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赞她是“风景”，梁启超痛斥她伤风败俗，翁瑞午为她抛妻弃子

胡适说她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西点军校的青年才俊王赓被离婚时，向她忏悔：“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

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为与她结合，甘愿背负骂名。

梁启超在她再婚典礼上痛斥她“伤风败俗”。

翁瑞午抛却家庭，至死仍无名无份陪伴着贫困潦倒还吸食鸦片的她。

赵清阁在回忆录里写：“陆小曼的一生，是用爱情写就的悲剧。”

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有怎样的情感风雨，从名媛到“红颜祸水”，经受一个时代的残酷审判？

1922年的上海，19岁的陆小曼穿着定制的法国蕾丝婚纱，在百乐门舞厅旋转时，裙摆惊艳了所有来宾的目光。

这场由父母包办的婚礼，新郎是28岁的陆军上校王赓——毕业于西点军校，深得孙中山赏识，妥妥的“民国精英”。

王赓的字典里，只有军功章，没有玫瑰。

新婚之夜，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陆小曼的素描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应该学习怎么管家。”

陆小曼的梳妆台上，除了胭脂水粉，就是拜伦的英文版诗集。

王庚出差前留下字条：“切勿抛头露面，恪守妇道。”

陆小曼在享受交际场上万众瞩目的荣宠之后，回家对着镜子，孜孜不倦地练习英文诗朗诵。

1924年的一个春日，王赓赴哈尔滨任职。临别时他说：“我走了，你太无聊的话，去找志摩玩吧。”

这句无心的叮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金丝笼。

徐志摩的浪漫，给陆小曼展现了一扇全新的心灵之门。

原来，男人可以一边为她画速写，一边背诵《再别康桥》；可以带她去听西洋歌剧，也能陪她整夜讨论《茶花女》。

当王赓寄来绣着“戏水鸳鸯”的丝巾时，她正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为徐志摩的新诗《爱眉小札》配插图。

1925年的深秋，陆小曼毫不犹豫向王赓提出离婚。

这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军人，霎时像被缴械了武器：“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

她盯着他笔挺的军装，淡淡地说：“你没有哪里不好，是我错了——我不该嫁给一个把婚姻当军令状的人。”

离婚谈判拉锯了三个月。王赓求救于陆小曼的父母，老太太千劝万说无效，威胁哭骂：“你要离婚，就别进陆家的门！”

陆小曼笑了：“陆家的门是金丝笼，我宁可睡在贫民窟的地板上。”

在律师事务所，王赓含泪提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爱他，那我成全你们！但志摩必须比我更爱你！”

她接过离婚协议，把誓言刻入灵魂：“宁要自由的痛苦，不要安稳的麻木。”

1926年8月，北平北海公园，荷叶田田，陆小曼的婚纱像耀眼的月光。

她挽着徐志摩的手走过白石桥，隐约听到人群里的窃窃私语：“看，那就是抢别人丈夫的狐狸jing。”

证婚人梁启超站在亭子里，镜片后是冷冷的目光：“徐志摩，你性情浮躁，做人不够深沉；陆小曼，你沾染恶习，难成贤妻良母……”

新郎新娘尴尬的微笑里，藏着彼此懂得的苦涩，还有坚定——哪怕与全世界对抗，他们也在所不惧。

新婚燕尔，他们离开流言蜚语的北京，将来之不易的爱巢筑在上海。

徐志摩把爱妻的照片夹进诗集中，扉页写着：“我的眉，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

陆小曼靠着丈夫的肩膀画速写，用指腹摩挲着他消瘦的脸颊：“摩，你说我们能逃得过世俗吗？”

他亲吻她的指尖：“就算天塌下来，我也给你顶着。”

徐志摩的浪漫敌不过现实的骨感。

陆小曼离不开舞会和鸦片，每月500大洋才能勉强维持她的奢靡生活。

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三所大学授课，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疲惫不堪。

略有闲暇，他总记得给小曼写信：

“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我的小龙呀，这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

偶尔与日夜颠倒的妻子相聚，“少抽些吧，”他一边蹲下来替她揉太阳穴，一边劝说，“我想带你去欧洲，看你画威尼斯。”

陆小曼怒气冲冲地把烟枪摔在桌上：“去欧洲？我连胭脂钱都不够！”

1931年11月18日清晨，徐志摩吻别尚在睡梦中的陆小曼，搭上了去北平的邮政飞机——这是为了省钱，托朋友找的免费乘机。

第二天，空难消息传来，陆小曼正站在调色盘前。听闻噩耗，她当场昏厥过去，醒来后号啕大哭，伤心欲绝。共历千波万折，如今永失所爱。悲痛、悔恨、自责深深地攫住了她。

她更恨，她的摩，就这样突然之间违背他的诺言，先她而去：

“龙，我的至爱，将来你永诀尘俗的俄顷，不能没有我在你的最近的边旁；你最后的呼吸一定得明白报告这世间你的心是谁的，你的爱是谁的，你的灵魂是谁的。”

徐志摩的葬礼上，陆小曼披头散发闯进去，徐家亲属悲痛责骂：“你还有脸来？是你害死了他！”

陆小曼跪在灵前，看到丈夫身着黑色中式寿衣，躺在传统棺木中，她愤怒无比：她的摩，最讨厌封建的东西！于是她坚持要为丈夫换上西装，把棺材换成西式的。

这一要求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坚决反对，斯人已逝，遗体怎能如此折腾！最后，在棺材里放入一套徐志摩生前最喜欢的西装，算是顾及了陆小曼的心意。

从此，陆小曼戒了舞会，不再画仕女，“摩，你走了，谁还懂我的画？谁还叫我眉？”

从此，她每月只化一次妆，对着他的照片：初七的那一天，是她的摩夸她最美的日子。

徐志摩去世后的第三年，形销骨立的陆小曼在霞飞路的公寓里咳得喘不过气。

翁瑞午进来，看见她蜷缩在烟榻上，脸色如同宣纸一样白。

“眉，这样下去不行。”他一边给她按摩一边说，“我带你去杭州养病吧。”

“你太太知道吗？”

他顿了顿：“她同意了。”

翁瑞午像文火慢熬的中药，让陆小曼冻僵的心渐渐有了一丝丝热气。他变卖祖传字画，给她买鸦片，为她熬参汤。

陆小曼问：“你图什么呢？”他笑：“图你能多画几幅画，让我挂在客厅里。”

他们的关系世俗难容。

胡适写信劝陆小曼：“离开翁瑞午，回北平吧，大家还能接纳你。”

陆小曼回信：“北平有什么？有摩的墓，有满街的骂声。这里至少有一个人，不把我当红颜祸水。”

1953年的梅雨季节，翁瑞午躺在狭小的阁楼里，气息奄奄。

“眉，我把你害苦了！”他攥着她的手，“以后没人给你按摩了。”

陆小曼擦去他额角的虚汗：“你放心，我记得你教我的穴位。”

他又把好友叫到床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走后，拜托你们多照顾一点小曼，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

陆小曼的世界只剩下一张硬板床、半箱旧画稿，几叠尚未整理完毕的徐志摩遗稿，还有那幅未完成的《山水长卷》。

1965年4月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陆小曼紧紧握着那本磨破的《爱眉小札》，喃喃道：“摩，我就快追上你了。你看，我没再画仕女，怕你说我偷懒。”

她留下遗言：“别把我和摩合葬，他家人嫌我脏。”含笑闭上了那双不屈的眼睛。

她是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谈“爱情自由”的名媛，却被世俗钉在“耻辱柱”上。

她学不会三从四德，也没有真正走进新时代。在新旧变革的夹缝中，她步步踩着碎玻璃，跳着生命的舞蹈。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她的情史，也许少了一些道德审判，多了一些理解：

在那个女性没有受教育权的年代，陆小曼用爱情做武器，劈开了一道通往自由的裂缝。她的放纵与挣扎，何尝不是一代新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突围呐喊？

就像她那幅未完成的《山水长卷》，笔锋凌厉处是对命运的不甘，留白处藏着说不出口的深情。

她不是“红颜祸水”，而是一个在时代暴雨中，拼命为自己撑伞的女人——伞破了，衣湿了，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这样的陆小曼，不应该被流言淹没，而应该被历史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