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翻译家的乔治·爱略特

1855年，英国小说家乔治·爱略特（1819-1880）在《领袖》杂志发表题为“论翻译和译者”的文章，该文是她本人十余年翻译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预示着她即将由文学翻译转向文学创作。在文中，爱略特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翻译：“普通的学识足以翻译一本游记，或者一本小说，而一部思辨性或科学性作品则远远不够——它需要卓越的能力和广泛的知识。”爱略特进而提出，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像“另一个音乐家演奏同样的曲目”，最终的效果是“异曲同工”，而不是仅仅作为原创“微弱的回声”——尽管爱略特主张“忠实地遵守原创”。此外，爱略特特别强调译者必须具备“诠释他人思想的责任感”——作为译者，她肩负神圣使命，需要进入并诠释“另一个人的思想”，这一理念亦可视为日后她在小说中塑造他人生活的依据。最后，她的结论是，与翻译相比，文学创作具有更为强大的内在艺术性，并且更能展示“智性的乐趣”。

乔治·爱略特

1856年春，爱略特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发表长篇书评，评论德国历史学家里尔的著作《德意志民族自然史》。在文中，她首先阐述语言和文化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语言乃是最宝贵的财富”，自古及今，代代相传，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富含文化寓意的典故和复杂的文本性”——正是这一文化特质赋予了每一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由此也构成了翻译最大的困难：它不单单是字面意义的移译，更是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跨越。1873年，爱略特在致瑞士友人查尔斯·里特的书信中再次提及文学翻译之难：翻译永远无法传达原作所暗示的全部意义和情感。“你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不可沟通性”，爱略特在信末告诫这位法语译者——后者当时正在翻译她的文学作品选集。此时的爱略特，凭借前一年出版的《米德尔马契》，已被公认为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与文学翻译“绝缘”已久——而她在上述论文、书信中阐释的“翻译之道”，大抵是基于她此前三部作品翻译的经验之谈。

1844年初，24岁的爱略特着手翻译由德国神学家大卫·施特劳斯所著的激进神学著作，全书共1500页，名为《耶稣传》。书中充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及拉丁语《圣经》引文，翻译工作因此变得复杂繁琐。翻译施特劳斯，在爱略特看来，是一项缓慢而残酷的“令人厌倦的劳动”，令人沮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施特劳斯无情揭示了流传千年的基督教神话，令身处这一文化传统的爱略特深感信仰危机；另一方面乃是由于施特劳斯长篇大论、冗长拖沓的典型风格。《耶稣传》英译本于1846年出版，共三卷，但爱略特并未署名。

乔治·爱略特《伦理学》译稿手稿

像翻译施特劳斯一样，翻译费尔巴哈也困难重重。爱略特在写给女友的信中抱怨，“他的序言读起来极不流畅。德语写作的缺点是，一个句子几乎有一页半长。”她甚至后悔从女友处接手这一项任务：“你手头有费尔巴哈原作——这真不是我喜欢做的菜。”她指责费尔巴哈语言松散、漫不经心，有时候，他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同一个德语单词，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倾向于赋予某些词语以多重含义，读者需要根据上下文做出判断。这种风格通常是“即兴的”，就像爵士乐，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云——令文学家爱略特“近乎崩溃”。

美国评论家苏珊·希尔在《乔治·爱略特翻译中的神学与文学再思考》一文中的看法，这两部译作对爱略特个人的才思进步至关重要，而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历史进程来看，在由虔信主义到世俗主义的人文剧变过程中，其历史意义同样不容小觑。“有了这两个译本，爱略特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将德国高等批判研究方法引入英语语言世界”，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一场变革。

与此同时，德国哲学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费尔巴哈关于“神性即人性”的思想对爱略特的文学创作实践至关重要——有学者将它称为爱略特小说中“跳动的心脏”。爱略特对社会不公的强烈反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嘲讽和批判，在《织工马南》（1861）和《丹尼尔·德隆达》（1876）两部杰作中表现最为明显。后者是关于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主人公的故事，其中涉及当时英国人普遍仇视犹太人的社会心理。评论家F.R.利维斯推许爱略特为“伟大的心理学家”，因为小说展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人类能够而且必须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

根据学术界的看法，爱略特三部译作中对她创作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在欧洲哲学史上，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斯宾诺莎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然而在英国，迟至1843年，直到H.G.刘易斯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题为《斯宾诺莎的生平和作品》的长文，英国民众才开始了解到这位哲学家。

乔治·爱略特翻译的《伦理学》

不同于其他哲学著作，《伦理学》一书以拉丁文写就，采用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方式，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理以及各种公式，从中产生命题、证明、推论，最后是作者本人的解释。这样的哲学文本翻译，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爱略特自信她本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她熟谙希腊、拉丁及希伯来语），并将介绍斯宾诺莎伦理学说视为她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她认为，只是将斯宾诺莎的著作译成英文远远不够，还需要高质量的译文，能够传达哲学家高明的见解和人生的智慧。斯宾诺莎是“哲人的典范”，她在致友人书信中说，“让更多人接触到斯宾诺莎的唯一方式是研究他的著作，然后合上这些著作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判”。

从爱略特的翻译手稿可知，她的翻译并非只是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角度，把斯宾诺莎古雅深奥的拉丁文译为清晰明了的英文，事实上她还加入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根据斯宾诺莎对主动和被动思维的看法，爱略特提出补充意见：行动的过程也十分重要。对于《伦理学》中探讨的“情感理论”，爱略特和斯宾诺莎关注的重点也大不相同：爱略特倡导同情和怜悯之心，而非斯宾诺莎主张的斯多葛式的无动于衷。在爱略特看来，小说是道德情感教育的最佳载体，因为小说能让读者发挥想象力，使之“看到具有不同习俗和信仰的同胞们的诉求”——一名伟大的艺术家能够用“文字”和“图像”激发读者情感，引起读者反思。说到底，正如休谟所言，理性不过是激情的仆从而已。

在《伦理学》一书中，斯宾诺莎倡导自由是人生的目标，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必须为之而奋斗，但他同时又指出，每个个体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并因此而经历内心情感变化——假如我们充满爱心、乐于助人，就能抖擞精神；假如我们定期锻炼、健康饮食，就能强身健体。换言之，正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人生自由之旅才得以完满驶向终点。当然，无论我们的行动如何高瞻远瞩，如何目标明确，我们仍然会受到周遭环境、来往之人以及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正如斯宾诺莎所阐释的：“我们永远无法使自己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我们不需要外界来维持我们的存在，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是为了不与外界来往”（爱略特译文）——日后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写道：“没有一种生物的内在强大到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诸多影响。”

乔治·爱略特所著《米德尔马契》

诚如批评家克莱尔·托马斯所言，爱略特翻译斯宾诺莎这一时期是“其思想和哲学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毫无疑问，爱略特本人从中获益良多，因为她对人类情感及其运作方式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不仅如此，斯宾诺莎对人类自由进行了哲学解读，而爱略特作为小说家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爱略特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渴望挣脱旧习的束缚、解放狭隘的思想，以此来找寻自由之路，比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多萝西娅。

像现实中的爱略特一样，多萝西娅博学多才，富于人道主义精神，满怀希望投入社会改进，与她的丈夫、老夫子卡苏朋恰成鲜明对比。尽管她的社会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她的个人生活也难称幸福，但这一女性形象却大大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纵使她的个性并非完美无缺，但她的自我认知一直在成长——“我们理应正视自身的影响力，借由自身的经历，我们知晓别人对我们生活施加几许影响，反之，我们必须铭记，我们对他人施加的影响同样如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德尔马契》的确“提升了我们对自我和对拥有同样意识的同类的共情能力和理解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赞颂爱略特为“智慧天使”，因为她在作品中致力于“扩展同情心”——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并大力倡导同理心和利他主义。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种扩大的同情同理心足以滋养他们的灵魂，促进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并能置身其中怡然自乐。

很显然，这与斯宾诺莎哲学形成了复调。正如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的结尾处所言，“她对周围人的影响，如春风化雨，不容忽视。因为世界上日益增长的福祉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并未载入史册的行为。”评论家希尔达·休姆认为，这一“结句”充分表明，很大程度上，爱略特这一部传世之作可以被视为斯宾诺莎哲学著作的“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