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历史回忆：文革前我先后参加了三期社教

社会主义岁月回眸：我亲历的农村教育运动

有些记忆，说忘就忘，可一到某个冷清午后，却总会不请自来。你说1962年的中国农村，平静吗？其实不。那时候的锅底刮得发亮，小孩子盯着父母分米时的手抖，大人看着粮票发呆。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实在：一张供应券、一两白糖，就是日子里的光。

其实说起粮票和特需供应券，年纪大点的总会摇头叹气。别看那“行政17级以上”听起来挺唬人，真正换到生活里，讲白了，就是谁能多吃两口好东西，谁能让孩子嘴边粘点油花。这些券子，是身份更是本事——有人觉得它们是奖励，也有人小心收在抽屉里，逢年过节才敢翻出来瞅一眼，想想怎么用。

说到这里，可能你会问：那时的人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优待吗？其实未必。也有人常常琢磨：我到底配不配？是不是占了便宜？可是没办法，日子就是得这样熬过去。

至于我，和那些夸夸其谈的领导不同——踟蹰又新鲜着地被派去了四川，进了璧山县。这不是普通的下放，听说是赶上了一场名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大运动。上头号称要振兴农村，实则每个人心里都揣着点小算盘：有的人盼着农村翻天，有的人盼着能混过这阵风，还有人——比如我——既想干点事，又怕出了事。

初到狮子公社，说不上是紧张多一点，还是好奇多一点。这里的一切都跟我想象的城里不同：泥土地路上鸡鸭合唱，早晨的凉气里能嗅到禾苗的腥甜，还有农人眯着眼瞅我，看不清是敌是友。有一点是真，春天还没来，冷得让人怀疑人生。我第一次下队，正赶上村里集会，大家围坐一圈，炕桌上只摆了些糠菜粥，热腾腾糯糯的，喝进肚子不顶饿，只觉得活着还真是克难。

“社教”一词那会儿刚提没几年，言辞间总带着点新奇劲。动员会，揭发会，批判会，村里的人坐得笔挺，却各想各的心事。不过，这些所谓的“革命教育”，说到底，还是落到吃饭穿衣这点事上。一次冬天，队里人兴致上来，拉着我到狮子河下水游泳，说是“锻炼身体”。天寒地冻，一头扎进刺骨的水里，瑟缩半天才回过魂——这就是他们的“热情”，也是生活的硬核。

那几年，我看见了不少让人五味杂陈的事。比如，有个叫老刘的农民，平日里不善言辞，分米的时候他总在后头排。可是运动一来，他竟然被推上台，说他“思想落后”。老刘低着头，有点委屈，回到家狠狠拍了下桌子。可谁能明白，他是到底想反驳还是认命？谁又能讲明白，运动里每个人的心思？

走在田梗上，有时我会停下来偷偷记笔记。身边队员好奇：“你这文化人，还怕记不住吗？”其实记下来的不是条文文件，而是村妇夜里一边缝衣一边唠叨的声音，是孩子们用鼻涕泡画的图画，还有那些关于新政策的窃窃私语——“城里人下乡了，也不过就这一张脸”。

时间一晃到了1964年。这一年，机关里突然流行起“集中学习”。地方选在柳荫区，顶着“江五中”这几个字。教室里满是人——不过哪是学生，都是大队干部和被点名的“重点户”。“学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当时还没体会到到底为什么，但大家就这么一天一天念一篇篇材料，仿佛真能念出一个风生水起的新农村来。

最让我有感触的，是一次走访。“陶铸讲农村调查”，于是我们班子分头入村。有次到一个姓蔡的人家，他家里除了几个衣服补丁能数出花样来，就是墙缝下藏的半截旧报纸。蔡大娘支楞着身子，满口乡音地跟我说，“你们这些人啊，来的多，走得也快，可是地里的草不会自己薅掉”。我记住了她眼里的光——既信，也疑。

至此，我是真的开窍了：所有政策、运动、口号，不过都是流水过桥，能留下来的，还是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本事。

很多同事、朋友，回忆起社教那段，总爱用些高大上的词儿，什么激流勇进、精神洗礼。可我的感受反倒更琐碎点儿。比如，大冬天出去调查，两只手冻得没法写字，只好把铅笔插在大衣袖里捂热再写；再比如下村夜里，蚊子咬得我满腿红疹，队里老太太用烟熏虫子，熏得我也快喘不过气。

说来奇怪，这种辛苦、这种无助，有时候反而让人觉得很真实。我们这些人，既是去宣讲的“上头人”，又像是随时会踩空的小卒子。学识、热情、惶恐、疲倦，全都揉捏到一起，谁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奔着哪样来的，又能留下什么。

至于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也不是没琢磨过。说起来，学问多的讲究点距离感，有时太讲理反倒招人嫌。村里娃儿向你撒泡尿，家里妇人管你叫“先生”，其实不过是嘴上客气，心底还隔着三道防线。到底谁教育了谁，有时候未必能分个清楚。

现在想想，狮子公社、江五中的影子还是会偶尔跳出来。那些似懂非懂的笑脸，瞬息即逝的真话，还有泥土中洗不掉的疲惫，全都成了日后心里的一抹痕。

真要说“历史”，其实不过就是这样被一桩桩小事连续成的。哪个瞬间才是命运的转折，谁又会还原当年的酸甜苦辣？在那些曾经自以为义不容辞的岗位上，如今回头看，不过就是普通人一场难以忘却的生活。

也许，所有经历社教的人，心里都有颗放不下的石头。那些错位、努力、不甘或忍耐，像河水底下踢到的小石子，偶尔泛出水面，却也只你自己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