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荐信到快乐教育，美国教育如何趋向特权化和精英化

2015年，国内的一篇论文对中美的教育理念做了一番对比：美国的学生在校园里“以玩为主，自由发展，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而且这不仅没有让孩子们荒废学业，还教导出了“独立自主、充满创造活力的年轻人”；反观中国教育则是“以牺牲终生幸福和创造力丧失为代价”，制造了一批只会“应试”的学生。

中美教育对比

那时，“快乐教育”的理念在中国风靡一时。推行素质教育，在考试之外探索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流行于西方高校的推荐信制度，以及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纳入考核体系，一度被当作摆脱“唯分数论”的替代选项。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新理念已经有了不同的认识。同时，美国人对自身教育体系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25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要解散教育部。在阐述理由时，特朗普援引了一份对美国教育现状的评估数据。其中显示，美国70%的八年级学生阅读能力不达标，72%的八年级学生数学能力不达标。

特朗普签署旨在解散美国教育部的命令

不过，文件中没有透露的是，美国的教育已经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特点。一些研究表明，美国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跟普通家庭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已经相当于美国与突尼斯之间的平均教育水平差距。

具体来说，美国的教育已经分化为三个层次：

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是权贵教育，主要通过不公开的内部交易，让权贵子女可以经过特殊的门路享受到顶尖的教育。

其次为精英教育，主要通过高昂的私立学校学费和课外活动费用，将大多数普通家庭拒之门外，在还未考核之前就实现教育分层。

最后是为大众服务的公立教育，也是“快乐教育”理念主要流行的地方，用于掩盖日渐减少的公立教育投入与不断下降的教学要求。它们共同造就了美国如今的教育现状。

第一章 权贵的游戏

2018年12月，身为前副总统的拜登，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任校长古特曼打了一通电话。几句寒暄之后，拜登“不经意”提起了自己的孙女梅茜正在申请宾大。校长古特曼听到后，立刻心领神会。

梅茜·拜登

几天后，梅茜·拜登向宾大提交了申请材料，其中包含三封来自重量级人物的推荐信以及一篇有关“我的副总统爷爷”的个人陈述。

四个月后，梅茜顺利入学。校长古特曼则在四年后被已经成为总统的拜登任命为驻德国大使。

在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以私立大学为主的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被无形的大手深度改造。

美国的大学极度依赖社会捐赠维持运作，自然而然地会向上层靠拢。拥有大量资源和能量的权贵阶层是各大常青藤院校重点维护的客户。权贵们也会投桃报李，愿意为知名大学拉拢资源，互相成就。

宾夕法尼亚州是拜登的出生之地。自拜登功成名就以来，宾夕法尼亚大学便一直同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仅特聘他为教授，还设立了名为“拜登中心”的研究院。

2019年，拜登宣布竞选美国总统。随着拜登日渐高涨的民调，宾大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青睐。

拜登当选的同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纪录地拿下了9.7亿美元的捐款（含认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拜登即将卸任的2024年，宾大的捐款总额（含认捐）下降至4.9亿美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财年报告显示获9.7亿捐款

而一个学校能够获得多少捐款与它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美国的高等学府之所以要迎合顶级权贵的需求，不仅仅是学校管理层出于自己的私心，更是私有化和市场化后的必然结果。

学校所有的管理层，甚至学生都默认这样是合理的。毕竟，学生也想在校园中结识更多权贵子弟。

为了让权贵子弟的入学程序无可挑剔，美国的高校也设置了高度灵活的录取标准。

以宾大本科为例，本土申请者虽然需要提交类似中国高考的SAT和ACT成绩，但并没有最低分数要求。学校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决定是否录取。换句话说，一封足够“有分量”的推荐信，便足以弥补成绩上的差距。

据媒体披露，每逢招生季，哈佛大学招生主任就会收到一份“院长名单”，名单中列出了极其富有且具有影响力的申请者。从2014年到2019年，院长名单上的申请者的录取率为42.2%，比普通学生整整高出了九倍。

常青藤院校的知名度，使得有分量的推荐信成为了流动于权贵阶层内部极具价值的礼物。以批评民主党而闻名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为了儿子的学业也曾请求拜登写推荐信。

这种交易根植于权贵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换成我们熟悉的话，那便是“人情世故”。因此，对于圈子外的人，即使你足够富有，没有同本土权贵建立信任与利益关系，也很难获得交易的机会。那些执着于此的圈外人，即使付出了额外的代价也不一定能如愿。

美国媒体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2017年，某中国企业的高管，为了将自己的女儿送入斯坦福大学，向一位中间人支付了650万美元。这位中间人花费了50万美元贿赂了一位帆船教练，将该高管的女儿以体育特长生的资格送入斯坦福大学。

中国女孩为进入名校向中间人交付650 万美元

这件事引起了某些美国本地精英的不满。事情曝光后，当事学生随即被哈佛开除。

对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权贵阶层来说，常青藤院校的入场券不应该沦为有钱就能拿到的俗物，更重要的是维护人脉与资源。

在这条专属于顶级权贵的“特权通道”之下，还有为普通精英阶层设置的另一套规则。这些家庭的子女虽然也有不小的机会追逐名校的光环，但比起权贵阶层，他们付出的代价要沉重得多。

第二章 绩效乃特权

耶鲁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五万份本科入学申请，除了招生主任办公桌上的VIP名单之外，其它申请者的笔试成绩大都是千篇一律的优异。

于是，谁能被录取，就更加取决于笔试成绩之外的材料：三封推荐信、一篇包含个人经历的自我陈述，以及艺术、体育等课外活动的补充证明。但是，因为这些申请材料无法像考试分数那样被准确量化，它们反而成了比考试成绩更加严重的负担。

在标准化的考试中，竞争有明确的上限，这个上限便是试卷本身；但对于难以被量化的申请材料，像是个人经历、社会活动之类的，申请者只能无限加码，力图给招生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比拼的就不仅是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还有家庭背景以及财力。

2015年2月，《大西洋杂志》根据一个人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一个立志于名校的申请者每天是如何度过的。

2015年大西洋杂志月刊

泰勒就读于旧金山最顶尖的高中——帕洛阿尔托学校。在课余时间里，泰勒每天大约会花费五个小时用于完成家庭作业以及额外的加强性练习。泰勒还在学校的爵士乐队演奏长号，在话剧社参演历史舞台剧，还要定期参加水球和游泳训练，甚至还加入了童子军。

在一次游泳训练后，泰勒突然感到精神崩溃，吞下了一整瓶布洛芬。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泰勒所在的帕洛阿尔托学校是在全美排名前1%的私立高中。由于过大的升学压力，学生10年间自杀率是全美高中平均水平的五倍。不过，仍然有大批家庭想方设法将孩子送进这里读书。

由于美国的教育行业高度市场化，优质的教学资源会不成比例的向着私立学校聚集。高昂的学费以及课外活动费用，自动会将承担不起的家庭排除在外。在帕洛阿尔托就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来自家庭收入中位数超过20万美元的富裕家庭。

换句话说，在学生们开始比拼考试成绩之前，美国的教育行业就已经根据家庭的财力完成了一轮自动筛选。

在纽约，顶级私立幼儿园的录取率仅为5%，激烈程度堪比哈佛大学。激烈的竞争催生出了幼儿园“教育顾问”的市场，专门帮助精英家庭的幼童进行入园申请，收费标准按小时计费。

美国教育市场极度商业化

位于纽约的顶级私立学校学费每年高达七万美元，5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未能达到这一数字。根据全美私立学校协会的主席透露，顶级私立学校70%的学生来自位于全美收入前4%的家庭。

私立学校高昂的基础学费，再叠加各类兴趣班以及课外活动收费，将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拒之门外，进而导致普通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极为渺茫。

以哈佛和耶鲁为例，超过三分之二的本科生来自全美收入前20%的家庭。

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子女只能在公立学校，度过自己的少年时光。而公立学校最糟糕的并不是教学质量，而是截然不同的理念和氛围。大多数公立学校并不倡导学生刻苦学习，比拼成绩。它们起到的更多是教育兜底的作用。

实际上，这种理念上的差异，才是教育分层的最高表现形式。当私立高中的精英教育仍然在推崇严格的绩效主义理念时，面向大众的公立教育却在以“让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为名，提倡相反的理念，来掩盖和粉饰公立教育投入不足，质量低下的事实。

这种思想上的差异，让普通人断了用时间换效率，用努力来弥补家庭背景差距的想法，让拼绩效成了精英家庭的特权。

滑稽的是，国内一些人还将美国这部分用来兜底的教育，精心包装成“快乐教育”的神话，当作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三章快乐教育

2018年1月，纽约市教育部宣布，关停14所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将节约出来的资金集中至另外21所“表现优异”的学校。

但是，在这些所谓“表现优异”的学校，学生们任意打闹，玩电脑游戏，阅览色情网站是课堂上的常态。老师们只能靠着扩音器，勉强盖过学生们的吵闹声。

美国公共教育投入普遍不足导致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每况愈下。美国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在巴尔的摩一所公立高中，77%的高中生阅读能力仅达到小学水平，以至于老师不得不在高中课堂上使用小学教材。

在这种情况下，“快乐的学生”似乎是美国公立教育唯一还拿得出手的“优点”。围绕这个“优点”，美国的政客和各种组织开始重新定义什么是优秀的教育。

例如，马萨诸塞州成立了“创新教育评估联盟”（MCIEA），提出减少用考试成绩，更多采用学生的综合课堂表现，来评估学习成果，以实现“让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实现成长”。

创新教育评估联盟

同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还不断下调学生在各门基础学科中的合格标准，理由是“现行标准过高，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

为了降低毕业的门槛，那些一直不及格的学生被纳入了“在线学分补修计划”，该计划允许学生在考试时使用网络搜索功能，并且可以重复考试直至通过。

一系列教育改革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于2022年创造了世界教育史的奇迹：公立中学的学生毕业率从15年前的不足50%一路上升至94%。而这将做为一项突出的“政绩”成为政客们拉拢选票的宣传工具。

这些荒谬的操作造就了如今美国教育体系的一大奇观：政客们声称美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一旦涉及不同国家间的对比，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就开始露怯。

一项2025年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显示，美国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相对来说，数学能力跌幅最小，表现平稳。同时，高分学生和低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20世纪中叶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的平均差距。

优质资源集中的精英教育和投入严重不足的大众教育，已经在现实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但是，资源上的差异并不是最严重的。中国人总是对“寒门出贵子”赞赏有加，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知道这其中蕴含的艰辛。

中式教育给予努力者足够的尊重

最严重的是将这种差异固化到思想层面，精英和大众分别流行不同的教育理念，将大众从“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变成“不知努力”。

而美国在教育领域的离谱操作则被一些国内学者总结为“快乐教育”。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进行了很多相关的宣传和实践，但是美国人很少使用“快乐教育”的说法。

这个专有名词是为了面向国内受众发明的，是为了衬托苦哈哈的应试教育。当然，不排除提倡“快乐教育”的人中也有一部分是怀揣着“好意”，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美国如此操作的真实原因。

美国不愿再投资公共教育，是跟其大范围去工业化的背景分不开的。美国在金融、科技、法律、医药等优势行业需要的精英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自然不愿在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教育上追加投资。但同时，美国的政客又需要在教育上有所作为当成自己的政绩，那么修改教育理念和考核标准就成了最快的捷径。

无视现实，盲目地将美国发生的一切都往好的一面去解释，这是很多人在大谈“与国际接轨”时经常犯的错误，也是他们日渐失去民众信任的原因。

中国人并不避讳学习，但只有以平视的心态观察和研究西方，才能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