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时代可以说是“新的战前时期”

人类未来将走向何方？日本哲学家竹田青嗣说：“世界正在呈现极少数超级富豪和大量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结构”。本文是他与哲学家苫野一徳的对谈笔录，摘自合著书共著《伝授！哲学の極意》（河出新書）的部分内容。

竹田：我把战后到 1980 年左右的资本主义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在那之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油价飙升等原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降至 3% 以下。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即小政府、货币宽松、市场原教旨主义等）。由此过去以产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戏剧性地转变为了以金融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一个象征性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规模自1980年以来已经完全倒挂，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在10年内扩大了14倍，尽管在此之前实体经济一直引领着金融经济。

简而言之，世界资本主义已从工业技术实力的竞争变成了金融实力的竞争。我把这种新趋势称为超金融资本主义。80 年代后以金融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竞争大大加速了贫富差距，美国是这场游戏的赢家，而日本是输家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负增长。即使美国是赢家但实际上，只有其富人的资产得以大幅增加，中下层阶级却越来越穷。这就是特朗普现象和当今美国大分裂的原因。

竹田：即使在战前的资本主义也存在着可怕的垄断，不过战后各国利用凯恩斯理论成功地遏制了这点。垄断扼杀了增长并加剧了贫富差距的不平等；但时下的垄断不再是对生产或市场的垄断，而是对货币本身的垄断。实现实体经和金融经济的平衡增长固然重要，但金融经济正在独大式急剧膨胀。在这种货币资本主义中想遏制垄断极其困难，因为货币流动超越了国界，财富集中正在迅速发展。这就是现在资本主义的典型状态。

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问题过去表现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它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而现在它正在演变为世界少数超级富豪和绝大多数穷人之间两极分化的结构。可以说战前资本主义是一种无规则实力较量式的资本主义，使得差距大大扩大并造成了好几次萧条。其中1929 年的大萧条更是引发世界大战的催化剂。

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和财富的极端化集中，成为了国家间冲突的契机，它增加了世界暴力冲突并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的战争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苫野：就财富极端化集中而言，富人的寻租没有停止的迹象。租金本质上是一种特许利权。这种寻租就好比用湿手抢玉米，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只需游说国会和政府制定或废除各种法律的行为，现代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是这种情况。

竹田：这正是寻租的含义。过去说资本主义是资本产生资本，工业繁荣、产品畅销，企业发展壮大，从而资本家变得富有。而当今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资产创造资产；它不仅仅是企业投资，还有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钱来倍增钱的机制，这就是寻租。

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人类工作会消失或者人类生活会发生变化，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淡薄。但更重要的是，IT 进步的尴尬在于它正在成为金钱垄断的新工具。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美国庞大 IT 产业的总称）的垄断控制正进一步加深，能否得到有效遏制将是个大问题。

苫野：在现今超级金融资本主义中，发达国家是钱权政治和寡头政治；美国是否还能再被称为民主国家值得怀疑。进入AI 时代，这些特权人士将利用技术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权力。纵观历史，技术的创新进一步控制了技术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从而拉大了贫富悬殊而非让每个人都受益。

乔尔·科特金将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称为科技寡头，他们利用技术来监控普罗大众一举一动，有时甚至控制其行为，于是理所当然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富有。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伦·阿西莫格鲁在《技術革新和不平等的1000年史》（早川書房）的书中表示，人工智能似乎已经走上了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轨道。

竹田：你刚才提到了寻租、钱权统治和寡头政治等术语，这是象征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三个关键词。资本主义的上层现在已不再是从产业中赚钱的资本家，而是全球金钱游戏的赢家的极少数超级富豪，他们使用巨额资金垄断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这就是现代钱权政治的意义所在。在美国尤为突出，罗伯特·赖施在他的《最后的资本主义》一书里很好地描述了当前状况。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几千美元一票；过去使资本主义维持公平性的基本规则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改写。

钱权勾连问题由来已久，但如今这些超级巨富们在政治上花费大量金钱以垄断了经济秩序，从而可以赚更多的钱。税收也是由政治决定的规则，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发达国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通常在 70% 左右。但自 80 年代以后一直在稳步下降，现在约为 40%。投资资本收益的税率相同，在金钱游戏中取得成功的世界超级富豪正在将赢家利益结构扩展到国界之外。

苫野：一位名叫沃尔特·施德尔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在他的《暴力和不平等的人类历史》一书中写道，从世界史角度来看消除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是战争，第二是革命，第三是国家灭亡，第四是瘟疫。换句话说只有当灾难发生，一切真实在某种程度得到了还原，贫富悬殊才被消除，一切才有可能重新开始。但取而代之的是牺牲大量无辜性命的荒谬为代价。如何不发生这样的灾难，人类在未来能否民主地、有意识地控制资本主义并消除贫富悬殊？这是我们需要发挥智慧来应对的重大挑战。

竹田：是的。在我看来就国家之间相互认可而言，欧洲国家之间曾有过两大互信盟约。一个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长期的宗教战争使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一半，那里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通过这项条约，终于达成了一项停止宗教间战争的协议；在那之后此盟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兑现，由此欧洲公民社会才成为了可能。如果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无休止地相互争斗，欧洲恐怕会分裂成两个帝国，公民社会就不会存在。

竹田：另一个是二战后的“战后体系”，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同样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有数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但在那之后，发达国家间得以和解并相约停止资本主义战争。 从那时起，贫富差距无疑得到了显著改善。

当然正如你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应再出现一场可怕灾难，但政治和经济的不和谐几乎总是以战争的形式导致破局，问题是如何阻止它。另一个因素是瘟疫，最近的新冠疫情远不如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严重；这是否是得益于现代免疫学的发展成果尚不清楚，但据说出于某种原因，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可怕地扩大。

有报道称在新冠疫情的两年里，世界前 10 名富豪总资产“翻了一番”；从 7000 亿美元增加到 1.5 万亿美元。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全球超级富豪现在正在积累各种手段，将每一个机会都为增加个人资产打造巨大的利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