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分工不均成“生育杀手”：诺奖得主揭示东亚生育危机真相

当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78、日本徘徊在1.3以下、中国降至1.2时，全世界都在困惑：为何这些经济发达的东亚国家反而面临最严重的生育危机？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最新发表的研究论文给出了颠覆性答案——决定生育率高低的关键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家庭内部性别分工能否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

戈尔丁在这项题为《生育与宏观经济》的研究中，通过对比分析两组截然不同的国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规律。第一组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经历了相对平稳持续的经济增长，生育率虽有下降但长期维持在1.6至1.9之间的相对稳定区间。第二组则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经济腾飞，但生育率却在1980年代后出现断崖式下跌，短短二十年内的降幅超过了第一组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化。

这一对比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生育率下降得反而越厉害。戈尔丁的解释是，快速的经济转型带来了两种关键的家庭内部冲突——性别冲突和代际冲突，而这正是生育率暴跌的根本原因。

性别冲突源于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戈尔丁引用OECD在2009-2019年间的时间使用调查数据发现，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国家中，男女在无偿家务与照护劳动上的时间差距显著更大。日本男女在家庭劳动上的日均时间差为3.1小时，意大利为3小时，而它们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6和1.27。相比之下，瑞典和丹麦的时间差距仅为0.8和0.9小时，生育率则保持在1.7左右。当育儿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时，女性比男性更不愿意要孩子，这种分歧直接拖累了整体生育意愿。

代际冲突则体现在对传统观念的不同态度上。在社会快速转型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接近上一代的家庭观念，更看重传统家庭结构，而女性则更倾向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戈尔丁指出，"这并不是说男性天生更传统，而是女性从更平等的性别关系中看到了更大的收益"。

以韩国为例，这种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1980年代出生的韩国男性，通常在有着五六个兄弟姐妹的传统大家庭中长大，父母对他们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娶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妻子。但同期出生的韩国女性面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1995至2005年间，25-34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24%跃升至51%，25-29岁女性就业率从48%提高到68%。她们有能力实现经济独立，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快速城市化加剧了这种分化。在1960年时，韩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农村人口比例普遍在50%左右，但到2020年代初已降至20%左右。大量人口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家庭内部的观念更新却没有同步跟上。

戈尔丁强调，生育率的下滑不是因为人们单纯不想生育，而是因为在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夫妻双方在生育问题上更难达成一致。即使最终做出决定，往往也不是双方都满意的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效果有限。尽管韩国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生育的经济支持政策，但由于没有改变家庭内部分工，男性很少休陪产假，女性仍然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戈尔丁的研究指出，要真正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关键在于建立更公平的家庭分工机制。"养育孩子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既难以外包，也难以通过技术手段替代，"她在欧洲央行年度研究会议上表示，"因此，生育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着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男性是否愿意在家庭中承担更多事务。如果男性不这样做，女性就只能被迫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

这一发现为东亚各国应对生育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其只关注经济补贴，不如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让男性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样才能真正缓解女性的生育负担，提升整体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