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之直捣沈阳

直捣沈阳

作者刘贤权

“目标，东北蔣匪老巢，前进!”

部队从广阔的辽西战场收拢来，顾不得休息整顿，也来不及收拾漫山遍野的溃兵和车炮物资，便又以每小时十六、七里的速度，昼夜不停地向东疾进。公路、桥梁、村头、巷尾的每一个显眼的地方，每一个岔路口上，前进行列的炮车和战士的背包上，各色各样的粗大箭头指着这几个耀眼夺目的大字：向沈阳前进!

十月二十九日拂晓，我们一纵三师在东进途中，协同二纵攻下新民，沿途追歼逃敌前进。这时，围困长春的十二纵和一兵团各独立师经六百里强行军南下后，已经攻占了铁岭、抚顺、本溪等地，打到了沈阳近郊。消息传来，指战员们情绪更为振奋，高喊着:“快呀!去瓮中捉鳖呀!”嗖嗖嗖，跑得一阵风。

跑着跑着，我们和二纵汇合到一条公路上来。四路纵队一下子变成了六路、八路，浩荡的人流由公路漫到垄畦纵横的田野，前望不到头，后望不到尾。

三十一日下午四时，正是冬阳西斜、金光闪射时，潮涌般的队伍边攻击边前进，到达了沈阳西郊。此时，十二纵及各独立师正在东、南、北郊与敌激战，风雨飄搖的孤城沈阳陷入四面包围了。

我们前面是敌人的主要防区——铁西区。照例是沟壑纵横的“永久性”工事。但是这些东西还能顶什么用?早在我军席卷辽西大本原歼灭廖耀湘兵团时，蒋介石第三次飞来沈阳，竟连城也不敢进，把卫立煌等召到机场，在飞机肚子里开了“紧急会议”，就溜走了。从此每天十多架飞机运送大官们逃命；“剿总”八大处沒人管了，七层大厦变成了爭夺飞机票的战场。到二十九日，卫立煌听說我军已经过了辽河，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把已经起飞的两架飞机用无线电叫回来，让穷凶极恶的卫队把乘客拖下来，又把上千名大小官員挡住，掩护着卫立煌和他的几个亲信赵家驤、王铁汉等爬上了飞机。沈阳的烂摊子推給了第八兵团司合周福成。

入夜，我八、九团进入了冲锋出发地，一个猛冲，连续攻下几座碉堡群，把蔣匪党化部队二〇七师筑有永久性工事的防线冲开一个口子，为进入市区打开了道路。

十一月一日拂晓，我一、二纵由西和西北，十二纵由南，各独立师由东和北，对沈阳发动了总攻击，很快突破了第二道防，向每一条有敌军驻扎的大街小巷涌进。眨眼工夫，敌二〇七师、暂五十九师、装甲兵团在我军猛烈冲击下，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垮了个稀哩哗啦。

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大多数敌人驻区都竖起了白旗，沈阳城出现了一派树倒猢猕散的景象。

被蔣介石驱上东北战场的南方籍官兵，成帮结队，前面由一个带红布条的人领着，到处寻找我军，见到我军后就說:“我们投降，蔣介石再也管不着我们了!”有的敌军官坐着插有白旗的吉普车找到我军后，就带上我军突击队到处驱车吆喝着:“解放军来了，快出来繳枪吧!”兄弟部队一个战士冲进市中心“剿总”战车团院里，喊一声:“不许动!”守着战车的敌士兵說:“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另一个补充說:“我们一炮沒放，不信请验炮口。”院里的汽车、装甲车、坦克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端坐车上，等待我军接收、调用。敌重炮十一团的军官将十八门一五五公厘重炮交給我军兄弟部队时说:“美国送給蔣介石的这三十六门最大的炮，那十八门让你們在辽西繳了，这十八门也请你们验收。”

我军坐上敌人的卡車、轿车、吉普车奔驰往来，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粮、弹仓庫和整营、整团敌人的投降。

八团宋文洪团长带着三个机关干部，乘敞篷吉普车长驱直入马路湾五义路口，遇見一个身穿美式夹克的大胖子跑上路心，挥着一块白布示意投降。车一停住，那胖子气喘喘地鞠一躬說:“兄弟万幸，把贵军盼到了。我们是总司令部直辖高射炮团，本人是副团长，团长暂缺。”他把宋团长等领进办公室，拿出白兰地酒、熟肉、虾米献殷勤，宋团长令他马上办理投降手续，他便引着宋团长看了一楼的几百支卡宾枪、二楼的四百多人和后院的高射炮，不断說着:“请贵军验收。”这个糊涂虫，问他到底有多少门炮，他说:“该死，该死，过去太粗心，本人确实不知道。”问他火炮威力，他說:“沒有实用过，遗憾，遗憾!”就这样，“运输大队长”蔣介石在东北仅有的这个高射炮团，转到了我军手里。

敌人对投降“仪式”也很讲究。我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在街上追赶队伍，该团六连六班长迎面跑来说:“主任，快来，有一伙敌人要投降呢!”原来敌人要找一位“长官”“举行正式投降仪式”。张主任随六班长奔向一个大院。门前站着的军官见他们来了，叫一声“开门”，门开了，再叫一声“集合”，院内敌人站了队。那军官发出“立正”口令，跑到张主任跟前举手敬礼道:“报告长官，本营实到八十四名，实有坦克八辆，营长跑了，现在投降，请贵军接收。——坦克营副王建业。”然后，毕恭毕敬地递过来一张名片。他又提来一个大皮包，把印章、名册、技术材料全部交出。问他坦克坏了沒有，他說:“沒有沒有，贵军投降条件上规定定不准破坏嘛!”

张主任走到俘虏队前讲解我军的宽大政策，沒说上几句，俘虏就嚷嚷起来，有的抖着手中的紙片說:“我们早就知道啦!”张主任认出那是我军的传单，问他们怎么得到的，俘虏们抢着回答:“过去拾的。”“同事送的。”“上次‘光荣解放’时发的!”张主任说:“你们保存得不坏呀。”俘虏们高兴地喊:“我们早知道迟早有今天!”

十一月一日中午，我军打到中国银行大楼，守敌中走出一个官儿，彬彬有礼地说:“我们是等着繳枪的。我是中将高参苏炳文，这位是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周福成与他的三百卫队一齐放下了武器。

当然，敌人也并不是都肯俯首就降的，死硬的反动分子还是要进行绝望的垂死挣扎。上午十时，宋团长乘铁甲車率队由铁西区过三孔桥，进入中山广场，交际处大楼的敌人竟然还向我军射击。“坚决打掉它!”宋团长组织部队左右夹攻，集中火力封锁了每一个窗口。经过一场十分激烈的攻击，敌人終于支持不住，内部混乱起来，有的窗口还在打，有的却挂起了白旗。

我军战士冲入楼内，向敌人大喝:“要打还是要降?”“效忠党国”的军官们也只好回答说:“我们要降，我们要降!”六千敌人被堵在大楼里缴了枪。抵抗一下，也只不过如此。到下午五时，市内残敌敌已被肃清，唯独郊外的东大营和乔家窝棚，蔣介石宠如亲儿的青年军二O七师还在卖最后的一点力气，但很快也被我独立师解决了。

仅一天多时间，十三万守敌，包括“剿总”、第八兵团、两个军，部、十一个整师、技术兵种以及所有的流亡司令部、省政府在内，一扫而光；盘踞沈阳三年、发号施令的蒋匪反动统治机构，至此破灭无遗。当我们来到“剿总”大厦时，阔气的会议厅里还摆着作战地图和“沈阳防御体系”的精致沙盘，地图上标示着廖耀湘兵团复灭前由蔣介石亲自做的最后部署。反动派来不及把这些罪证收拾起来，就倒在人民的脚下了。不知哪位高官的办公桌的记事牌上还留着崭新的笔迹:“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可丢!”这就更使人感到可笑了。

与进攻沈阳同时，兄弟部队九纵和八纵经五昼夜追击作战，将敌人派往营口保护海上逃路的五十二军大部歼灭；登船逃命的敌军遭我炮火轰击，也大部葬身鱼腹。

十一月二日——难忘的日暖风和的日子，大清早，沈阳城的大街小巷被巨大的人流拥塞了。沈阳人民高举着毛主席画象和五彩缤紛的旗帜，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拥上街头，欢呼全东北解放。在江河般奔腾咆哮的狂欢人群中，不时走过一些冷冷清淸的俘虏群，老百姓对押解俘虏的战士们连声喝彩:“这一天可盼到了，还是你们行啊!”那些自动走向“蔣军将校官收容所”的往日的高官们，肩扛着行李，手提着皮箱包裹，带着老婆孩子，悄然穿过路旁。他们已被人民革命怒潮吓得魂不附体，连大气也不敢出了。

东北一百万蔣军的灭亡，使蔣匪帮和美帝国主义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最后破产，蔣家小朝庭和他的华尔街主子，以及中外一切反动派不得不发出了一片惊呼哀鸣声。当时，美国的美联社报导說:“国民党在滿洲的敗北，已使南京突呈紧张，人们已在公开谈论着政府迁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意味着什么呢?蔣介石心里是雪亮的，他在南京的又一次“紧急会议”上說:“……崩溃是否能够避免，将在今后三个月内决定!……”崩溃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这正是一切反动派必然的下场!

更沉重的打击即将落在反动派的头上。

刘贤权将军

刘贤权（1915.9—1992.6），江西吉安县人。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第四十七军副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志愿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三十八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党委常委、济南军区顾问。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