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中大国博弈的经济学逻辑

通过2025年5月的日内瓦会谈，中美之间新一轮经贸战暂告一段落。美国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向全球发起的单边经贸霸凌行径，并没有超出特朗普《交易的艺术》一书所透露的个人风格：先是无端发难，然后漫天要价，接着极限施压，造成恐慌和混乱，逼使对手急于寻求妥协。可这些招数以国家行为表现出来，则是霸凌讹诈和反复无常，严重透支其国家信用，日益变成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最大阴影。面对这种局面，中国的表现则客观理性、坚定耐心、精准反制、快速反应。秉持着“打，奉陪到底；谈，敞开大门”的战略定力，中国成为基于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的强力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确定性。那么，中国敢于反制的底气与博弈逻辑何在？如何持续应对日益严重的逆全球化经济动荡？美国的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为什么是没有出路的？这里从大国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揭示若干规律性认识，并尝试从短期和长期角度给出应对的思路和对策。

中国的战略底气与博弈逻辑

正如《人民日报》明确指出的，“天塌不下来”[1]。中国采取行动的理由和底气来自以下几点判断：

第一，面对咄咄逼人的经贸霸凌，果断地对等反制是中国唯一选择。美国一开始以莫名其妙的荒唐方式公布了一个征税清单，声称对所有贸易伙伴开征所谓“对等关税”，其真正目标所指则一目了然。从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看，制造业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24年达43.85万亿元。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超过48.79万亿元，内需市场具备一定的缓冲功能，但外贸依存度仍高达32.5%。如此量级的产能和货物贸易，很难通过转口贸易调整流向加以吸纳。从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布局看，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产业升级必须直面国际竞争压力，无法像小国依托产业链某单一环节，在大型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中“搭便车”。如此局面下，要保持大国存续发展的生命线，注定了中国不能抱侥幸心理和任何幻想，唯有正面迎战。

中美此次经贸对垒符合“胆小鬼”博弈模型的经典刻画，如表1所示。即两个参与者在对抗中通过展示不妥协的决心迫使对方让步。双方合作则共赢，这一结果早被美国所放弃；而双方都坚持强硬，肯定是两败俱伤。但若其中一方强硬而另一方妥协，则强硬方获益巨大而妥协方损失更大。所以双方最终都让步，可实现风险可控的次优解[2]。既然美国行动核心指向已经明确，中国既无选择妥协的余地也无可能承受其潜在后果。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汽车贸易和半导体贸易争端中的失败后果，就是明证。中国即使有空间选择让步，其结果不仅会严重削弱自身在制造业、高端科技和全球经贸规则等领域的话语权，甚至还会引发其他跟从美国的经济体群起效仿。

表1 中美贸易战中“胆小鬼”博弈收益矩阵

第二，中美贸易格局的变化已经使中国承受对等反制代价的能力越来越高。对美反制肯定会有损失，但面对美国早已抛弃双赢而宁可双输的战略意图，则需要计算造成损失的潜在影响和最大限度。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24年，中国对美国经贸依存度显著降低。其中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由20.4%降至14.67%，其占GDP比重也由4.05%降至2.77%（见图1）。对等反制绝不至于造成对整体经济的颠覆性影响。这一变化得益于近些年中国通过东盟、欧盟、“一带一路”实现市场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显著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而美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比例从2.64%升至6.95%，最高时达到8.62%，部分商品的依存度超过50%。美国不仅在很多消费品上离不开中国，很多投资品和中间产品也需要从中国进口，短期内在国际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来源。在中美经贸依存度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下，中国敢于直面美国的打压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基于实力变迁的理性战略抉择。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CEIE数据库 图1 中美对外贸易出口变化

第三，中国的大国产业发展，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回旋余地和足够的韧性。所谓大国产业，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把握，就是大国必须发展否则不成其为大国（必要性），且也只有大国才能胜任（可能性）的产业。从国家规模大小和产业自身特征把握，在“产业”（industry）和“大国”（big country）之间，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服务于大国地位和利益（industry for big country）的关系；二是只有大国才可胜任（industry by big country）的关系；三是基于这两者关系，存在着“大国产业”（industry of big country）的关系，它不同于那些“存在于大国之内的产业”（industry in big country），是指“单个最终产品的供应链和技术配套可在一国范围内保持相对完整的”那类系统级产业。[3]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逆全球化时期，国家规模对产业发展与安全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诸如高铁、大型民用飞机、特高压电网、核电、航天、光刻机等系统级工业品，之所以在中国有发展的空间、竞争的优势和安全的保障，都与单一超大规模市场所具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密不可分。

中国的大国之“大”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市场规模巨大。按照亚当·斯密“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的经典洞见，由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以及由此引致的迂回生产，完全有条件催生分工的不断深化细化，从而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是产业配套齐全。中国已建成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经济体，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既能实现从基础材料到终端产品的自主可控，又能凭借系统化的工业体系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为经济内循环提供坚实保障。再次是要素资源丰富。中国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资本要素和人才资源，有条件动员起来致力于攻克若干产业的堵点、卡点。事实上，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产业进行遏制时，中国有35个被“卡脖子”的短板清单，如今其中的近80%已被突破。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应用场景多样。辽阔的幅员，庞大的人口规模，复杂各异的自然条件，以及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并存，内生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非常有利于技术的迭代升级并快速扩散。总之，中国大国产业的潜力，就是在通过要素聚集、产业重构、市场扩张这一相互推进的正反馈循环中出现的。这些特点在高铁、大型民用飞机、巨型电网、核电等产业由引进消化到扩展崛起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制度优势和丰富的产业安全保护经验，是中国应对外部动荡甚至剧烈冲击时的独有实力。这一点在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金融危机、外部封堵打压等事件中都得到了充分验证。面对任何突发性危机，中央统一领导和全国范围内高效率的决策、组织与动员能力，可快速统筹资源并协调各方利益，做出有力应对。从20世纪90年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对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屡次应对，中国积累了丰富经验。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国正着手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包括：其一，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其二，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其三，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其四，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而且也在着手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包括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如今包含反制性关税、战略性资源管控、非对称竞争、市场多元化布局等复合型应对工具箱日趋形成，反外国制裁法的法律基础已经奠定，应对外部突发冲击的内部协作联动体制和机制也逐渐成熟。

美国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行为没有出路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发展互动和竞争的历程，产业和技术领先国家对后起追赶者的警惕、遏制乃至打压，屡见不鲜，但最终极少成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增长的方法》中阐明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步和繁荣，都是知识学习和技术溢出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近年来处处对华进行技术封锁和产业围堵与打压，是一贯的，也是“反动”的——因为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自由贸易促使技术和分工专业化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既扩大了市场规模，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的升级，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基于比较优势加入全球贸易，从而推动人类整体福利的增进。这一点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先后被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阐述清楚。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要素禀赋差异导致分工不同。中国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质上是长期农业国迈向工业化的过程。这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转型期间，一代至两代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知识的学习和更新、对更高技能岗位的不断适应，以及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转型，包括自身权益保障、居所迁徙、留守妇幼老人等，难以计量的代价才换来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带来国家工业能力的提升和优势。反观美国，其科技和金融两大行业坐拥在全球范围内摧城拔寨的优势，稳居全球分工链的顶端，“收割”了全球化的丰厚利润。但在其内部，却未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和阶层流动问题。以“产业空心化”为表现的产业结构剧烈变动后，美国劳动力的适应、流动和结构性转移并没有同步发生，仍然盛行着各种行业组织和规则，试图永久坐享既得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但这些问题在美国不但没有得到正视解决，反而冒出一大批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模型”试图解释、重新寻找说辞。按照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4]国际贸易理论和“萨缪尔森陷阱”[5]等理论，自由贸易虽提升全球整体福利，但当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生产率提升超过某个临界点时，会有至少一个贸易国（通常是美国）利益受损，同时跨国公司全球逐利行为与国家战略目标发生背离。基于此，这些理论主张美国支持企业在国内的研发活动、引导制造业回归国内、政府采购转向国内企业等。曾在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于2023年7月出版了一本书，叫《没有什么贸易是自由的：改变政策方向、应对中国挑战、帮助美国工人》，重拾二百多年前重商主义的老调，极力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和树立贸易壁垒，保护国内产业，明确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和运作不符合美国利益。“对等关税”正是这种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策逻辑的延伸，其核心谬误在于将动态比较优势变迁视为静态的零和博弈，忽视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因跨国资本获利、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共生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深化中配置的市场力量。用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自由贸易，实在是经济学的无知和偏狭。为转移国内社会矛盾，一些政客将这类思想垃圾奉若圭臬，不断阻挠人类跨越国界的文明交往，一反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服务、技术、资本和知识的流动与配置进程，甚至提出搞所谓基于“信任、民主、政治制度”的反全球化政治意识形态。早在二十多年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就分析了贸易战的结果：当一国采取“损人利己”的关税策略时，博弈双方将陷入“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6]。

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本应通过谈判导向双方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的“双赢”路径，毕竟“分工水平决定谈判均衡”是客观规律使然。二战后全球经贸规则由美国一手推动形成并从中大受其益，本应继续通过协商维护，但新一代美国政客却诋毁并破坏这一秩序。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尽管一时造成中国企业成本上升和困难，甚至引发该行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在全球范围的一度混乱。但最终结果并没有迟滞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反而催生中国加速形成技术自主可控和供应链稳定可靠的相对独立的产业格局，压缩美国企业海外市场份额，迫使原有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缩减生产规模。不少美国有识之士和领先企业都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的不确定性还将损害全球经济增长。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下降1.5%，全球GDP增速下调0.5个百分点至2.8%。美国自身也难逃不利后果，如高盛最新报告预测，2025年美国通胀将上升3.5%，经济将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在美债的拖累下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可见，以静态算术否定动态经济规律，用政治操作替代市场逻辑，美国必将陷入“规律反噬”的沼泽。

中国应对的指导思想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全球经贸秩序深度重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面临系统性、结构性的战略考验。对于今后的对外经贸斗争，中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指导思想：

第一，秉持底线思维，确保产业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自“十四五”开始已经纳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所谓产业安全，是指在既定规则下，产业分工协作秩序和循环进程，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人为或自然突发因素冲击时，是否具有足够的规避、抗衡并持续下去的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就意味着时刻保持警惕，确保产业既能在“正常”条件下应对“极端”，又能“极端”状态下实现“正常”。面对极限施压，中国要谋划与美国完全脱钩情况下的生存之道。

第二，继续拥抱开放，推动合作共赢。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顺应人类文明进步大势，继续拥抱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促进自身持续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带来繁荣和进步。中国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发展自己，在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积极引领全球各国恢复正常贸易秩序，并积极引领各国形成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经贸战挑起者息战求和，持续维持以秩序为基础的国际经贸关系不至于在短期内破裂。

第三，树立产业自信，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回顾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历次逆全球化动荡，往往只有大国产业更具有韧性和竞争力。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突破口，依托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构建“技术突围、产业协同、内需驱动”的立体化应对体系。

中国的应对措施

分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短期内，第一，秉持底线思维即“打，则奉陪到底”，同时争取战略主动即“谈，则敞开大门”，这包括加强战略矿产出口全链条管控，形成对外应对的有效制约能力；选定彼方对我市场依赖的产品、产业或企业进行精准出手；发挥自身优势回应国际上期待持续合作共赢的各种力量的关切，遏制其他经济体采取不利于我的选边站队行为。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加快形成我国内需驱动发展模式，依托国内大市场对冲外部冲击。以超常规力度，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内投资，进一步深化近年推动的消费升级政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优化消费环境，尽可能释放内需潜力。

第三，针对外需剧烈变动导致的短期就业压力，可实施双轨制保障体系。一方面推行“以工代赈”，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安置结合，既提升公共资产质量又稳定劳动者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开展“以培代赈”，即由政府主导建立产业转型培训基金，联合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设计定制化方案，通过技能重塑将劳动力从传统出口部门向新兴产业转移，既保障社会稳定又为产业升级储备人才和合格劳动者队伍。

第四，在维护多边贸易框架基础上，构建自主开放体系，实施精准开放策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产能协作网络，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沿线国家的应用场景，提升贸易结算自主性；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区域价值链整合，推动产业链向“中国+周边”的协同模式转型；在数字贸易、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话语体系。通过精准开放策略突破美国贸易壁垒，构建去美国中心化的国际贸易平行体系。

从长期发展看，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中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一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集中资源突破“卡脖子”技术，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形成基础研发、应用转化、市场验证的闭环创新生态；另一方面，深化全产业链协同优势，通过自贸区扩容和供应链数字化升级，强化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垂直整合能力，将14亿人口的消费升级需求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倒逼高端制造迭代。

第二，加快营商环境优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活动。抓住此轮外部冲击应对之机，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着力破除地方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壁垒，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应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逐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清理地方保护等歧视性政策，确保民营经济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升级的扶持政策力度，严格执行《民营经济促进法》，引导民营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协同，降低跨区域交易成本。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激活市场活力与创新动能。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企业家精神与金融资本力量迸发强劲动能。一方面，通过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强化监管简约性与透明度，消除企业家应对贸易摩擦的后顾之忧。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将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市场开拓能力相结合，实现熊彼特式“生产要素新组合”。另一方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培育发展天使投资、私募股权等耐心资本，资助企业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探索行动。以高水平金融监管为金融创新释放空间，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于产业创新。

结语

21世纪全球化的裂变与重构，正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性事件，深刻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美国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政策，是领先守成大国对后起追赶者的恐慌与遏制，也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与制度之争。面对各种逆全球化行径，中国既要理直气壮地体现大国担当，又要进一步深化“刀刃向内”的各方面改革，做好短期风险化解与长期竞争力重塑，凭借大国产业优势，稳步应对外部因素造成的影响，积极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全球经贸新秩序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本报评论员.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N].人民日报,2025-04-07(1).

[2]姜鹏,冯靖凯.崛起国何以诱发体系霸主的绥靖偏好?[J].当代亚太,2025(1):92-118.[3]时红秀，杨振.大国产业:中国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与时代机遇[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4.

[4]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M].文爽,乔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5]周嘉昕.“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概念再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24(4):20-27.

[6]张定胜,杨小凯.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和贸易政策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