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高秉涵：流浪40年终回大陆，不忘送100多名老兵遗骸寻根

“一个人为什么要执着地回家？几十年了，早不是当年那个地方了，他还回去做什么？”

这是很多人对台湾老兵高秉涵发出的疑问，可他却从来没犹豫过。

13岁那年，他因战火和家人分别，此后四十多年，他在台湾漂泊，吃尽苦头，却从未放下心中的那个“家”。

可回家的路，哪有那么容易？

那么，为了回家高秉涵做了些什么？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1948年，解放战争还未结束，山东菏泽的街巷也被战火惊扰得不成模样。

同时，13岁的高秉涵在这一年，被家人送去南京避乱的“流亡学校”。

送行的清晨，高秉涵坐在马车的前沿，怀中紧紧抱着母亲早晨塞给他的食包。

那包里除了干粮，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石榴，母亲说，那是她昨夜特意翻遍院后树下才找到的。

彼时，少年高秉涵并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还想着南京的学校、新的生活，心里甚至有一丝期待。

马车吱呀作响，从村头缓缓启程，怀中的石榴沉甸甸的，高秉涵小心翼翼地剥开一角，他咬下一颗。

他一口一口地咀嚼着石榴籽，可也正是因为如此，他错过了抬头见母亲最后一面。

此后，他再也没吃过石榴，不过，那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当时，他到了新的地方后，还未来得及适应异乡的课堂，战争就把这所学校也撕裂了。

他和一群少年被迫加入了南撤的队伍。

逃难的途中，他发过高烧，得过肾炎，差点命丧路边。

他的腿在一次混乱中被热粥烫伤，皮肤溃烂，血肉模糊，痛得他几度咬牙想一了百了。

但他记得母亲说过：“一定要活着回来。”

就是这句话，把他从一个个鬼门关前拉回来。

船终于在台湾靠岸，高秉涵却一下子懵了，下了船，他被无情地抛进了陌生的城市中。

人海茫茫，他既无亲人，也无去处，连句“我饿了”的方言也找不到回应。

饥饿成了常态，那时候，他的“饭桌”就是街边的垃圾桶。

他学会了如何判断哪家餐馆的泔水里还残留着未吃完的米饭，哪一袋残渣里可能有一块没有啃干净的鸡骨头。

但狗也是常客，他常常与狗抢食，狗低吼，他就把手缩回，等狗走了再偷偷把馒头塞进口袋。

日复一日，他快被饥饿逼疯时，命运终于给了他一丝光亮。

一个老站务员看到他在站台上缩成一团，不忍心，介绍他去当铁路小贩，卖香烟、糖果、矿泉水。

他个头瘦小，但嗓门大，总是第一个冲到车窗前兜售。

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他总算能吃上热饭，买块馒头，加点腌萝卜，那就是他最豪华的一顿。

就在这期间，他翻出了自己母亲当年塞在包里的那张纸，一张中学的入学证明。

那纸已经发黄、折痕累累，字迹也有些模糊，但上面“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的印章还依稀可辨。

他握着那纸，开始四处奔波，找学校、求推荐，磕头打躬，就为了重新念书。

终于，在一所夜校，他得到了一个名额。

此后，他白天摆摊，晚上念书，手上冻疮裂开，他用破毛巾包着继续写；饭钱不够，他就饿一顿顶过去。

每当想放弃，他就默念：“我一定要活着回家，要带着一点本事回家。”

六年半工半读，他终于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

毕业后，他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成了一名法官，之后辞职做律师，在台湾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所有光鲜背后，那段在垃圾堆中翻找饭粒、在狗群中争食、咬牙苦读的日子，成了他一生无法忘却的底色。

1960年代，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的高秉涵被分配到金门，担任军事法庭的审判员。

金门与大陆仅一水之隔，高秉涵常站在太武山的高处，眺望对岸的厦门。

他知道，那是母亲曾经生活的方向。

就在这样一个混合了职责与柔情的岗位上，他迎来了他人生中最痛心、也最决定性的一桩案件。

那年，一个被指控为“叛逃”的士兵，被军方押解到法庭，等待着最终的宣判。

根据军方报告，这名士兵企图从金门偷渡回大陆，意图“投敌”，性质严重，建议判处极刑。

案件程序并不复杂，在军法体系中，这样的行为可直接适用军事条令作出量刑。

可就在开庭前的预审会上，当高秉涵拿到这名士兵的口供与档案时，他被触动了。

这不是一个“逃兵”，这是一个儿子，一个渔民的儿子。

根据口供，他出生于福建厦门，十几年前，在为病重的母亲外出采买药材时，途经一场混乱的兵役征集。

因为身强体壮，被临时征召上船，送至台湾军营，自此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没文化的母亲根本不懂书信，更没有任何官方途径可以让他回乡探亲。

多年来，他一直被安置在金门部队，日复一日地操练、执勤、站岗。

他不曾叫苦，直到母亲的音容在梦中越来越模糊，他才终于决意逃离。

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藏起一只充气轮胎，趁岗哨交接的空隙，赤身下水。

他游了一个晚上，可当他脚踩到沙滩，以为已抵达彼岸时，却发现自己被潮汐回流带回了金门本岛。

他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被巡逻士兵发现，当场逮捕，押入军营。

案件卷宗中写得冰冷而客观，可高秉涵却在一页信纸的角落，看见了一包药，那是那名士兵用塑料布包好、贴身带着的。

他对高秉涵说：“是帮我妈买的，她年纪大了，骨头痛，常跪在佛前念经。”

高秉涵默默将药袋拿在手中，他突然想起自己母亲在家时也总是膝盖疼，每晚用热毛巾敷。

他看着士兵，像看见另一个时空中，同样漂泊无依的自己。

那一夜，高秉涵辗转反侧，他想，如果自己也有机会游回大陆，是不是也会抱着一个轮胎，在海浪中赌命？

第二日，他在法庭上，尽其所能为士兵作了最恳切的辩护。

他将士兵的动机、背景、家庭状况、心理状况一一呈上，恳求高层改判。

判决结果虽未被完全更改，但刑罚从死刑改为长期服役，士兵免去了最沉重的终结。

离开法庭时，士兵向他行了一个最标准的军礼，眼里是感激，也是无法言说的遗憾。

他将那袋药递给高秉涵，轻声说：“如果有一天你能回去，就替我看看我娘。”

从此之后，高秉涵不再只是一个法官，一个律者，他知道，有些法律之外的东西，叫人情，叫乡愁，叫不能再错过的“回头”。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在心里许下一个愿望：

“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回到大陆，我要帮所有像他一样的老兵，回家。”

可当时，台湾与大陆尚无正式通邮，更无自由探亲政策。

他曾设想通过“第三地”曲线归乡，但身份限制重重，手续难如登天。

几封寄给家乡亲人的信都被原路退回，邮局在信封上盖了“地址无法投递”几个冷漠的红字。

他没有放弃，他在日记本上写下：“等着我，娘，我一定回来。”

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部分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政策。

高秉涵立刻开始准备申请材料，却发现手续异常繁琐，排队、申请、核查、等待.....

他不止一次被退件，甚至有一次，档案上找不到他的出生记录，差点被判为“非法迁徙人口”。

他为此跑了无数个办公室，敲烂了无数道门，连他的妻子都劝他：“算了吧，这么多年你都挺过来了。”

可他知道自己不能放弃，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回去，他要替那位士兵完成遗愿。

他要告诉母亲，如果她还在——儿子没有食言。

直到1991年，历时四年的申请和等待终于有了结果，那一年，高秉涵56岁，他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船。

而踏上故土后，高秉涵在父母坟前长跪不起，他活着回来了，但母亲已经无法再听他喊一声“娘”。

这一声迟到的呼唤，让他一生遗憾。

正是这份遗憾，让他下了一个决定，为那些未能归乡的台湾老兵，把他们的骨灰送回家。

他的“送归计划”始于一次托付。

1992年，一个山东老乡临终前对他说：“高老弟啊，我怕这辈子是回不去了，死了之后，能不能把我骨灰带回菏泽？”

高秉涵一口应下，老乡去世后，高秉涵第一次试着申请将骨灰护送回大陆。

他东奔西跑，在台湾和大陆之间递交文件、填写资料、做身份认证。

他没想到，这样一件“人之常情”的事，竟然如此之难，手续繁琐，审批冗长。

可高秉涵不信邪，最终，他也把那坛骨灰带回了祖国。

此后，越来越多的老兵、老乡找到他，他们或年迈、或重病，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我死后，把我送回去。”

高秉涵从未拒绝，他的住所渐渐变得不同寻常，书架旁、床头下、储物柜里，都摆满了骨灰坛。

最多时，他家里竟堆了十几坛，而高秉涵从未请人代劳，总是亲手捧着坛，像护着朋友最后一段旅程。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高秉涵还成为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之一。

此后，为了能让更多人得偿所愿，2018年，高秉涵正式成立“洄源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希望将这份使命传给更多年轻人。

他已年迈，腿脚不利索，但每一次送骨灰的仪式，他必亲自出席，站在灵堂最前，为老兵鞠最后一个躬。

他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这些“归不去”的人，让他们在死后仍能“归根”。

三十余年间，他往返两岸百余次，亲手捧回一百多位台湾老兵的骨灰。

岁月无声，高秉涵的背越来越驼，脚步越来越缓，但他手中的骨灰坛依旧捧得笔直。

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心中那份承诺。

而在高秉涵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台湾老兵的生命轨迹，更是一种对家国的深情、对亲人的执念、对民族归属的渴望。

他的路很长、很远，但那条回家的方向，始终清晰。

愿这世间不再有游魂孤影，愿每一片叶子都能归根，愿高秉涵的梦，早日在统一的祖国大地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