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龙：“三一二”师起义前后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0年5月)，作者张玉龙，原标题《“三一二”师起义前后》

关于赵子立，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下)中有一篇1962年他写的《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说是起义实为投诚，在本文里说被俘。

赵子立解放后遭遇与其在解放战争后期起义过程中心存侥幸、顾虑重重、坐失良机有关，优柔寡断是致命缺陷。同时也与1949年5月15日张轸率部起义时掣肘脱不了干系。

在“抗日战争纪念网”——《上受气下为难 赵子立巴中就地起义》末尾有“在解放军南北两路夹攻下，敌被困于木门—正直坝的狭小区域内，赵子立鉴于走投无路的形势，提出愿在“三保证”的条件下投诚。“三保证”为：保证生命安全;保证不没收私人财物;保证不侮辱人格。解放军当即提出“三要求”：放下武器，完好无损;交出全部文档;经过点名，人员无缺。

双方接受条件后，26日下午3时开始至28日下午时投诚完毕。接到解放军兵团命令，将127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所属补训师，原该军之309师为第一团，310师为第二团，311师为第三团，312师为第四团。”

由此可见赵子立一二七军所部其实是投诚，由此1953年(另有一说为1951年)被逮捕审查就不难理解。

正文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后，我从陕西回到故乡信阳。战后的河南，到处一片凄凉，满目都是战争的创痕。广大劳动人民在饱经灾难之余，是多么盼望从此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啊。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置人民要求于不顾，弄得乌天黑地，民不聊生。河南人民反蒋迎共的愿望犹如黄河的巨浪，汹涌澎湃。在现实情况之下，我看出蒋介石是个独夫民贼，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参加打内战，因之退役另作打算。

一九四七年秋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战，打得蒋介石手忙脚乱。这时，豫北、豫西、豫东除了几个大城市以外，均已先后解放。豫南的边远县也都

在中共的地方部队控制之中。只有信阳还是反动势力盘踞的重镇，白崇禧经常到这里来进行活动。在信阳，特务到处捕人、打人、杀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蒋介石派了张轸来接任河南省主席和第五绥靖区司令官之职，驻守在信阳。

张轸到任以后，有一次，他约我到他家去吃饭。我同他的关系是有历史的。在北伐战争阶段，他在第六军担任团长，我任炮兵连连长。以后一直相处一起。那天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干了？”我说：“干啥？国民党太缺德，打起仗来要我们上前线拼命，打完仗就一脚踢开。”谈到这里，我站起来说，“老总（当时我们对张轸的尊称），我们从大革命北伐到现在，尝够了老蒋的滋味。抗战刚胜利，你指挥的豫南挺进军，都被老蒋拨给他的亲信部队去补充，你只落得个光杆司令。我既不是黄埔系，也不是浙江系，象我这个行伍出身的人，在蒋军干一辈子，毫无意义。现在咱们就等着瞧吧！老蒋的事我是不干的。”张轸很慎重地对我说：“玉龙，形势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蒋是要垮台的。我们不跟他跑了，我们另找门路。”我说：“老总，你如果有新的道路，我跟着你干。”他说：“现在正是有利时机，我计划扩充部队，准备将来起义，跟着共产党走。目前河南还有不少县没有解放，还有扩军的时间，你负责把各县的团队进行整编，待机行动。首先把潢川专区搞起来，每县搞一、两个团，先编几个师是没有问题的。”我向张轸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国民党混了几十年，共产党能相信我们吗？”他笑了一笑，说：“我已经和林伯渠、刘斐进行了联系。同时，我还派了张伊人等为代表，经常与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接着，我们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我的心里也就落实了。我认为张轸的计划是完全可行的。我知道张轸在北伐时代同林伯渠很熟悉，那时林老是北伐军第六军的党代表，张轸在那个军任团长；此外，张轸与刘斐是日本士官的同学。所以联系是有把握的。同时，我也考虑到，张轸跟蒋介石几十年，老蒋也不至于对他怀疑。他虽然没有抓到兵权，可也担任了地方军政的重要职务，他又是豫南人，在地方上也有声望。我记得抗战初期，他在豫南三个月之内就召集了志愿兵六个团，我那时当团长。现在他是河南省主席，更有一定的号召力，光是豫南各县的地方团队，就能编成几个军。这些兵都是青壮年，不会逃跑的，都有现成的装备，比较国军好得多。蒋介石快要垮台，河南的解放就在眼前，在这种动乱的情况之下，搞一些部队为起义作准备，正是时机。

就在这个时候，张轸把河南的政治与军事纳入一体，即所谓“军政一元化”，除了白崇禧可以直接指挥他以外，别人谁也管不着他。这时张轸还兼任华中副“剿总”。综观当时形势，是有利于我们作好起义前的准备的。于是，我从信阳到达潢川专区，以罗山县为试点。我了解到这个县原有的地方团队有些基础、人员和武器比较齐全。为了进一步扩充，我采取了几项必要的措施：一、公开宣布为了搞好自卫，加强地方武装力量；二、规定凡年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志愿参加团队服役者，可顶替壮丁，一律不外拨；三、地方团队的粮饷筹足发足。由于以上措施产生了效果，兵源就多了，在很短期内团队都超过了编制。在我来说，目的是为了扩充部队，准备起义，所以对团队兵额不予限制，多多益善。因为搞“军政一元化”，潢川专区所属的地方军政权力都在我手中，粮饷不足，可以追加预算；公粮可以少交，留下给团队用。因此，我扩编团队的工作进行得比较快，为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七年冬，解放军大举反攻，我们也在无线电台收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对中共提出的八项基本政策有所了解。同时，张轸也同正在汉口的刘斐有所联系。十二月的一天，张轸在他家里召集了一次机密会议，参加者有副军长辛少亭，旅长涂建堂、鲍汝澧、张旭东，独立团长程晓仓和我一共七人，密商有关起义的问题。张轸提出：首先把信阳的中统、军统特务机关一网打尽，然后集中部队宣布起义。在会议中大家分析了形势，交换了各自掌握的具体情况，进行慎密的研究。张旭东和程晓仓提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等待时机。于是，这次会议没有作出决定，只研究了关于积极准备的问题。可是，我们却意料不到，张旭东和程晓仓是别有用心的。这两个家伙，在会后搞阴谋诡计，几乎使我们落入陷井。

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后，张轸找我研究了一些问题，我向他汇报了罗山试点的扩军情况。后来他以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的身份，发布了几项命令：一、将潢川专区直属两个保安团以及罗山一部分地方团队合编为第五绥靖区绥靖第一旅，由我任旅长；二、推广罗山试点经验，扩军征兵，逐步建立几个旅。既属于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的保安部队，又属于第五绥靖区的绥靖部队。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伪国防部和白崇禧不给地方部队以“国军”的番号，自然也没有经费。张轸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先把编练好的团队组成保安旅即绥靖旅，以便于调遣，自行筹粮筹饷，积聚力量。以后有了番号改个招牌就行了。

我们为了达到起义的目的，慎密地进行部署，以免打草惊蛇。我在这一阶段，从行政到军事严加控制，也采取必要的方法，迷惑反动上司。表面上是反的婆姿态，以应付白崇禧。用积极反共为幌子，加紧扩军。我命令部队，白天摆到与中共接近的地方，虚张声势；到了晚上把部队缩回到安全地带。主要是保存部队，生怕把这点部队搞垮了。总之，在此期间内，极度保密，以便一旦时机成熟，投入人民怀抱。

一九四八年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蒋家王朝崩溃已成定局。这时，华中“剿总”和第五绥靖区的驻豫部队，惶恐万状、举棋不定。起初，他们听说解放军要打到信阳来过春节，于是慌慌张张地在大年除夕逃跑，全部撤到湖北广水一带。

后来，解放军并没有来，第七军又返回信阳。接着，第五绥靖区移驻武昌贺胜桥车站附近。我接到张轸的命令，由河南向湖北撤退。

我们这个绥靖第一旅春节这天集中到罗山时，突然中共大别山军区王树声部队拦截我们的退路。这时我们是欲走不能，欲罢不休，只好稀里胡涂地打了一天。而就在这次战斗中，我接到一个特别电话，这是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那天，双方正在交战之中，我们旅部电话总机要我接电话。我问是谁的？总机值班人员说：是解放军前线指挥员杨劲的电话。

我感到十分惊讶，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思考了一下，接过话筒说：“喂，我们旅长不在这儿。”“你是谁？”我说：“我是旅部参谋。”“你转告你们旅长，你们走不了啦！”我问他：“你究竟是谁？”他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员杨劲。你马上对你们旅长说，你们已经三面被围。我们的意见是现在双方原地不动。你们起义也好，接受改编也好，缴械投降也好，双方可以派代表进行谈判，约定时间地点见面。”

这个电话接过以后，双方还在对峙。可是到了下午，解放军部队就一声不响地撤走了。这一下使我感到莫明其妙。我正在同副师长研究其中的原因，不久，我接到了第五绥靖区拍来的密电：已派两个团前来增援，即将到达。这时我才理解解放军撤走的原因。

在我部起义之后，我真的同杨劲同志见了面，而且他还是我们起义改编以后的师政委。见面时谈起这回事，都爽朗地笑起来了。事实情况是那个时候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中共号召在和谈期间，双方对所控制区域范围之内的交通设施一律不得破坏，因此我这边的公路、电线都是完好的，所以才有那一次特别电话，使我们在起义前夕发生了那么一次喜剧性的插曲。

那次解围之后，我趁此机会分批把部队撤到武昌山坡车站附近，集结整训，随即整编为国民党十九兵团一二八军三一二师，由我担任师长、胡吉武任副师长。十九兵团直接归白崇禧指挥。当时十九兵团共编两个军，一二七军由张轸兼军长，一二八军由赵子立任军长。

这年四月下旬的一天，白崇禧集合十九兵团在贺胜桥附近讲话。他发表了一通反动的言论，说什么国共和谈已经破裂，共产党的条件太苛刻。要凭长江天险阻挡共军渡江，等等。我们早已了解，白崇禧是个野心家，他既反对蒋介石独裁，又不同意李宗仁主和，妄想独霸天下。白崇禧讲完话就走了。张轸也就讲了一些半明半暗的话，大意是我们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我张轸决不会把河南的子弟兵带到江南来牺牲。目前我们处境苦一点，将来自有光明的前途。借以安定军心。

这个时候，我们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白崇禧也不发经费，兵团也没有给钱。我有时去领来一点，但为数极少，官兵每天平均五分钱菜金，吃了上餐没下餐。万般无奈，只得就地征用，把地里还没有成熟的麦子割下来当粮食，弄得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到了五月初，发给我们一批经费，可全是一钱不值的金圆券。我们干脆把它烧掉，作为送给蒋介石、白崇禧这伙瘟神的“葬礼”

十九兵团奉白崇禧的命令，担任武昌至嘉鱼一线九十华里的江防任务。这一来我们可高兴极了，酝酿了两三年的起义，这一次总算是抓到了有利的时机。

当时兵团对江防的部署大致是这样的：一二七军鲍汝澧师守江防，我这个三一二师驻山坡车站作为江防的后备，张雪平师驻扎军部附近，涂建堂师驻扎金牛镇，贺胜桥以南沿铁路线两侧由一二八军驻防。这个军所属各师是豫北保安团改编的，其中张旭东师是河南保安旅改编的。十九兵团的司令部就设在贺胜桥。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解放军百万雄师先后由武汉下游横渡长江。解放军李仁林部于五月上句到达了武汉上游长江北岸，也就是我们江防的对面。

在这严峻的关头，我们守江防的鲍汝澧师长已经通过地下渠道，和江北的解放军取得了一定的联系。白天，长江江面上是禁区，除了茫茫江水只有白鸥掠空，一切交通断绝。可是到了夜晚，大江南北却有一根红线牵引，双方机要人员来来往往，互通情报。

这时，我们都放心了，我们直接与解放军联系上了。光荣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了。

但是，情况还是复杂而紧张的。必须作通盘的、慎密的考虑：

第一、白崇禧在武汉集结了将近三十万人的主力，而我们正是在他的后方起义，应该怎样对付他们？第二、解放军只能在江北策应我们，不过江南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起义行动一开始，势必要打一场，这个仗怎么打法？在这时，张轸还没有具体决定，我心里也没有底。不过，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起义是必胜的。

弓在手，箭上弦。我们同白崇禧的斗争已经进入针锋相对的阶段了。

五月十二日，张轸在贺胜桥兵团司令部召集军、师长和兵团参谋长张权等十二人，开了一个绝密会议。

一、对形势的看法：解放军由武汉下游先后渡江，解放了南京和九江；平汉线的解放军由孝感向武汉逼进，武汉已经三面被围。

张轸对我们说：白崇禧已经下达命令，决定本月十六日以前，全部撒出武汉，向湖南转移。武汉物资全部南运，一俟部队撤完以后，就将武汉的轮渡汽船全部破坏。并命令十九兵团掩护武汉部队撤完后，继续向湖南转移。根据这种情况，形势已经十分紧迫；

二、决定提前行动：为了确保起义的胜利成功，必须不失机时地采取行动，决定提前两天在十四日开始，以便打乱白崇禧于十六日退出武汉的部署，使解放军能赢得时间，从武汉的北面和渡过长江的东南面向武汉威胁。我们则从后方起义，截断白崇禧的退路，迫使白军仓皇逃窜，无暇抢运武汉的物资，没有时间破坏长江的渡船。

三、军事上的部署：兵团司令部对于截击白崇禧部队南撤，作了如下的部署：

A一二八军赵子立部原驻贺胜桥以南，暂不移动。十四日以后移向铁路以东，监视由武汉南撤的白军，并相机袭击；

B一二七军的四个师以两个师位于贺胜桥铁路以西，并以驻金口镇的江防师为主力，监视白军南撤；涂建堂师驻金牛镇不动，密切监视，相机截击；

C三一二师张玉龙部位于贺胜桥以北，监视铁路、公路沿线南撤的白军。并准备破坏铁路，滞留白军南撤的速度，以待解放军追歼。万一压力太大，可向金牛镇靠近涂师；

D兵团部于十四日移驻金口镇。

散会以后，各部按计划行事。我估计白军沿铁路和公路两路南撤的可能性较大，而三一二师首当其冲，就根据兵团部交给的任务，对本师作了相应的部署：以一个团位于山坡车站以东高地，监视白军行动，待机截击，同时作好破坏铁路的准备；以两个团位于山坡车站东南一带高地，并构筑工事，策应山坡车站的截击部队。师部则暂驻原地不动。

散会以后的当天下午二时左右，赵子立来找我，要我师与张旭东师对调（我原属赵军，张旭东属张轸军）。我问赵子立为什么要对调？他说：“你们三一二师的装备比较好一些，跟着兵团部比较适当。”当时，我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是还没有料想到赵子立在搞阴谋诡计。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一二七军副军长辛少亭又来找我，他说：“上午散会以后，赵子立对张权参谋长的态度很不好，嘴里还骂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但不搞好团结，还要一套脾气。我看他有问题。我曾经把情况向老总（指张轸）反映，老总不相信，还批评了我。”我一听，思想上立即联系到一系列的现象，感到问题严重。我对辛少亭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刚才赵子立来找我，要我同张旭东师对调，这其中就大有文章。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老总在信阳召集我们密商起义时，张旭东和程晓仓的态度就十分暧昧。现在看来，赵子立是在搞鬼，所以他要我师与张旭东师对调。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我便同辛少亭进一步研究，交换了意见，断定赵子立怀有异心。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去找张轸，把上述情况向他谈了。张轸的脸色显得很惊诧。他沉思了好久，说：“张旭东同赵子立真是这样搞吗？”我说：“老总，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张旭东是一直不同意起义。赵子立想搞鬼，他才要把我调走。这个问题请你当机立断啊：”张轸神态变得异常焦虑，但是久久沉默不语。我只好告辞。

十二日的整个晚上，我内心浪涛翻滚，对赵子立的背叛感到十分愤慨。想到张轸的沉默不语，我认为老总可能也在琢磨对策。不管如何，我们的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第二天（十三日）东方破晓，我拉开军事地图，仔细地进行研究，以便提出我的具体意见，同张轸商讨决策。吃过早饭之后，我首先给辛少亭通电话，把我向张轸汇报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并征求辛少亭的意见。可是，辛少亭的回答使我更加大吃一惊。辛少亭告诉我：老总今天上午到武昌去了，是白崇禧打电话找他去的。这时，我埋怨辛少亭说：“你怎么不劝阻老总呢？”他说：“我是不让他去呀。而老总却说‘我有几万人，白不敢把我怎样！'”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张轸为什么这样麻痹呀!?明天就是十四，是我们起义的日子，可是发生了这样出乎意外的突变，而我们的一切行动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我强制自己冷静下来，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沉着。同时保持同辛少亭的联系，几次与辛少亭通电话，打听老总的消息。可是，一直到下午三时还没有消息。我想老总此行是凶多吉少。

正在这极为紧急的严重关头，当天下午四时左右，突然由武汉方面开来几列武装兵车，官兵们分别在山坡车站和贺胜桥车站下车。我当即命令所部密切戒备。根据我们侦察，武汉来的第七军在山坡下车之后，马上开到我师驻地左前方的山头。紧接着他们就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事态已经明显地恶化，我估计白崇禧已将张轸扣留，并派部队来收拾我们。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马上赶到军部，同辛少亭商议，决定下午七时开始行动，向金口镇集中。因为金口镇是我们早已决定好的集中地。但是，这时我还没有估计到赵子立已经叛变了。

我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了情况，认定白崇禧的第七军已经将我师包围了。因此，只有坚定不移地跟他们拼。这时，车站附近只有张雪平师的一个团和军部，其它各军各师电话都不通，情况不明。

下午六时，我在师部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在会上指出：“白崇禧命令我们向南走，我们不同意，他们就派第七军来收拾我们。我们要坚决对他们斗争，我们走我们的道路！”

我讲话的时候，态度很坚决。我有意这样讲，因为起义的行动还必须有策略性的保密。最后，我问大家：“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大家情绪高昂，一致回答：“我们跟他们拼！打！我们向北走，不向南走！”

我考虑到我们在行军中，同白军走的是同一条公路，他们是从公路右边往南走，我们是从公路左边向北走，这是很玄的。万一他们拦阻我们，我们就同他们短兵相接——拼刺刀。

我随即发布命令：全师轻装行军，步枪一律上刺刀，手持手榴弹。行军时不准有声音、不准吸烟、不准休息。行军的序列以第一团为前卫，师部、第二团居中，我率两个加强营为后卫，并派一个营监视第七军，等全师通过后随后卫部队跟进。命令明确规定：黄昏之后七时出发。如果路上发生战斗，以团为单位独立作战。目的地金口镇。

命令立即在全师下达。夜幕甫降，暮色苍苍，晚风习习，我们轻装行军，将冲破黑夜，迎接即将来到的黎明。

先头部队按预定计划执行命令，沉着机警，脚枚疾走。前卫部队出发不久，师部电台交给我一份电报，是老总自金口发来的：“三一七师张玉龙：我已脱险，速来金口。”这一下我高兴得跳起来，因为这展示了我们胜利的前景。我立即将后卫任务交给副师长胡吉武负责，乘吉普车去金口。沿途只见公路右边的白军慌忙南逃，而我们起义之师都是雄纠纠、气昂昂地从路左边向北进军。我心境是何等兴奋，我们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了！

夜行军通霄达旦，双方谁也不敢动谁。

当一轮红日升起的时候，东方漫天彩霞，阳光灿烂。我们的部队已经安全到达金口。而那狼狈的白军还在沿着铁路和公路仓皇南逃。

当时我驰车抵达金口，看见了张轸，高兴得流下了泪花。这时，他正在看地图，一见我进门，就说：“玉龙呀，我今天好险呀！”接着，他把去武昌的经过情况告诉了我：

张轸接到白崇禧电话以后，就前往武昌。一见到白崇禧，白就气急败坏地对老总说：“你们部队有四个师长投了共产党。”张轸说：“什么？你说哪四个师长？”白崇禧说：“这四个就是张玉龙、涂建堂、鲍汝澧、张雪平。现在你来了，你就在我这里打电话请他们四个人来。我向他们讲情况，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大家还是和衷共济嘛！”张轸是很机智的。因为张轸意识到，十多个军师长，单单点出这四个，里面一定有问题。张轸就泰然自若地不承认有这回事。两人争论了两个多小时，白崇禧气得两眼直瞪。最后，他叫张轸到三楼休息。张轸一边想一边到三楼，他举目一望，房间里一张床铺，床上一把稻草。他立即意识到白崇禧不怀好心。张轸慎密、仔细地考虑了一下，立即下楼找到白崇禧长官部的王参谋长（他俩是日本士官的同学），对王说：“你今天要保护我啊！”先把王稳下来。张轸又走进白崇禧的办公室，说：“我到办事处去打电话，找那几个师长来对质。”白崇禧说：“那你就在这里打电话吧。”

张轸笑笑说：“这个电话一定要到办事处去打。”说着说着他就大模大样走出长官部大门，坐上汽车一溜烟地真奔武昌上游大堤开去。张轸脱离了虎口，来到大堤边上。这一段的长江江防是我们的哨兵。张轸一下车就叫汽车开走，他自己进入哨口，对哨兵班长说：“如果有人来问，你们就说没有看见我。”又慎重交代，“假如其它部队的人强行进入哨口，你们就开枪打。”说完以后，他乘另一辆军车全速驶回金口，安全地脱险了。

张轸对我介绍了这些情况，我不禁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汗，同时也佩服他的机智。我对他说：“老总，你不愧为一员老将！智斗小诸葛，挫败白崇禧。”张轸说：“在那个紧要关头，就要硬碰硬。如果我当时稍为软一点，被他把你们骗去武昌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说：“老总，今天我们部队出发时，所有电话都不通，赵子立那里也不通电话。根据赵子立的态度来看，一定其中有变。”张轸点点头。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些具体意见，胡乱地吃了一点东西。到十二点钟左右，总部的作战参谋跑来报告：“赵子立的部队把我们总部包围了，东西也抢光了，逼着总部的直属部队向南撤。”紧接着，我们又得到可靠消息：我们十二日上午召开秘密会议以后，赵子立就向白崇禧告密了。恰好当时白在广州，接到密告以后于十三日凌晨乘专机飞到武昌，九点钟打电话请张轸去武昌，准备软硬并施，软禁张轸，然后把我们诱去。同时派第七军到山坡来收拾我们。至此才真象大白，张轸用拳头敲着桌子，说：“我真是瞎了眼！”我说：“好啦！现在该是我们迅速行动的时刻了。老总，下命令吧！”

根据以后的消息，我们获悉赵子立把部队拖到了鄂川边界某地，被解放军刘邓大军全部歼灭，赵子立被俘。

后来，我们还得到一个消息：在张轸离开武汉长官部以后，白崇禧派了两卡车宪兵把第七绥靖区武汉办事处团团包围，想截留张轸。可是他完全失败了。

张轸老总对白崇禧十分恼恨，在回到金口以后，故意打个电话给白崇禧。打电话的时候我坐在老总身旁。张轸对白崇禧说：“长官呀，你今天做的事实在令人痛心。我跟你几十年，你太不对啦！你派部队来包围我干什么？”白崇禧装样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呀！”老总说：“你这样干，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国人呀。”白说：“你到我这里来吧。我们同到长沙去，找颂公（指程潜）去谈谈。这样搞是搞不得呀！”这时、白崇禧还不知张轸在什么地方打电话，他问张轸：“你现在在哪里呀？”老总说：“我在我部队里。”白说：“那么你赶快到我这里来好吗？”张轸暗暗一笑，对着电话说：“好吧！我就来，你等着吧！”

他们一边打电话，我一边朝着老总笑。我心想：白崇禧呀白崇禧，你狠呀！你的末日快到了。老总打完电话以后，同我研究了一下，他马上发布命令：所属各部立即行动。我们光荣起义啦！

五月十四日，我们怀着喜悦和豪壮的心情，投入战斗。我们起义部队到达金口稍事休息，张轸派我率领两个团，占领山坡车站以北铁路西面一带山头，拦击南退的白军。我们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各团各营占领了有利地形，俯视着窜逃的白军。我同副师长都在第一线。一声令下，重机枪横扫，迫击炮齐，打得白军蒙头转向，不敢还手，慌忙绕道铁路以东溃逃。实际上他们是怕解放军追上来把他们吃掉；同时，他们也模不清我们的情况。白军只顾逃命，军需物资也丢了，一汽车一汽车的白面粉也丢了。我用望远镜看着这些白军的狼狈相，心里真是痛快。

到了下午五时许，白军跑光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我派了一部分官兵收拾战场，把一车车的白面粉开回金口。炊事班忙得不亦乐乎，做馒头、包饺子，大家高高兴兴地尽情欢呼。傍晚时候，张轸同我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他说：“我们派去与解放军联系的代表已经去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回来。今天到达汉口的解放军是第四野战军，我想亲自去见见他们。”我说：“好呀！你带几个参谋去。怎么样？”他说：“带谁去都无所谓。不过，他们如果要问我要什么条件，我该怎么说呢？”我说：“老总，咱们已经起义了，干革命就不讲什么条件。我们的人和枪都在这里，听共产党的安排。”张轸连连点头，同意这个意见。当时，他就愉快地带了一个警卫员乘吉普车前往武昌。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同副师长、参谋长在一起谈笑风生，并到各营地去走了一趟，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我们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张轸的车子行至中途，就碰见我们的代表和四野的代表一道来了。于是，同时回到金口。

解放军代表向我们祝贺，并传达了四野给我们的指示：部队暂驻金口待命，仍按照原建制办事。给养马上运到。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五”部队。

这一震奋人心的大喜讯，传遍了整个部队，一股暖流，在我们心头沸腾。

过了几天，解放军从武汉送来大米和白面，运来斜纹绿色的崭新军服和鞋袜等物资。大家像过新年一样，穿新衣、着新鞋，改善生活，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人民的军队。我们走上了光明大道，这是无上的光荣啊！

不久，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二一一师。我们高举着光辉的八一军旗，迎着浩荡的东风，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跨着豪迈的步伐，奔赴伟大的解放战场!

一九七九年十月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