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8年高中毕业，当代课老师被人笑没出息，如今我的生活让人羡慕

山河无恙

＂宋老师，您别送了，这鞋都要踩烂啦。＂毕业典礼结束，我看着陈友明那张带着嘲讽的脸，心里泛起苦涩。

我叫宋明志，1988年从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

那是個特殊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小县城，＂万元户＂成了人人羡慕的新贵，下海经商成了时髦选择。

而我，却固执地走上了教师这条路。

＂教书匠有啥出息？不过是＇臭老九＇罢了！＂毕业那天，陈友明拍着我的肩膀，眼里满是对我前途的不屑。

＂看我下海，不出三年，准能买上桑塔纳！到时候，你还在黑板前面吃粉笔灰呢！＂他笑着说，周围几个同学也都附和着笑起来。

我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心中却有一团火在燃烧。

我爹是老红军，教过我一句话：＂人活一辈子，走啥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忘初心。＂

小县城的第二中学破旧不堪，由几栋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两层楼房组成。

教室里的木地板走上去吱呀作响，窗户上的玻璃有的已经破了，用报纸糊着。

夏天闷热难耐，我和学生们只能用课本当扇子扇风；冬天寒风刺骨，教室里的煤炉子总是烧得不够热。

我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摆张单人铁床，一张桌子，一个旧书架，几乎转不开身。

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地图，那是我读书时的心爱之物。

那些年，每个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勉强糊口。

街上的国营饭店，一碗牛肉面就要两块多，我舍不得吃，总是自己煮挂面配咸菜，偶尔打个荷包蛋改善生活。

我的行李箱里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是我最正式的衣服，每逢学校大会才穿一次。

每个周末，我都要骑着自行车走访学生家庭，特别是那些成绩落后的孩子。

大河村的张小林家，我去了不下十次。

他家条件艰难，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带着他和妹妹种着几亩薄田。

＂老师，您又来啦？＂每次我去，张母都会显得有些不安，赶紧擦擦手上的泥土，把我让进简陋的土坯房。

＂李大姐，我来看看小林的功课。＂我总是这样说，然后把带去的作业本和几支铅笔放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

＂小林这孩子笨，给您添麻烦了。＂张母眼圈红红的。

＂不笨，就是缺点儿信心。＂我总是这样鼓励她，然后耐心地辅导小林做作业。

＂宋老师，您这讲得也太好了！＂班上有个叫小雨的女生，眼睛亮晶晶的。

那是1993年，我教高二，正讲《红楼梦》中的《葬花吟》。

＂同学们，林黛玉的孤独与敏感，她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都融在这首《葬花吟》中了。＂我站在讲台上，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

台下三十多双眼睛闪烁着，我知道，在物欲横流的年代，能有学生真心喜欢文学，是件多么难得的事。

放学后，小雨留下来问我：＂宋老师，您为啥会当老师呢？＂

我愣了一下，思考片刻，回答道：＂或许是因为，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吧。＂

＂可我听说，现在做生意的赚得多......＂小雨有些犹豫地说。

我笑了笑：＂人这一辈子，不能光看钱多钱少，还得看心安不安。＂

那年冬天特别冷，学校的暖气常常出问题。

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手套，在黑板上艰难地写着字，手指冻得发红。

放学后，我发现讲台上多了一副手织的毛线手套，上面还别着一张小纸条：＂宋老师，天冷，多保重。＂署名是＂您的学生＂。

我拿起那副手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1994年夏天，我和李淑芳结婚了。

她是县医院的护士，温柔体贴，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就在学校旁边的小饭馆摆了几桌，请了些亲友和同事。

陈友明没来，听说他那时已经在省城开了家小服装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婚后，我们住在单位分配的一套小平房里，两间正房，一间厨房，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种了几棵番茄和几畦青菜，李淑芳总说：＂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

生活虽然简朴，但也充满了温馨。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就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备课，她看书或织毛衣。

偶尔，我们会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或戏曲，那是我们最奢侈的娱乐活动。

1996年，县城一家私立学校找到我，开出了当时令人瞠目的薪水——每月五百元。

这个数字让我心动不已，那可是我当时工资的十倍啊！

我回家和淑芳商量，她默默听我说完，然后问：＂你想去吗？＂

我犹豫了一晚上，第二天还是婉拒了那位校长。

＂明志，你这人真是......＂淑芳欲言又止，脸上是复杂的表情。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房子小，家具旧，想添置新东西都要精打细算。

＂淑芳，教书育人是良心活，我不能为了钱离开我的学生。＂我轻轻拍着她的手。

＂我懂。＂她轻声说，眼里噙着泪水，却带着笑意，＂咱们清贫些没关系，问心无愧最重要。＂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娶了一个懂我的女人。

1997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宋远志，希望他能有远大志向。

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我开始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去附近的补习班教课。

每天下了正课，匆匆吃过晚饭，还要赶去补习班，常常要教到晚上九十点钟。

回到家，淑芳早已把孩子哄睡了，给我留了一盏灯，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或馄饨。

看着熟睡中的儿子和疲惫的妻子，我心里既愧疚又满足。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而充实。

2002年，一次同学聚会上，陈友明开着奔驰来了，西装革履，腰缠万贯。

＂老宋！好久不见啊！＂他一下车就热情地拥抱我，身上喷了昂贵的古龙水，浓得呛人。

席间，他打量着我略显老旧的中山装，眼里满是同情。

＂宋明志啊宋明志，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真不知道你图啥！＂陈友明端着酒杯，指着我的衣服笑道，＂什么时候换身像样的行头？这衣服我八几年就不穿了！＂

我只是笑，端起酒杯与他碰杯。

＂来，为老同学干一杯！＂我说。

＂对了，老宋，我听说你还在那破学校教书呢？＂陈友明大声问道，引得周围几个混得不错的同学都看向我。

＂是啊，一直没换地方。＂我淡淡地回答。

＂哎呀，真是可惜了你这脑袋瓜子！＂陈友明摇头晃脑，＂当初要是跟我一起做生意，现在啊，至少也是个小老板了！＂

我笑而不语，心里却很平静。

那时谁能想到，十年后他会因为经营不善，负债累累。

也是从那次聚会回来，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教学方法。

学生们的需求在变化，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课本知识。

我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思考，质疑，讨论。

我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用来买书，建立了一个小型班级图书角，让学生们可以自由借阅。

每周五的最后一节课，我会组织一次＂思想碰撞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

这种方式在当时的县中学里是不多见的，甚至有些同事私下里说我是＂哗众取宠＂。

但我坚持下来了，因为我看到了学生们眼中的渴望和思考。

2005年，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并被推荐参加省级评选。

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宋老师，你这些年辛苦了，教学成绩很突出，我们决定推荐你去省里参加特级教师评选。＂

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忐忑。

特级教师，那是多少老师梦寐以求的荣誉啊！

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淑芳，她比我还兴奋：＂明志，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的付出总会有回报的！＂

但评选过程并不顺利。

省城的评委们对我这个来自县城中学的老师并不看好，他们更倾向于那些来自省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

面试那天，我穿着那件已经有些发旧的中山装，带着自己多年的教学笔记和学生作品集，站在评委们面前。

＂宋老师，请问您认为一个好的语文老师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一位白发苍苍的评委问道。

我想了想，回答：＂我认为是真诚和责任感。＂

＂能具体说说吗？＂评委追问。

＂语文不只是一门学科，它是人生的启蒙。＂我平静地说，＂一个真诚的老师会让学生看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思想，一个有责任感的老师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坚持。＂

评委们对视一眼，若有所思。

最终，我获得了特级教师的称号，成为我们县城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教师。

回到学校，同事们纷纷祝贺，学生们更是欢呼雀跃。

小雨，那个当年喜欢《红楼梦》的女孩，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听到这个消息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

＂宋老师，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没有之一。＂信中写道，＂是您教会了我用心去读书，用情去思考。＂

看着信，我眼眶湿润了。

这些年的辛苦和坚持，在这一刻都变得值得。

2010年，我被调到了省重点中学。

这是我教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意味着我将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也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资源。

离开县中学的那天，全校师生都来送我。

多年来一起奋斗的同事们，一批又一批教过的学生，甚至是学校的食堂阿姨和门卫大爷，都站在校门口向我挥手道别。

我强忍着泪水，一一与他们握手，承诺一定会常回来看望大家。

在省重点中学，我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家庭，见多识广，思维活跃，对老师的要求也更高。

我需要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方法，才能跟上他们的节奏。

每天晚上，当其他老师都回家休息时，我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备课到深夜。

有时，淑芳会打电话来，轻声问我：＂明志，还不回来吗？我熬了姜汤给你。＂

＂再等一会儿，我把这章教案写完就回。＂我总是这样回答。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改作业，忽然有人敲门。

＂请进。＂我头也不抬地说。

＂宋老师，打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抬头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陈友明，他眼圈微红，看上去疲惫不堪。

＂老陈？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站起来，请他坐下。

＂宋老师，我有事相求。＂陈友明的语气变得恭敬起来，与当年的趾高气扬判若两人。

原来，他的生意这些年起起落落，最近几年更是每况愈下。

他的儿子陈小军即将高考，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

＂宋老师，我儿子要高考了，能不能请您辅导辅导？＂陈友明几乎是哀求地说。

那一刻，我看到了命运的奇妙轮回，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报复快感，只有对这位老同学的同情和对他儿子的关心。

＂行，你把孩子带来吧，我周末给他补补课。＂我答应道。

陈友明感激不已，临走时塞给我一个红包。

我坚决推辞：＂老同学之间，不说这个。再说了，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

就这样，陈小军成了我的学生。

这孩子其实挺聪明，就是浮躁，不够专注，这大概与他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有关。

我用了很多时间和他交流，不仅教他语文知识，还教他如何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陈小军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

高考那天，我特意去考场外等候，看到陈小军信心满满地走出考场，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最终，他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陈友明激动地请我吃饭，席间，他红着脸说：＂老宋，当年是我瞎了眼，看不起你当老师。现在我才明白，你的选择是多么正确。＂

我笑着与他干杯：＂人各有志，各行各业都有价值。＂

2015年，我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我被邀请去各地做讲座，分享我的教学经验。

一次在北京的教育论坛上，我遇见了小雨，她已经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青年教授，研究方向正是中国古典文学。

＂宋老师！＂她一眼认出了我，激动地跑过来。

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这些年一直把我的教诲铭记在心。

＂宋老师，您教给我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做人的道理。＂小雨真诚地说。

回到家，我收到了小雨寄来的一本书，是她新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最敬爱的宋明志老师，是您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爱之火。＂

前几年，我退休了。

离开讲台的那天，我有些不舍，但也充满了成就感。

三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有人成了科学家，有人成了作家，还有人回到母校，接过了我手中的教鞭。

退休后，我仍然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偶尔还会去学校做做讲座，与年轻老师们交流。

我和淑芳搬到了城里，儿子宋远志给我们买的新房子，宽敞明亮，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

儿子如今在一家IT公司工作，娶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去年还给我们添了个外孙女，可爱极了。

每当抱着外孙女，看着她天真的笑脸，我就会想起那些年在讲台上的日子，想起那些因为我的一句话而眼睛发亮的学生们。

前不久，我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是小雨寄来的。

她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经常受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信中写道：＂宋老师，是您教会了我文学的美，也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有骨气的人。这些年，每当我面临抉择，总会想起您当年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不能光看钱多钱少，还得看心安不安。＇这句话一直指引着我前行。＂

读完信，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小区里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的书桌上，照亮了那本我一直珍藏的《论语》。

书中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88年毕业时与学生们的合影。

那些曾经的嘲笑、贫困和苦涩，那些坚持、付出和等待，都已化作人生的珍贵记忆。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无怨无悔。

在这平凡的三尺讲台上，我收获了最丰厚的人生。

如今回首往事，山河无恙，岁月静好，我心安处，便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