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打造的完美世界里，不完美的也许是人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真正称得上是技术爆炸式增长的时代，不过短短一瞬。对于中国人，这种感受尤为明显：短短数十年间，砖瓦平房变成了摩天大楼，煤渣小道铺成了高速公路。曾经还要靠收音机和报纸了解外界信息，如今动动手指，全世界都在一块小小屏幕里浮现。

一代人发自内心地相信，贫穷、闭塞、落后，这些眼前的困难终会被克服，生活终将变得更好。人们之所以如此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是因为科技的飞跃和普及，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真实而巨大的改变。

不止是中国人，全人类都曾痴迷于技术为他们许下的诺言，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对未来的想象称为“技术乌托邦”。尽管与之伴生的一系列科幻作品不约而同地试图对盲从技术的危害做出警示，但从整体来看，人类依然执着地相信，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永远比它制造的要多得多。

但你是否想过：随着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再度重塑世界，如果有一天，技术解决了所有已知的问题，那么我们依赖于技术进步的这种希望本身，是否会就此消散？我们的生活，是否会陷入一种无希望甚至无意义的境地？

关于这个问题，牛津大学哲学家、人类未来研究所创始主任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给出了极为深刻的回答。他以其标志性的跨学科视野，推出新作《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这部被喻为“技术乌托邦时代的哲学宣言”的著作，不仅延续了他对超级智能与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更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终极命题：当技术解决所有生存问题后，人类如何寻找存在的意义？

博斯特罗姆的学术生涯堪称传奇。他少年辍学自学，横跨物理学、哲学、计算神经科学等多领域，最终在牛津大学创立人类未来研究所，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伦理与存在风险研究的领军者。其代表作《超级智能》因预言AI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而轰动世界，被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等科技领袖奉为必读经典。然而，《未来之地》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向：从“如何避免技术毁灭人类”转向“如何定义技术拯救人类后的生活”，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未来之地”，即一个“深度乌托邦”世界。当疾病、贫困甚至死亡被技术终结，当劳动被AI取代，当物质极大丰裕——我们是否会在“丰裕的荒原”中迷失？正如博斯特罗姆在书中写道：

在一个“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了的世界”里，

还有什么会赋予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我们整天会做什么？

——这些问题具有永恒的智力吸引力。

1973年，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出生于瑞典赫尔辛堡，青少年时期的他对传统教育充满抵触。15岁时，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觉醒”，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前15年的生命”，高中的最后一年辍学在家自学，从此决心专注于探索“重要之事”。

这种对意义的追寻驱使他开启了疯狂的跨学科学习之旅——在瑞典于默奥大学就读期间，他同时攻读物理、哲学、数理逻辑等多个专业课程。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伦敦，在国王学院学习物理和神经科学。跨学科学习经历奠定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拒绝被单一学科束缚，转而以哲学为根基，融合多领域视角，探索人类命运的终极命题。

尼克·博斯特罗姆

博斯特罗姆的学术道路充满戏剧性，不仅如此，他还曾在伦敦的酒吧和剧院表演单口相声。这种对人性与社会的观察后来渗透到他的学术写作中，使其著作兼具逻辑严谨性与叙事生动性。

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与戴维·皮尔斯（David Pearce）共同创立“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倡导通过技术突破人类生物限制，并参与创立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推动对技术伦理的前瞻性讨论。

2005年，他在牛津大学创立“人类未来研究所”，这是一个多学科研究所，汇聚了顶尖的数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等人才，专注于研究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该机构成为全球未来学研究的核心阵地，甚至曾让马斯克主动捐赠100万英镑支持其研究。

博斯特罗姆被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斯克对于AI态度的人。

他的代表作《超级智能》因预言AI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而轰动世界，并直接推动了全球对AI伦理的讨论。他首次系统论证了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存在性风险”——一旦AI超越人类智力，其目标与人类价值观的微小偏差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2014年8月，刚刚读完《超级智能》的马斯克难掩内心澎湃，并在推特上第一次呼吁人们警惕人工智能的威胁：

我们必须对AI保持警惕。它们可能比核武器更加危险。

然而，尼克·博斯特罗姆却表示，对此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观。

沉淀10年后，他出版了又一部前瞻性未来学力作《未来之地》，标志着思想的转向：从“如何避免技术毁灭人类”转向“如何定义技术拯救人类后的生活”，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未来之地”，即一个“深度乌托邦”世界。

随着DeepSeek等AI大模型的爆发，在全球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我们正站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未来之地》不仅延续了博斯特罗姆对超级智能与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更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终极命题：

当技术解决所有生存问题后，人类如何寻找存在的意义？

当疾病、贫困甚至死亡被技术终结，当劳动被AI取代，当物质极大丰裕——我们是否会在“丰裕的荒原”中迷失？

深度乌托邦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粒子加速器，在其中创造极端条件，使我们能够研究我们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

——博斯特罗姆《未来之地》

博斯特罗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未来场景——“深度乌托邦”（deep utopia）。

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社会已经解决了所有重大的科学问题，技术发展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人类能够通过超级智能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完全掌控自然，甚至超越自然的限制，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基本生存问题都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然而，这种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也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的“冗余性”。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许多传统角色和功能逐渐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在“深度乌托邦”中，这种“冗余性”达到了极致。人类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努力工作，因为机器和超级智能可以更高效地完成所有任务。人类的劳动变得多余，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努力可能还不如机器做得好。这种“冗余性”引发了博斯特罗姆对人类未来生活意义的深刻思考。

在“浅层冗余”阶段，人类的许多工作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然而，但人类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人们可以从事创造性活动，如艺术创作、科学研究、文学写作、娱乐活动等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然而，当人类进入“深度乌托邦”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博斯特罗姆提出了“深层冗余”的概念，即人类的努力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变得多余。

在这个阶段，机器和超级智能不仅能够完成所有的工作，甚至在许多休闲和娱乐活动中也比人类做得更好。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创作出比人类更优美的音乐、更深刻的文学作品；机器人可以在体育比赛中超越人类运动员；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造出比现实世界更完美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深层冗余可能导致人类陷入一种“无意义”的困境。如果人类的努力在所有领域都被机器所超越，那么人类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无意义”的困境可能会引发人类的焦虑、无聊甚至绝望。

我们可以称这种假设的状态为后工具性时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工具性理由。但随着我们向这种轻盈的状态迈进，摆脱了日常吸干我们时间和精力的挥汗如雨的劳作，我们可能开始感到一种疏远的无目的感，一种无根的“存在之轻”。我们可能将要面对这样的发现：自由度最大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片虚空。

因此，如何在“深度乌托邦”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成为博斯特罗姆探讨的核心问题。

“数百万人渴望永生，却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下午能做什么。”

从《超级智能》的“AI威胁论”到《未来之地》的“意义危机论”，博斯特罗姆的思想始终超前于技术曲线。

或许，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会很无聊？

按照叔本华的说法，“生活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主题套用到这个模型上，那么我们在进入后工具性时代时，将对应于叔本华隐喻中的“无聊”极点。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会一直向无聊方向摆动并卡在那里。

在技术成熟时，我们将有办法消除体验无聊的能力，一旦工作没办法帮我们生产目的，我们就得发展出新的目的生产机制。博斯特罗姆说，我们大致可以设想五种机制，他称之为抵御深层冗余的“五环防御”，以帮助人类在“深度乌托邦”中找到生活的意义。

1.享乐效价：直接追求快乐，不必把目的感建立在摒弃快乐的基础上。

2.体验质地：乌托邦居民的环境可以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美丽世界，享受到被增强的感知能力。

3.自成目的的活动：不必是被动的，为了实现内在价值，我们可以选择去做事，从事各种自成目的的活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

4.人工目的：将自己置于一种情境中，创造一个无法获得技术成熟便利的特殊情境，去直面那些不可避免的挑战。

5.社会文化纠缠：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能力也有社会和文化上的限制。例如，一个人通过亲手制作礼物表达情感或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劳动无法外包。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在寻找构建这些类型意义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想要搞清楚“故事是什么？”“在玩什么游戏？”“游戏规则和胜利条件是什么？”

在许多情况下，寻找意义是由一个问题事件触发的，比如失去亲人或者进入新的生活阶段。但也可能是由一种简单的好奇心引发的，一种敬畏、惊奇或存在困惑的状态引发的。这种状态一旦变得深刻，就像灵魂的地震，使我们质疑所站立的基础，并引发一种重新走向平衡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努力使自己与更大的现实之间，实现一种新的精神平衡。

《未来之地》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技术乌托邦的双重性：它既是解放，亦是挑战。当生存斗争终结，人类或将面临更复杂的“意义战争”。

技术可以解决“如何生存”，但“为何生存”的答案，永远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