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04岁 独自生活40年 老房拆迁310万给邻居 被3儿子告上法庭

岁月留痕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那是我四十年的心血啊！＂裴福生老人颤抖的声音在法庭上回荡，三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冷眼相对。

法庭上的灯光有些刺眼，我眯起眼，看着三个儿子陌生的面孔。

我叫裴福生，今年一百零四岁了。

经历过饥荒、战乱，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如今这把老骨头，却要在法庭上与自己的骨肉对簿公堂。

想起来，这辈子也算峰回路转，没想到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样的场面。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那会儿，我在北方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日子过好，工厂里到处是＂大干快上＂的标语。

我在纺织车间认识了同厂的张淑华，她是从农村来的姑娘，扎着两条粗粗的辫子，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那年月，谈恋爱也简单，几次厂里组织的文艺活动碰面，几回下班路上的并肩而行，再加上车间老师傅的撮合，我和淑华就成了对象。

1950年，我们在厂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宴席上只有几个凉菜和馒头，但大家伙儿都高兴得很。

结婚那天，我穿着崭新的蓝制服，淑华戴着一朵红纸花，我们在众人的祝福声中踏入了简陋却温馨的家门。

家徒四壁，但床头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心里有底气。

日子虽苦，但有滋有味。我和淑华每天起早贪黑，靠着两份工资，再加上勤俭持家，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生下了大儿子裴长安。淑华坐月子时，厂里的女工们轮流来帮忙，一个个端着自家做的鸡蛋汤，那情谊，真是掰不断理还乱啊。

接下来几年，二儿子裴长志和小儿子裴长福相继出生。

晚上下班回家，看到三个小子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淑华在缝缝补补，我心里就像灌了蜜一样甜。

＂咱们省吃俭用，也要把娃娃们供出来。＂淑华常这么说。

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那年，我们家里的氛围变得格外紧张。

长安他们三个整日伏案苦读，我和淑华更是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孩子们买参考书，熬夜的鸡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小子都考上了大学，村里人羡慕得很，说裴福生家出了三个大学生，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村支书还专门上门，说要在村里开表彰会，表扬我们教子有方。

那时候，我头一回觉得，人这辈子，真是值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日子越来越红火。但好景不长，1985年，淑华被查出肝病。

那会儿医疗条件有限，又赶上单位改制，我忙着照顾淑华，又要应付工厂里的变动，真是心力交瘁。

我记得淑华病重那晚，她拉着我的手说：＂老裴，咱们三个娃儿都有出息了，你别太难过，我这辈子，没白活。＂

那年冬天，淑华走了，才56岁。

送别淑华那天，天空阴沉，飘着细雨。三个儿子都从学校赶回来了，一个个眼圈通红。

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心里都在流血。

淑华走后，家里少了那个忙碌的身影，饭菜再也没了那个熟悉的味道。

那时，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我便独自住在那间厂里分配的筒子楼里。

起初，他们还会常来看看，帮我收拾屋子，带些生活用品。

大儿子裴长安在本地一家机关单位上班，常带着媳妇和孙子过来。小孙子甜甜的喊着＂爷爷＂，让我这颗孤独的心得到了些许慰藉。

二儿子长志和小儿子长福工作调动频繁，来得就少些。

渐渐地，他们来的次数都少了。

八十年代末，国家政策放开，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谋生。长安去了南方的特区，说那边发展快；长志被调去了东北的国企；长福干脆辞职下海，去了西部创业。

＂爸，那边机会多，等站稳脚跟就接您去。＂他们临走时都这么承诺着。

那时，我刚退休不久，还能照顾自己，也就没多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每逢过年，他们会打电话回来，有时寄些钱和礼物。

开始是家用电话，后来是大哥大，再后来是什么智能手机。技术在变，但隔着电话线的距离感，却越来越深。

时间一晃，三个儿子都四五十岁了，我也七老八十了。

原本以为，他们事业有成，会接我去享清福。可等啊等，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成了城里人，有了新的圈子和生活，而我依然守着那间老屋。

老厂区改制后，筒子楼被界定为危房，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拆迁一直搁置。

我的邻居们大多搬走了，只剩下王德明一家，把我当成了亲人。

王德明比我小三十岁，是个退休的小学校长，温文尔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

他和老伴儿江秀芝经常来我这儿坐坐，给我带些热乎饭菜，陪我说说话。

有时候，王德明还会带着收音机来，我们听听评书，聊聊国家大事。

＂裴大爷，您看现在国家多好啊，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王德明常这么说。

每到过年过节，王德明夫妇都会拉我去他家吃饭。江秀芝会精心准备一桌菜，有我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鱼。

他们的小孙女叫我＂裴爷爷＂，甜甜的，像极了当年我的孙子们。

＂这孩子，嘴甜，＂我摸着她的小脑袋，心里酸酸的，＂想当年，我孙子也这么大...＂

＂裴大爷，别想那么多，今儿咱们高兴。＂江秀芝递给我一杯温热的茶，＂喝点儿茶水，下下火气。＂

前年冬天，我感冒发烧，在家躺了三天。是王德明发现的，他二话不说，叫了出租车，带我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是肺炎，需要住院。

我让王德明给三个儿子打电话，电话那头冷冰冰的回应：＂爸，我们工作忙，实在抽不开身。＂

＂实在不行，给我转点医药费吧。＂王德明主动提议。

儿子们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钱就转来了。

我躺在病床上，想着冰冷的数字取代了儿子的关怀，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十多天的住院期间，是王德明夫妇俩轮流守在我床前。江秀芝炖的鸡汤，香气扑鼻；王德明念的报纸，声情并茂。

那段时间，医院里来了个年轻护士，看到王德明照顾我，还以为他是我儿子。

＂您儿子真孝顺啊，这年头难得。＂护士笑着说。

我和王德明相视一笑，没有解释。

岁月无情人有情，不知何时起，我已经把王德明夫妇当成了家人。

出院那天，王德明搀着我，说：＂裴大爷，回家吧。＂

那一刻，我眼眶湿润了。他家，才是我的家啊。

今年春天，老城区改造，筒子楼终于要拆迁了。

单位给每户职工家属发了拆迁补偿款，我这间老房子，竟然值了三百一十万。

社区的小李主任拿着文件来我家，说：＂裴大爷，这可是笔大数目啊，您可得考虑清楚怎么处理。＂

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这笔钱，对我这把年纪已经没什么用了。三个儿子，事业都不错，也不缺这点钱。倒是王德明家，一直租房住，到老了还没个安身之所。

第二天，我找到社区法律顾问，立下了遗嘱，决定把这笔拆迁款留给王德明家。

＂您考虑清楚了？＂法律顾问反复确认。

＂清楚得很，＂我点点头，＂这是我的心意。＂

没想到，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儿子们的耳朵里。

一个星期后，三个儿子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多少年没见，他们都变了样子：白发斑斑，身材发福，眼神中透着陌生和算计。

＂爸，您这是糊涂了啊！＂大儿子裴长安一进门就嚷嚷。

＂那是我们家的财产！＂二儿子裴长志更直接，拍着桌子。

＂爸，您是不是被那家人洗脑了？＂小儿子裴长福冷笑着说。

我心里一阵刺痛，四十年不见，他们想起我，就为了这点钱？

＂你们都成家立业了，不缺这个钱，＂我说，＂王家这些年照顾我，情义深重啊。＂

＂什么情义？还不是看上了咱家的钱！＂长志不屑一顾。

＂爸，您年纪大了，精神有问题！我们会请医生来鉴定，撤销您的遗嘱！＂长福的话更是戳痛了我的心。

说来也怪，一辈子没红过脸的我，对着亲生儿子却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你们...＂我说不出话来，只感到一阵眩晕。

王德明闻讯赶来，扶住了我摇摇欲坠的身体。

＂裴大爷，别生气，有话好好说。＂他轻声安慰我。

＂好好说？＂长安冷笑，＂王老师，您这些年照顾我爸，我们感谢您。但家产就是家产，不能给外人。＂

＂我不要这个钱，＂王德明直起腰，＂裴大爷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

＂装什么清高！＂长志讥讽道。

事情僵住了。第二天，长安领着两个弟弟，二话不说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我的遗嘱，声称我＂精神异常＂。

开庭那天，我坐在被告席上，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想当年，为了这三个孩子，我和淑华省吃俭用，供他们读书，盼着他们出人头地。如今，竟要与他们对簿公堂。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那是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我颤抖着说。

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性，目光和善：＂裴老先生，能说说您为什么要把拆迁款给邻居吗？＂

我深吸一口气，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1980年照的，张淑华还在，三个儿子都还小。

＂法官同志，您看，这才是家产啊，＂我哽咽着，＂亲情能用钱衡量吗？四十年，我的儿子们来看过我几次？＂

法庭上一片寂静。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们说，去南方、去东北、去西部，要接我过去。四十年了，我还在原地等着。＂我望着三个儿子，眼泪不禁流下来。

＂爸，我们工作忙...＂长安低下了头。

＂忙？忙得连春节都不回来看看？忙得连我生病住院都不来？＂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法官问：＂三位原告，这四十年，你们多久回来看望一次父亲？＂

三个儿子支支吾吾，说不出具体次数。

＂老人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法官问我。

我缓缓站起来，腰板挺得笔直：＂王德明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却给了我血浓于水的亲情。我那天病重，是他们夫妻轮流陪护；我孤独时，是他们陪我说话解闷；过年过节，是他们家的饭菜温暖我的心。这把老骨头，能活到今天，是他们的功劳。＂

＂他们不图我的钱，我知道。这笔钱给他们，是我的心意，也是我这条老命欠他们的情。＂

法庭上鸦雀无声。我看到公诉人悄悄擦了擦眼角。

＂我想问问我的儿子们，＂我环顾三人，＂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吗？还是只看到了那三百万？＂

长志和长福低下头，不敢与我对视。

只有长安抬起头，眼中有愧疚：＂爸，我们...＂

＂不必解释了，＂我摆摆手，＂我知道，我不值钱，值钱的是那三百万。＂

我又拿出一张照片，是王德明一家陪我过八十大寿时照的。照片上，我笑得开怀，王家三代人围绕着我，其乐融融。

＂这些年，是他们给了我家的温暖。＂我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裴老先生，据我了解，您独自生活四十年，为什么不去和儿子们一起住？＂法官问道。

这个问题，正戳中了我心中最痛的地方。

＂说出来怕您不信，＂我苦笑，＂他们嫌我碍事。＂

法庭上一片哗然。

＂1986年，淑华刚走那会儿，我去长安家住过。可他媳妇嫌我起得早，打扰他们睡觉；长志家在东北，太冷了，说不适合我这把老骨头；长福生意忙，说照顾不了我。＂

＂后来，他们干脆说，老房子住习惯了，别折腾了。每月寄点钱，就算尽孝了。＂

我说着，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钱是有了，可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法官沉默良久，宣布休庭，三天后宣判。

回家的路上，王德明搀扶着我，我的步子沉重而缓慢。

＂裴大爷，您别难过，＂王德明轻声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我不是为钱难过，＂我抬头看着蓝天，＂我是心疼淑华。她在天有灵，看到儿子们这样，得多伤心啊。＂

三天后，法庭上，法官宣布维持我的决定，尊重我的遗嘱。

判决出来的那一刻，我反而平静了。

大儿子裴长安突然跪在我面前，泪流满面：＂爸，对不起。这些年，是我们不孝，不是您不慈。＂

他回头喊着两个弟弟：＂还不快来给爸道歉！＂

长志和长福也垂头丧气地走过来，跪在地上。

＂爸，我们错了，＂长志哽咽着，＂不该为了钱，忘了亲情。＂

＂钱算什么，＂长福抹着眼泪，＂这些年，是我们不懂事。＂

看着三个跪在地上的儿子，我心里五味杂陈。恨吗？有一点。但更多的是心酸和无奈。

＂起来吧，＂我颤抖着伸出手，＂你们是我的儿子，我不会记恨你们。＂

回家的路上，王德明扶着我，阳光照在两个老人身上，暖洋洋的。

＂裴大爷，您赢了。＂王德明说。

我摇摇头：＂我赢了，不是赢了钱，而是赢回了做人的尊严。＂

当晚，王德明夫妇和我一起吃了顿简单的晚饭。

江秀芝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鲫鱼，王德明还开了瓶压箱底的杏花村。

＂老王啊，＂我举起酒杯，手有些颤抖，＂这钱你们得收下。这些年，亏欠你们太多了。＂

＂裴大爷，您这话说的，＂王德明连连摆手，＂我们是邻居，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就是，＂江秀芝添上一筷子菜，＂您别想那么多，吃菜。＂

我知道，他们是实在人，不会轻易接受这笔巨款。

但我心意已决，这笔钱，是给真正把我当亲人的人。

第二天一早，三个儿子一起来了，带着礼物和歉意。

屋子里有些拥挤，但气氛融洽了许多。

大儿子长安说：＂爸，我们商量好了，以后轮流接您住。钱是身外之物，亲情才最珍贵。＂

二儿子长志添道：＂是啊，爸，这些年是我们混账。以后您跟我们一起住，安享晚年。＂

小儿子长福更是主动提出：＂爸，您的遗嘱不用改，那钱给王叔叔家，我们没意见。我们只希望，能把这些年欠您的孝心补上。＂

我一时语塞，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它见证了我的孤独，也见证了这迟来的团圆。

＂来都来了，一起吃个饭吧，＂我拍拍长安的肩膀，＂你妈在世时最爱包饺子，今天我们包饺子。＂

儿子们忙不迭地点头，长福甚至主动跑去买了肉和面粉。

院子里，阳光正好。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和面、剁馅、包饺子，就像从前一样。

王德明夫妇也来帮忙，屋子里充满了笑声和饺子的香气。

看着眼前的场景，我忽然想起张淑华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咱们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儿孙绕膝，平平安安。＂

如今，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半。

饭桌上，长安提议：＂爸，我想接您去南方住段时间，那边气候好，适合您的身体。＂

＂是啊，爸，＂长志也说，＂您想去哪儿，我们都陪您去。这辈子，我们欠您的太多了。＂

长福甚至建议：＂爸，您要是愿意，我们几个轮流陪您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笑了，笑得很释然：＂不用了，我这把老骨头，哪儿也不想去了。这辈子，能看到你们醒悟，我就知足了。＂

＂大爷，您就去看看吧，＂王德明的老伴儿江秀芝也劝道，＂难得儿子们有这份心。＂

我点点头：＂再说吧，再说吧。＂

饭后，长安拉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爸，我代表三兄弟，向您保证，从今往后，我们一定好好孝顺您，不会再让您孤单。＂

我拍拍他的手：＂好，爸爸信你们。＂

岁月如歌，终究抹不去血脉相连的牵挂。

看着儿子们离去的背影，我站在门口，心中百感交集。

或许，这就是人生吧，有得有失，有聚有散。但无论如何，亲情的纽带，终究是割不断的。

王德明站在一旁，轻声说：＂裴大爷，您看起来精神好多了。＂

我笑着点头：＂是啊，心结解开了，人就轻松了。＂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老院子里，为一切蒙上了金色的光芒。

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会有很多个这样的黄昏，有儿子们的陪伴，有邻居的关怀，不再孤单。

人这一辈子，到头来，钱财地位都是浮云，唯有亲情，才是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