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院士的中国教育实验：TOP30大学，只能教育1%大学生，所以关键在于……

本文授权转自：冰点周刊，作者：李新玲

86岁的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15个国家工作过，他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将改善教育作为优先事项的国家。”

从2011年起，他每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3个月，讲授计算机科学课程。他将课程讲义无偿在中国出版，唯一的要求是售价在30元以下，让更多学生购买起来没有压力。

2017年北京大学开办“图灵班”，他制定培养方案，授课。和他接触过的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都直接用“约翰”称呼这位可爱的老人。

2016年，他荣获中国为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颁发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

近日，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副院长陈宝权教授与约翰，就年轻人的成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诺奖获得者告诉我

他们没有规划

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觉得现在计算机领域竞争太激烈了。

“许多人认为受好的教育是为了获得高薪工作，可以有好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好的规划。现在大多数学生（学习）是由工作驱动的，这不能怪他们，因为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

“我与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交谈，询问过是什么样的规划导致了他们的成功？他们一般都说‘我没有规划’，因为‘没有规划’就是规划。”

约翰向陈宝权解释，“如果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来了，有人会抓住它；如果这个机会不让人兴奋，他们就不理会了。所以学生了解他们自己喜欢什么很重要。”

约翰回忆，在他所带的学生中，只有一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当时，这名学生提出来放弃博士学位，他力劝“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所做的写出来，我会批准，然后你获得博士学位，只用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个学生说“不”，因为他收到了在科罗拉多州担任滑雪教练的邀请，并说这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认为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可能会从事学术工作，也许会讨厌它，不会成功。因为他真正喜欢的是滑雪和当教练。”约翰一再强调，“人们应该做的是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回忆自己的成长，他在几个阶段都体会到了兴趣的重要性。

“我在西雅图长大，父母都没有完成高中教育，但他们希望我有更好的生活。”父母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童年。

“我上小学时，早上9点开始上课，下午3点结束，中间还有一个小时做作业，所以下午放学我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家的了。”约翰回忆，“父母告诉我，下午3点放学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按时回家吃晚饭”。

约翰认为这是自己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必须找出我想做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来到中国，他看到了中美两国小学的区别。

在中国，他看到学生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5点半，然后回家写作业。晚饭后，有些父母还让他们上辅导课，“中国的很多孩子没有机会找出他们喜欢做什么，而这是教育中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说他花了好几年才理解了中国的一些问题。他看到，中国一直在试图解决问题，比如“双减”，让孩子有时间玩耍和自我探索。但他也意识到，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中国父母普遍希望孩子们在学术上成功。

找出你真正喜欢什么

然后专注于此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位计算机专家，以表彰他们“在实现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方面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一个国家要成功，不能每个人只做应用研究。有些人朝着（看似）疯狂的方向前进，偶尔他们中的人发现一些真正基础的东西，就能创造一个全新的领域，创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

约翰看来，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弗里·辛顿就是这样的人。

杰弗里·辛顿

2012年，辛顿的研究改变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因为之前都在试图基于逻辑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但几起几落没有真正进展，而辛顿的团队采用的是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从此从纯学术研究走向应用。

“现在在农业、生物学、医学、制造业等许多其他领域都有应用，辛顿的研究取得了成功，导致了整个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都在使用深度网络。”约翰看来，这就是因为有人做了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事”。

他认为，这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他把基础研究定义为“做你好奇的事情”，不同于应用研究。

当然，辛顿的成功不是顺利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冷落，论文也不能公开发表。但辛顿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对此，约翰说：“人只有一次生命，也不必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获得诺贝尔奖，很多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没有成功，（从另外角度）他们也成功了，因为他们有愉快的生活。”

他说，他总是试图告诉学生：“你只有一次生命，你应该享受它。获得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找出你真正喜欢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我从来不让学生帮我做研究

约翰高中毕业后，去了西雅图大学学电子工程，“我知道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玩电路和搭建各种与电子相关的东西”。

相比更有名的大学，西雅图大学稍逊一筹，但是他认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当陈宝权问起，他当时有没有考虑换一所大学时，约翰很坚决地说：“没有。因为我申请这所学校离家近，住在家里，不用操心吃饭、住宿。没有财务方面的担忧。”

毕业后他到斯坦福大学读博士，他上的第一批课程中有实验课程，这时他发现“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讨厌实验室，我决定换专业，告诉导师这不是我想要学的。我想要学与数学有关的东西。”

后来，他找到了一位数学导师，并慢慢发现对阈值逻辑产生了兴趣。他还完成了训练两个阈值逻辑单元的网络，这篇论文是相当新颖的。

他说：“我学会了如何选择研究主题，这就是做研究的重要部分。”

约翰培养的学生中很多人卓有成就，“如果你读过我很多博士生的论文，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不一定马上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学到的是如何进行研究，这让他们有了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

“我的3名学生获得了图灵奖，其中一人还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仅次于诺贝尔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博士论文中就做了突破性工作，而是他们学会了如何进行研究和如何选择问题。”

约翰发现，他的学生会逐渐发现有些（最初的）想法不是他想做的，会修改方向，最后，能发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

“我从来不让学生帮我做研究，我的学生几乎都是3年博士毕业。因为导师的作用是指导，不能让学生来帮助导师进行研究。”他说，他只是告诉学生，你要选择一个让你最兴奋的问题。

中国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强

但不会提问题

60岁之后约翰在十几个国家工作过。他看到，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高等教育有了巨大发展。他在康奈尔大学给大一的约200名学生上课，来到中国后，在这里给200名新生教相同的课。

但在康奈尔大学，也许只有两三名顶尖学生，而在中国，这200名中会有100名顶尖学生。“原因是在美国，学生不一定都去最好的大学，他们也许去家附近的大学获得良好的教育。但在中国，每个人都想进入前十名的大学。”

他还发现另一个区别，中国学生在解决问题方面要擅长得多，例如在计算机科学方面，他们知道如何编程，而美国学生则不是，认为编程不再重要，可以被取代。在美国，学生很好奇，他们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但在中国多半不会发生。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学生不会问问题，但在美国，当我教授一门课程时，学生们不断地提出问题。这提高了课程的质量，帮助我更好地与学生互动。所以有很多差异。”

最初，约翰尝试改善中国前30所大学的教学。他慢慢发现，前30所大学只教育了中国大学生的1%。要想改善中国的教育，必须改善分布在各省的1300多所本科大学，影响99%的学生。

“所以我调整了我做事情（的方向）。现在我正在与每个省份合作，试图与负责教育的副省长取得联系。他们是关键的人，可以让我与大学的人取得联系。”

他认为，“各省有很多好大学，里面有世界级的老师，他们确实有很好的教师，但他们需要帮助。

顶尖大学的教师往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他们就可以看看世界上的大学正在教什么，并带回最好的内容。但是一旦你走出顶尖大学，会发现很多教师不会说英语，他们需要中文的材料。”

开辟“试验田”指导中国学生

2017年，约翰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图灵班，目标是培养计算机学科的顶尖人才。陈宝权与约翰合作，共同培养学生。

“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研究方向，每个导师又和国外的一些同行有联系，构成较大的导师群，学生可以‘科研轮转’。”

陈宝权解释，每个学生可以选3个导师，进入实验室，这样能够轮流了解3个科研方向，这种轮转能够帮助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之后再确定科研导师。

图灵班，被约翰看作“试验田”。他参与图灵班学生的培养方案制定，包括开什么课程。他自己也讲一两门新课，给其他老师示范。

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要去听课，观察课堂效果，给授课老师反馈，提出改进建议。学生的科研交流展示活动，他也来参与，给学生点评、鼓励。

在担任上海交大校长特别顾问期间，约翰曾参与引进了十余名高层次学者；他担任计算机专业教学评估督导期间，一个月内听了45堂课。

“对我个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作为大学教师，很多人对于教育角色多少有点模糊不清，一般来说认为还是以科研为主。”

与约翰共事后，陈宝权清晰理解并认可了“大学老师的第一任务是教学，培养学生，或者大学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学生”，当然，约翰认为老师也要做科研，这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科的前沿进展，能与时俱进。

胡振江教授是北京大学图灵班管委会主任，他说：“约翰帮助中国计算机专业的教学整体提升，对国家意义重大。”

图灵班在大二上学期要上科研伦理课，胡振江认为，这非常重要，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抄袭、急功近利，这都是科研大忌。

要用课堂“数据”来评估教学

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以后，想不起之前在课堂上具体学了什么。

这是约翰常向别人提起的一个调查结果，“那么我们实际上在教学生什么呢？我们教的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技能。我们在教他们如何处理一个项目、如何判断某件事是真是假、如何与他人沟通，这些都是软技能”。

约翰举例，中国许多大学正在建造两种类型的建筑，一种是教室，另一种是教职工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他建议，“为什么不在建造一栋建筑时，下面两层是教室，第三层和第四层是教职工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而且在第一层放一个咖啡店。教职工下楼去拿咖啡时，会偶遇学生并与他们交谈，这是教职工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他发现，有很多事情与环境有关，比如让教职工保持办公室门敞开。这样，当学生经过时，他可能会顺便进来。如果你关上门，就有点发出信号的意思——“别打扰我”“我很忙”。实际上，教职工和学生需要互动。不仅在课堂上，很多教育是在课堂之外进行的。

人工智能时代

软技能更重要

1986年，约翰荣获图灵奖，对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2020年他的第一个博士生阿尔佛雷德·艾侯（Alfred Aho）获得图灵奖，奖励他在编程语言实现和算法设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但是对于“人人谈AI”，约翰却有一份超然和冷静。他说自己不用Chat GPT，因为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人交谈，或者发邮件。

同时，他认为现在的技术还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当然这项技术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要关注如何合理分配由AI创造的财富。

AI赋予教师、教育什么样的新角色？对陈宝权的这一问题，约翰这样回答：“如果回溯200年，学习数学并不是必要的。如果生活在农场，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种植作物，以及一些关于天气的知识；当制造业出现时，人们必须知道如何测量、计算，等等。

当我上学时，我被教授的是事实。而现在，（教师）不需要教学生这些，只需要教他们如何使用互联网，因为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许多事实。”

他说，注意到一些教师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定理，然后开始教授如何证明。其实学生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证明过程，老师应该教的是定理为什么重要，它有什么用途？如果想要证明它，需要哪些关键思想？

过去历史课上讲授的历史事件以及战争发生的年份、谁是战胜者等，现在这些都在互联网上。学生应该被教授的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战争有什么后果。

“教育一直在随着时间变化，而AI将使这种变化更大。但是AI可能无法传达像理解、反思事物这样的东西。软技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约翰思考更多的是：“如果工作消失了，如何教人们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如何享受生活？教育可能包括让学生去旅行看世界？因为工作的概念大约在20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它可能会消失。”

“未来，不再只是在学术研究中，也许体育课程中会有3个不同的导师和3个不同的研究课题。你会被要求玩3种不同的运动，比如网球、排球、高尔夫，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这可能是教育的一部分，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玩各种运动，以及确定他们喜欢哪一种。”

他希望：“人只有一次生命，每个人应该去享受它。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拥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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