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浩东：1946年返台潜伏，同伴被枪杀，为何只有他被关押1年就义？

1915年出生台湾屏东的钟浩东，25岁和妻子蒋碧玉毅然决心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但是因为只会说日语，差点被当成日谍枪杀，被释放后，为了专心抗日，钟浩东夫妻二人，将出生几个月的孩子送人寄养。1946年4月，夫妻二人，潜伏回台湾，1949年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作为校长的钟浩东被秘密逮捕，随后经过丘念台求情，被转去“感训”，但是钟浩东拒绝“感训”，1950年10月，就义于台北马场町。

钟浩东1915年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庄一个客家人家庭。从高雄中学毕业后，钟浩东到台北高等学校读书，因病入住台北医院（今台湾大学附属医院)，与护士蒋碧玉相识相恋。1936年，钟浩东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回到台湾后，与蒋碧玉结婚。钟浩东少年时代就心向祖国大陆，怀有强烈反日思想。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钟浩东决心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1940年1月，钟浩东夫妇邀约志同道合的表弟李南峰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先后秘密潜往上海，转经香港到达广东惠州，打算到重庆投奔国民党。他们进入广东惠阳时，看到日思夜梦的祖国大陆的田野村庄，心情格外愉快，兴奋地唱起歌来。

但这时由于他们只会唱日语歌曲，又拿不出任何身份证件，当地国民党军队怀疑他们是日本派来刺探军情的汉奸特务，便把他们抓起来严加审讯。而他们只能表达报效祖国的热忱，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国民党惠淡指挥所军事法庭认为他们嫌疑重大，准备予以枪决。

幸亏有一位陈姓军法官，认为把钟浩东等全部判处死刑有欠慎重。此时，正巧台湾抗日志士丘念台率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驻扎在惠州，这位军法官知道丘念台和台湾关系密切，便请他再审问一次。钟浩东夫妇等与丘念台见面后，坚决表示不是替日军工作，真切表达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意志，而且他们有些父兄亲友丘念台也知道。

经询问，丘念台认定他们是真心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日的台湾爱国青年，不可能是日本间谍。

丘念台离开后，钟浩东等在惠州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被押往广西桂林。一路上，他们有时坐船，有时坐货车，大多数时间靠两条腿走路。就这样，他们足足走了半年时间，直到1940年11月才到达桂林。

到达桂林一个月后，经再审，钟浩东等被释放，并被送往广东曲江（今韶关)。钟浩东和李南峰在国民党军民运队受训，有护士和医生资历的蒋碧玉和萧道应夫妇，被安排到广东南雄国民党陆军医院从事医护工作。丘念台得知钟浩东等获释的消息后，十分高兴。1941年9月，丘念台出面将他们全部转到惠州博罗县罗浮山东区服务队，参加战地服务工作。

钟浩东等五位台湾省籍爱国青年奔赴东区服务队，克服了很多困难。此时，他们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到大后方重庆工作；另一条是追随丘念台参加东区服务队，到罗浮山前线从事战地工作。

他们讨论后一致认为：“我们原本就是回来参加抗战的，如果到后方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于是，他们决定前往罗浮山东区服务队。可是他们又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因为前线工作需要，丘念台在来信中明确要求他们五人必须一起行动，并且要他们切断家庭亲情，把孩子送人抚养。这时，钟浩东、蒋碧玉夫妇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已分别育有七八个月大的男孩钟继坚和萧继诚。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两位年轻母亲整整痛哭了两天三夜，才下决心把孩子送人抚养。由于孩子是委托别人转送的，所以他们只知道领养孩子的人家姓什么，至于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则是一无所知。

钟浩东等加入东区服务队后，这里的集体学习生活使他们进步很快。由于在台湾所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他们的国语都不太好，入队后通过努力学习，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已经能讲国语能写中文，也能够阅读队部里各种中文书刊了。

钟浩东等加入东区服务队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他们会讲日语，常常能够问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供国民党军队参考。除此之外，他们也和其他队员一样，兼任战时小学和妇女夜校的义务教员，经常深入罗浮山周围各个村镇，组织群众进行街头宣传，做群众动员工作，很快他们就成为东区服务队的骨干。

特别是学医的萧道应和护士出身的蒋碧玉，更成了东区服务队不可多得的“宝贝”，他们除了完成东区服务队的日常工作，还担任医务人员。

1942年秋，东区服务队分别在罗浮山冲虚观和白鹤观成立了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钟浩东兼任博西补习学校校务主任。1943年11月，在东区服务队中共地下党员徐森源的介绍下，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徐新杰等秘密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1943年冬，丘念台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国民党台湾省直属党部执行委员。1944年初，钟浩东、李南峰、萧道应三人随同丘念台前往福建永安。由此，钟浩东等在闽西龙岩与台湾义勇队负责人李友邦结识，并与李友邦秘书、中共地下党员潘超建立了战友情谊。

同年夏，丘念台与钟浩东、李南峰、萧道应返回惠阳后，东区服务队解散，改为粤东工作团，工作重心转向在广州的台湾省籍同胞。1945年元旦前后，丘念台指派钟浩东、徐森源、李南峰、邓云龙秘密潜入日占区广州收集情报，做在穗台湾省籍人员的策反工作。这时在广州的台湾省籍同胞有数万人，钟浩东等以台籍身份秘密开展策反工作，获取了大量日军情报。

1945年2月，日寇进攻惠州，粤东工作团撤往梅县。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9月，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钟浩东夫妇、徐森源夫妇和徐新杰等从蕉岭出发，准备到罗浮山参加东江纵队。然而，国民党新一军包围了罗浮山，妄图消灭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已被迫转移。钟浩东等只好前往广州，继续在广州台湾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并协助解决台胞返乡困难等问题。

1946年4月，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钟浩东夫妇、徐森源夫妇与丘继英、徐新杰等回到光复不久的宝岛台湾，开展地下工作。

1946年8月，经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荐，钟浩东被委任为基隆中学校长。不久，经中共党员吴克泰介绍，钟浩东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基隆中学党支部书记。根据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指示，钟浩东把徐森源夫妇、李南峰、徐新杰、黄怡贞、钟国员、黎明华等一批原东区服务队队员安排到基隆中学各个岗位上，还安排了方弢、张奕明、陈仲豪等一批来自祖国大陆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学校担任教师，其中不少人是中共党员。

这么多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聚集在一起，基隆中学成为台湾北部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据点，钟浩东以校长身份全力掩护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

在基隆中学，钟浩东很注意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经常组织学生举办五四晚会等联谊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学生。钟浩东还走访家住瑞芳煤矿的困难学生家庭，了解矿工生活，并在其家乡屏东组织青年农民读书会，给他们讲述祖国大陆的革命斗争形势。

1947年二二八起义爆发后，钟浩东从台北赶回基隆，紧急召开基隆中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声援、支持台湾各地人民抗暴起义。钟浩东估计起义斗争可能旷日持久，便将亲属疏散到家乡屏东，准备必要时上山打游击。

1948年6月，中共基隆市工委成立，钟浩东担任工委书记，李苍降和基隆中学教师蓝明谷担任工委委员，下辖造船厂党支部、汐止党支部、妇女党支部，并负责对国民党基隆要塞司令部、基隆市卫生院、基隆市水产公司地下党员的联系工作。

中共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也在基隆中学编辑印发。

1949年8月，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8月23日，国民党保密局侦悉《光明报》在基隆中学印刷。8月底基隆中学即将开学时，钟浩东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因此，他无法及时将被捕的情况通知大家。

1949年8月27日深夜，钟浩东妻子蒋碧玉和妻妹戴芷芳在基隆中学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青岛东路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

8月28日早晨，蒋碧玉看到钟浩东由两名难友搀扶着走过牢房，全身都是被拷打过的伤痕，她这才知道，原来钟浩东早就已经被捕。尽管钟浩东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但9月2日晚上，仍有一群穿着便服的国民党特务闯进基隆中学，佯装要抓钟浩东。特务们在钟浩东、蒋碧玉夫妇的住室里翻箱倒柜，带走了一些资料。

钟浩东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可他坚决不吐露丝毫党组织秘密。特务威胁说：“如果你不说实情，我们只好把你们学校的老师、职员和学生统统都抓来…”

为了减少损失范围，同时也为了给台湾地下党员们发出警讯，让他们赶紧转移，避免党组织受到破坏，钟浩东欺骗特务，故意说出与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一名校医和一名教师。特务们果然中计，再次闯进基隆中学，逮捕了这两人（事后查明身份，无罪释放）。因此，基隆中学一些地下党教职员和学生才得以撤离，免遭劫难。

1949年9月9日下午，尚未撤离的基隆中学教职员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等人，也被抓进了台北青岛东路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张奕明和蒋碧玉被关在同一间牢房。

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严酷审讯，1949年12月10日，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四名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他们四人中，谈开诚是宜兰中学外省籍教员，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是基隆中学外省籍普通教职员，而作为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和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此时却能免于一死，只被判处“感训”，原因何在？

丘念台在自传《岭海微飚》中写道：

“从三十八年(1949年)到四十一年(1952年)，台省先后破获许多共谍案，重要人犯已枪毙了不少…不过当时所捕获的共谍和嫌疑者，有外省籍的人，也有本省籍人，其中性质自然有所不同。根据我所了解的，本省籍涉案者多属思想犯，只是有左倾思想而已，很少有参与叛乱行动的。他们不独没有到过大陆，或参加过大陆的武装变乱，就连大陆情况都不明了，以为共产党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像这样的思想犯，确有值得同情之处。所以在三十九年（1950年)春，我就和省内士绅联名向当局建议，对于本省思想犯，务请稍为从宽处理，给他们以悔过自新之路。这样做，是可以得到台省同胞一致感戴的。”

张奕明等外省籍中共地下党员牺牲后，大约过了三个月，钟浩东等被移送到设在台北内湖小学的“新生总队”接受“感训”。

曾经与钟浩东一起接受“感训”的连世贵后来回忆说：

钟浩东校长被送去内湖“感训”时，曾以绝食的方式，拒绝接受思想改造。他整天躺在床上，不参加朝会，也不上课。狱方拿他没办法，便问他：“你想要怎样？”校长说：“我的同志都死了！”“我身为领导者，岂有脸面苟活下去？”

与钟浩东一起接受“感训”的台湾大学学生戴传李回忆说：

钟校长在“感训”期间，表现得非常笃定、沉稳。他按照规定参加队上的活动，只是在思想上，他的反应却是以沉默来表达他的立场。讨论发言时，因为没有人主动发言，教官只好轮流点名。

每次被点到名时，他总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

受“感训”期间，钟浩东一连写了几份申请“退训”的报告，要求国民党法庭重新“发落”，表明拒绝“感训”的坚定立场。可是这几份申诉报告都被“感训队”一名广东梅县客家籍教官截留下来。

这位同乡教官劝告钟浩东：

“政府”认为台湾青年对大陆的状况不明了，只是思想左倾而已；台湾青年都是被误导的，因此，决定不“打”本省人，只“打”外省人。但钟浩东不为所动，仍然一再要求“退训”。

有一次，那位同乡教官恰好出差在外，钟浩东的“退训”申诉报告就被递上去了。

由于钟浩东被捕后，“经半年之感训，思想毫未转变，态度顽劣；上课时称病不到，讨论时拒不发言，不服长官指导。除这些破坏纪律的行为外，他还在感训队暗中从事反动宣传，企图发展同党组织非法团体，继续颠覆阴谋”，国民党高层对此极为恼怒，认为“像他这样执迷不悟的人，再予以感训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于是，当中共基隆市工委委员李苍降被捕后，钟浩东就被从内湖“感训队”提出，重新送回军法处，与李苍降等一同审理。

李南峰回忆说：

“临走时，钟浩东还用客家话特地鼓励我和邱连球、邱连和说：‘他日你们出去后，一定要继续为理想奋斗！希望我们的子孙，也能为理想奋斗！’然后，他又提高嗓音，像呼口号似的大声说：‘坚持到底，为党牺牲！’”

蒋碧玉被捕后，在监狱熬过了半年审讯，因为她与钟浩东聚少离多，“涉案不深”，终被释放。当她听说钟浩东被送回军法处重新审理后，感到惶恐不安，担心会出事，于是去找丘念台，希望他能出面设法营救。

丘念台安慰她说：“你放心，没有审判两次的！”

丘念台不顾个人安危，绞尽脑汁想保护钟浩东这些台湾省籍有为青年，然而他太过“天真”了，对于拒绝“感训”“自新”的台湾省籍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同样不会手软，几个月后就对钟浩东等下了毒手！

1950年10月14日清晨六时，刚吃过早饭，台北青岛东路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牢房的门锁咯啦咯啦地响了起来，铁门咣的一声打开了。

“钟浩东、李苍降、唐志堂，开庭！”

狱警沙哑而冷漠的嗓音喊过后，整个牢房立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钟浩东从容地从地板上站起身来，习惯性地用手指卷了卷自己的头发，与同房的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难友们一起唱起了《幌马车之歌》。

伴着哗啦、哗啦、哗啦沉重的脚镣声，牢房响起了大合唱。

1950年10月15日，国民党军闻社报道称：

“前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李苍降，前汐止镇军民合作站书记唐志堂…连续共同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经奉国防部核准，昨(14)日上午六时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将钟浩东、李苍降、唐志堂三名各提庭宣判，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绑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钟浩东牺牲时，年仅35岁。

10月15日早晨，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派人通知蒋碧玉，要家属到殡仪馆收尸。钟浩东中了三枪，都打在胸部，额头上也有伤，可能是他倒地时碰的，手里还抓了一把土。

当钟浩东的遗体送回家时，打开棺板，蒋碧玉惊讶地发现有两封遗书夹在棺板之间，一封是给他母亲的，另一封是给蒋碧玉的。

钟浩东给蒋碧玉的那封遗书结尾处写道：

“蕴瑜：请不要惊骇，也不要悲伤，…我的着落发生汝最不愿意的情形！那汝将如何呢？我知道汝的心情将会受到莫大的冲击，汝将沉沦于悲痛的苦海中，但是我希望汝能很快就丢掉悲伤的心情，勇敢地生活下去。”

钟浩东牺牲后，身无分文的蒋碧玉强忍悲痛，四处筹钱给他办理后事。

当钟浩东的弟弟钟里义从台北捧着哥哥的骨灰回到高雄美浓镇家乡时，73岁的钟浩东母亲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母亲没念过书，不识字，无法从报上得知浩东的消息。钟里义于是骗她说：‘这是我去庙里烧香请回来的佛祖的骨灰，放在家里奉祀，可以保庇阿哥的劫难早点消除。’母亲听后频频点头，笑着说：‘这样子好！这样子好！’”钟里义听到母亲这样说，心中十分难过，赶忙“跑进屋里，关起门来，先是干嚎，然后是放声大哭，眼泪流个不停…”

直到母亲1953年去世，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钟浩东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牺牲了。

钟浩东牺牲时，两个幼小的儿子，小的刚满周岁，大的钟继东三岁多。此时的蒋碧玉已经是一贫如洗、生活无着了，而且因为是“匪谍”的家属，四处找不到工作。

为了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名门出身的蒋碧玉拖着柔弱的身体，在菜市场扫地、泡茶，与他人合伙酿卖客家糯米酒，还当过纸行的会计，做过卖纸的小生意，后来又到台北归绥街摆小摊，卖红豆饼、阳春面…为了活下去，她受尽了屈辱，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硬是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并供到大学毕业。

但蒋碧玉已经满头白发、疾病缠身了。

晚年的蒋碧玉，心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钟浩东的遗愿，把当年流落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钟继坚找回来。而蒋碧玉寻找儿子的过程，也充满了传奇。

1941年9月，在广东南雄国民党陆军医院，钟浩东夫妇和萧道应夫妇为了前往罗浮山东区服务队参加抗日斗争，忍痛把才七八个月大的儿子钟继坚和萧继诚送人抚养。当时，蒋碧玉只知道孩子被送给了始兴街上一家开瓷器店的萧姓人家。1943年，由于在东区服务队过度劳累且生活艰苦，蒋碧玉肺病复发，遂转到南雄陆军医院疗养，才有机会到始兴街寻访萧氏夫妇。这时，三岁的钟继坚已经不认得自已的亲生母亲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喊她一声“妈妈”，只是跟着他的养父母叫她“蒋姑娘”。随后，蒋碧玉又回到罗浮山抗日前线，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这个出生于战地的长子了”。

1983年底，同样想念自己孩子的萧道应夫妇，通过在美国的一位经常到祖国大陆开会的医生朋友帮忙，经过整整三年的寻访，终于辗转收到了一封来自祖国大陆的署名萧汇丰的信件。他们欣喜万分，以为这很可能就是当年自己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

于是，萧道应夫妇又通过在美国的女儿给萧汇丰寄去了一封信和四张照片。收到信和照片的萧汇丰给萧道应夫妇回了一封信，也随信附了几张全家合照。可是几年过去了，他却一直不见萧道应夫妇回信。

原来，萧道应夫妇收到信和照片后，一眼就认定，照片上的萧汇丰并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钟浩东、蒋碧玉夫妇的儿子钟继坚，于是他们就把信和照片转寄给了蒋碧玉。

蒋碧玉仔细看过照片后，仍不敢断定，于是亲笔写信给萧汇丰，询问他养父母的情况。这时已是1987年，海峡两岸坚冰开始解冻，两岸同胞可以通过香港通信、会亲。萧汇丰收到蒋碧玉的信后，立即回信告诉她，自己的养父“在始兴街河边开设一家店号叫萧玉利的缸瓦杂货店”。几经周折，蒋碧玉确定无疑，萧汇丰就是她和钟浩东失散40多年的儿子钟继坚。

因为蒋碧玉清楚地记得，1943年她到始兴街寻访萧氏夫妇看望钟继坚时，去的就是这家名号为萧玉利的缸瓦杂货店（瓷器店)。

1988年5月5日，蒋碧玉与离散45年的长子钟继坚终于在广州相见。随同钟继坚前来广州的还有蒋碧玉未曾谋面的孙儿。母子喜极而泣，感慨万分！

晚年的蒋碧玉并没有因为经历了人生数不清的劫难而消沉。

20世纪80年代，这位满头银发、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台湾销声匿迹近40年之后再次复出。她不忘初心，投身于祖国统一事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行动更加果敢。她驼着背，迈着蹒跚步伐，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满怀激情地参加中国统一联盟组织的反“独”促统活动，以亲身经历发表演讲，和年轻人一起走上街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极大地鼓舞教育了年轻一代，成为台湾统派的精神领袖。

“春蚕到死丝方尽”。1995年1月10日，蒋碧玉病逝于台北耕莘医院，走完了她光辉而艰辛的一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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