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路在前却赴死：吴石两副官的信仰抉择

1950年的台湾岛，正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国民党当局以“肃清匪谍”为名，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岛的白色恐怖浪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至1954年间，就有超过3000人因“匪谍罪”被处决。在这段黑暗岁月里，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枪声此起彼伏，而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莫过于1950年6月10日那场震惊中外的处决——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与三位“同案犯”在此英勇就义。

在历史记载中，吴石的副官聂曦因其临刑前那张著名的“微笑赴死”照片而广为人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时聂曦已不再是吴石的副官，而真正的副官王正均却在两个月后踏上了同样的刑场。这个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恰恰折射出那段隐蔽战线斗争的复杂与残酷。为什么两位“副官”的命运会有这样的交错？他们在吴石情报组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还原这段惊心动魄的谍战传奇。

1950年台北刑场聂曦烈士牺牲照片

双面特工：聂曦的传奇人生

1917年，聂曦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的宫巷。这个钟灵毓秀的街区，不仅孕育了林则徐、严复等近代名人，更在抗战时期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革命摇篮。聂曦的成长轨迹颇具戏剧性——他既受到本家亲戚、中共地下党员聂能辉的革命启蒙，又在抗战爆发后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恰恰为日后他在情报战线上的出色表现埋下了伏笔。

1940年，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将这个机敏干练的福州同乡选为随从副官。在随后的抗战岁月里，聂曦展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他不仅能完美处理日常军务，更在关键时刻屡建奇功。1944年湘桂战役期间，聂曦曾单枪匹马穿越日军封锁线，将重要军情及时送达友军，为此获得战区嘉奖。这种胆识与忠诚，让吴石对他愈发倚重。

吴石中将

抗战胜利后，聂曦的身份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46年春，吴石调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安排聂曦兼任总务组组长。这个看似平常的人事安排，实则为情报工作提供了绝佳掩护。在随后的三年里，聂曦频繁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表面上是处理公务，暗地里却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聂曦烈士笑对死亡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此时聂曦的活动愈发频繁。他常常拎着一个普通的牛皮公文包，乘坐京沪线的夜班火车。包中装着的，可能是标注着长江防务的绝密文件，或是国民党军最新编制的战斗序列。这些情报经由何遂、何康父子的中转，最终成为解放军渡江战役的重要参考。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聂曦经手传递的情报中，仅渡江战役前送出的江防部署图就达17份之多。

渡江战役

寒门英雄：王正均的逆袭之路

与出身中产的聂曦不同，1924年出生的王正均尝尽了人间疾苦。他的家在福州三坊七巷怀德坊水玉巷赛月埕2号，一个破败的院落里。1937年抗战爆发时，13岁的王正均正在福华中学读书。随着战事吃紧，这个原本就拮据的家庭很快陷入绝境。

王正均烈士

194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王正均的父亲在饥寒交迫中离世，停尸三日却无钱下葬。为了筹措丧葬费，母亲不得不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以30斤地瓜面和两块银元的价格，卖到平潭当童养媳。16岁的王正均捧着卖妹妹换来的钱，在寒风中哭红了双眼。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年轻的王正均对腐朽的旧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憎恶。

旧社会贫苦百姓为求生存被迫卖儿卖女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6年。当时在福州新闻检查处当文员的王正均，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中共地下党员聂能辉。在聂能辉的引导下，这个原本可能碌碌一生的寒门子弟，突然“奇迹般”地进入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成为了一名中尉军官。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跃升，实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精心布局的结果。

王正均的潜伏堪称完美。他寡言少语，做事一丝不苟，很快赢得了上司的信任。1949年国民党溃退台湾时，他作为机要人员随国防部迁台，这个身份让他能够接触到最核心的军事机密。正是通过他的秘密传递，台湾海峡的水文资料、沿海防御工事图等绝密情报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出。

暗战台湾：生死一线的较量

1949年8月，当聂曦随吴石飞抵台湾时，岛内的政治气氛已经紧张到极点。国民党在溃败的恐慌中，对所谓“匪谍”的搜捕近乎疯狂。据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档案记载，仅1949年9月至12月，就有超过800人因“通共嫌疑”被捕。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执行白色恐怖

在这种险恶环境下，吴石情报组的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跳舞。聂曦凭借新担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长身份，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之间。他英俊的外表、得体的谈吐，使其在各种社交场合都如鱼得水。而正是这种看似轻松的交际，为情报传递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11月，他两次冒险赴港，将台湾驻军部署等重要情报交给华东局对台工委。

与此同时，接替聂曦担任吴石副官的王正均，则在执行着更为隐秘的任务。他常常化装成商人，将微缩胶片藏在钢笔里，或是把情报加密后写成普通的家书。1950年1月，他成功将陈宝仓将军绘制的《台湾防御工事详图》送出，这份标注着各要塞火力配置的情报，后来成为解放军研究台海防务的重要参考。

血色黎明：最后的告别

1950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平静。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朱枫的身份暴露。危急关头，吴石决定冒险送她离台。2月4日立春这天，聂曦亲自开车送朱枫到松山机场，并动用关系让她登上了飞往舟山的军用运输机。

这个看似完美的营救计划，最终却成为整个情报组覆灭的导火索。朱枫在舟山被捕后，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聂曦。3月1日，吴石被捕；3月12日，王正均落网。在保密局的刑讯室里，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台北马场町刑场。聂曦面对枪口时那抹淡然的微笑，被历史永远定格。而两个月后的8月10日，王正均在给堂弟写下“我无言可诉”的绝笔后，也踏上了同样的刑场。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至死都没有暴露组织的任何秘密。

王正均绝笔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聂曦与王正均恰似一对镜像——一个如骄阳般耀眼夺目，一个似幽兰般暗香浮动；一个在镜头前留下永恒的英姿，一个在绝笔中诉说无言的忠诚。

他们的故事诠释了隐蔽战线最残酷的真相：胜利从来不会自己走来，而是由无数个“聂曦”和“王正均”用生命铺就。据最新统计，在1949-1950年的台湾地下斗争中，有确切姓名可考的牺牲者就达1268人，而更多人的故事，可能永远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站在福州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路上，恍惚间仿佛还能看见两个年轻人的身影：聂曦从宫巷走出，王正均自水玉巷启程，他们的人生轨迹在台湾交织，最终在马场町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不正是对信仰最深刻的诠释吗？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但那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精神，早已化作海峡两岸最坚固的精神桥梁。当和平统一的曙光最终降临之时，我们应当记得：这曙光的每一缕，都凝结着当年那些年轻生命的血色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