞿秋白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被反绑在祠堂的柱子上，保安团团长李玉用马灯照他的脸，“你就是林复？”，瞿秋白吐出一口血沫子，“林复是我，瞿秋白也是我”，李玉愣了好半天，连夜发电报给驻漳州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请示，蒋介石的密令很快就飞过来了，“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在牢里一个月，瞿秋白写了快两万字的《多余的话》，开头第一句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把他自己这个“文人搞政治”的悲剧给掰开了说，怎么在莫斯科把《国际歌》翻译成“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回国后却把暴动搞成了灾难，怎么在苏区推行新文字，却眼睁睁看着战士因为不识字传错命令，写到激动的地方，他画了个表格，左边写“我做过的事”，右边写“实际效果”，最后一栏是“结论：革命不是抒情诗”。

六月十七号晚上，宋希濂派参谋长向贤矩送来酒菜，瞿秋白倒满一杯，推到对方面前，“你我都是湖南人，喝了这杯，黄泉路上好相见”，向贤矩手抖得筷子都拿不稳，第二天一早，瞿秋白换上洗干净的白布短褂，黑布鞋，仔仔细细梳好头，对看守说，“这地方挺好，开枪吧”，走到罗汉岭半山坡，他停下脚，从兜里掏出半截烟，就着士兵的火镰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用俄语轻轻哼起了《国际歌》，枪响的时候，他往前晃了两步，嘴里还在唱，直到第二颗子弹打穿他的胸膛。

瞿秋白牺牲后，尸骨就随便埋在罗汉岭一棵板栗树下，连个墓碑都没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军又占了长汀，当地农民指认了埋的地方，挖出来的白骨左脚脖子上还套着铁镣，一九五零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瞿秋白同志，是革命烈士”，可一九五四年出的《瞿秋白文集》里，却把《多余的话》给删了，一九六七年，康生在一次讲话里突然拿出《多余的话》的原始抄件，拍着桌子吼，“这不是叛徒自白书是什么？”，一夜之间，长汀的烈士墓被挖开，遗骨被扔进山沟，墓碑被砸成三段。

历史转来转去，一九七九年冬天，福建长汀罗汉岭冷得不行，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蹲在挖开的土坑边，用放大镜一片一片地拼碎骨头，他就是当年给瞿秋白拍照的国民党军医，退休后自己花钱跑遍了闽西，就为了找到烈士的遗骸。

一九八零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五年，在罗汉岭重修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落成了，碑座上刻着一九五零年毛泽东亲手写的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现在，纪念碑前头常年都摆满了香烟，不是贡品，是看书的人自己插上去的，他们都信，那个三十六岁就牺牲的人，其实从来没真正走远过。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2] 《多余的话》手稿影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3] 宋希濂：《鹰犬将军·狱中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