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发展简史：一座城市与一门艺术的双向奔赴

原标题《北京电影发展简史》

1905年，北平丰泰照相馆。

任庆泰正举起一台沉重的法国产手摇摄影机，对准着台上表演的谭鑫培，记录下《定军山》中一段武戏。或许，他未曾意识到，自己正开启着中国百年电影的传奇序幕。

同年冬天，《定军山》在大观楼影院上映。消息很快在北平城传开，市井小巷，人声鼎沸，人们挤进昏暗的放映厅，只为一睹“照相画里居然能走动”的新奇。光影第一次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悄悄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

那时的北平，是戏曲的天下。三庆园、广德楼、庆乐园、广和楼等，各大戏园夜夜灯火通明。京剧、评剧、梆子戏轮番上演，票友、旗人、太监文武生以戏台为乐。初到中国的电影，自然而然继承了这些舞台传统，有布景，有乐队，有虚实交错的想象空间。

1937年，新新大戏院开业，引入空气冷暖系统，实行男女同厅、对号入座制度。电影在这里不再是庙会的杂耍，而成为一种被尊重的艺术生活方式。据史料记载，京城的官员、学者、商贾、名流，纷纷包场观影，光影之于城市生活，开始有了更深的植入。

三十年代，北平影业虽不如上海繁盛，却孕育出不少坚韧的创作者，孙瑜便在这里完成了《故都春梦》（1930年）。文人气质与影像叙事交织成形，静静地为日后“京派文艺电影”打下了底色。

抗战爆发后，北平电影事业遭受重创。日伪政权控制下，发行与制作几近停滞。但文化抵抗没有完全熄灭，一些影人隐入地下，还有更多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民族纪录片拍摄与电影教育。延安鲁艺培养了大量优秀文艺人才，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力量。

1945年，战后短暂恢复。国民党时期的“中电三厂”等曾努力复苏影业，但受困于政局动荡与资金短缺，多数未能持久。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电影机构被系统接收，电影事业真正站在了国家工业体系的门槛前。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随着局势尘埃落定，北平电影制片厂随即建立。这座城市的影像事业，第一次真正纳入了新秩序之中。同年10月，新中国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成为全国最早组建的国营制片机构之一。从此，北京电影不仅记录生活，更承担起参与国家建构的使命。

五十年代，北京电影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回应着新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呼吸。冼群的《龙须沟》（1952年）、崔嵬、陈怀皑的《青春之歌》（1959年）等，至今仍在观众记忆中熠熠生辉。这些影片虽题材各异，却都在光影中传递着同一种信念——新世界已然到来。北影厂此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范式：宏大主题、典型人物、写实叙事与象征性场景交织成篇。天安门广场、东单路口、什刹海边的小巷，频繁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的视觉图腾。

与此同时，戏曲电影也在北京悄然兴起。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由北影厂完成拍摄。导演吴祖光尝试将京剧舞台上的留白美学，转化为电影镜头中的流动意境。戏曲电影在这个时期，肩负着“人民化”“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一边向传统致敬，一边寻找新的表达路径。

在文化政策的引导下，更多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戏曲影片问世。《智取威虎山》（1970年）、《红灯记》（1971年）、《沙家浜》（1971年）等作品虽分属不同制片厂出品，却因北京的文化中枢地位，在创作理念和艺术标准上，始终受到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北京不仅是创作中心，也是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前沿。1957年，首都电影院改造完成，成为全国首家宽银幕影院。翌年，北影厂联合八一厂拍摄出首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万水千山》（1959年），标志着国产电影制作技术的一次跃升。

北京，还承担着电影工业背后的隐形支撑。第一代电影胶片修复师、光学字幕师、声音合成师，大多出自这里。北京成为全国电影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后方。

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改制成立。学院与电影系统紧密相连，培养出一批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如谢铁骊、陈怀皑、郑洞天、谢飞等人，长期游走在讲台与片场之间，为中国电影的技术规范与美学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逐渐地，一种带有鲜明印记的“首都美学”在北京电影中浮现出来。镜头里，权威空间被赋予神圣感，天安门、长安街成为叙事的重要背景；叙事上，旧市井文化被纳入新的社会秩序，如《龙须沟》（1952年）中，改造后的胡同是希望的象征；人物塑造上，强调集体意识与典型环境，英雄群像成为叙事的主流，但在宏大的主题下，也能窥见细微的人文温度，如《青春之歌》（1959年），以个人命运折射时代变迁，被后来的第五代导演视为重要的文化参照。

1976年，“文革”落幕。经过几十年打磨与嬗变，北京电影不仅确立了“国家影像”的位置，也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工业体系的关键转型。这座城市，逐渐成为全国电影产业的指挥中枢。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北京，也吹进了这座城市的光影里。经历过特殊年代的沉寂与规整，北京电影开始寻找新的表达路径。主题逐渐打开，叙事开始转向个体与现实，情感的温度在银幕上慢慢复苏。这一时期，北京电影从国家意识形态向城市生活表达转型。这种转型并非告别，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文化重塑。

第四代导演走上前台，重新触摸城市的肌理。1981年，郑洞天、徐谷明执导的《邻居》，用细腻的镜头记录了机关大院里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筒子楼里的生活气息，成为现实主义叙事的新起点。

到了八十年代末，北京电影呈现出更多样的面貌。张暖忻导演的《北京，你早》（1990年），以流动的镜头，以极为写实的手法，穿梭在公交车站、菜市场、居民区等街景之间，将城市空间与人物心理细腻地交织在一起。北京不再仅仅是背景，而成为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风貌，电影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觉醒与追求。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那一届被称为“天选之代”，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等一批第五代导演，在这里孕育成型。他们的目光穿越城市，投向更辽阔的乡土与历史。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年），田壮壮的《猎场札撒》（1985年），张艺谋的《红高粱》（1988年），作品各异，但他们的艺术训练与精神气质，都深深扎根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土壤。彼时的北京，也在为他们提供另一种支持——编剧工作坊、导演小组、政策试点，新的创作机制正在悄然搭建。这一切，为第五代导演叩响世界影坛的大门，打下了坚实基础。

进入九十年代，北京电影的叙事方向再次转动。王朔的出现，让京味语言以另一种方式席卷了银幕。冯小刚与王朔合作的《编辑部的故事》，到后来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用幽默、尖锐、略带自嘲的市民语言，讲述了一个正在快速变化的北京。葛优在银幕上留下一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情绪标本。

与此同时，第六代导演悄然登场。他们同样扎根北京，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张元、娄烨、王小帅，以更冷峻的镜头，关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隐秘角落。《东宫西宫》（1996年）、《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用低成本制作、自然光拍摄、非职业演员，记录着另一个北京——躁动、隐忍、复杂而文艺。虽然这些作品大多没有走进主流院线，但它们为中国电影注入了另一种力量，一种敢于直面生活粗粝质感的表达。

九十年代末，一批由北京电影学院出身的年轻导演，在现实与市场之间摸索出新的京味表达。管虎、宁浩、陆川，延续着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凝视，把北京从历史地标与市井生活中提炼出来，赋予了新的影像气质。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电影走过了从集体叙事到个体叙事、从国家视角到城市自觉的转型路程。在变化的光影之中，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搏，从未远离过银幕。

进入二十一世纪，北京电影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市场的风，吹动了银幕上的每一片光影。电影不再只是文化事业，开始成为产业，成为一座城市新的动力源。北京，不再只是电影的发生地，而是渐渐成为电影工业的策源地与指挥中心。

随着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2005年，怀柔影视基地正式破土动工，大片场、摄影棚、后期中心等一座座现代化设施相继建立，而十年后，怀柔影视产业园区已集聚1000余家影视文化企业，累计拍摄制作影视作品4000余部，并成为全国最完整的影视产业集群之一。

彼时，北京不仅汇聚了中影股份、光线传媒、博纳影业、万达影视等国内顶级电影公司，还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从创意开发、拍摄制作、后期编辑到发行放映，多个环节紧密衔接，推动了北京成为全国电影产业的中枢。更重要的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得到了国家政府机构的全力支持，政策保障与文化氛围相辅相成，为北京电影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随着商业化转型的深入，北京电影院线逐渐多样化，观众群体年轻化，电影艺术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不仅在高端影像制作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独立电影的放映和创意平台的崛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北京电影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2011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启动标志着北京电影文化的国际化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电影节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还吸引了科恩兄弟、吕克·贝松、让-雅克·阿诺等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影人，将目光投向了这座城市。

这一时期，北京不再只是故事的背景，而成为叙事本身的一部分。冯小刚的《非诚勿扰》系列（2008-2010年），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年）、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2014年），将城市空间和人物情感密切编织在一起。鸟巢、水立方、798艺术区、国贸CBD……这些新的城市地标，第一次如此自然地进入了普通观众的日常想象。影评人称之为“印象北京”——真实的，又是经过影像塑造的；熟悉的，又带有浪漫的情绪色彩。

北京，不再只是“制作电影”的地方，它开始成为“生活在电影里”的城市。银幕上的北京，从城楼下的集会场所，变成了胡同里的烟火人家；从庄严肃穆的象征，变成了可以随手触摸、自由呼吸的城市表情。在这座城市的光影中，工业与人情，技术与生活，权威与个体，悄悄完成了一次深远而温柔的构筑。

2015年之后，北京电影进入了一个更加宽广和复杂的时代。一方面，主流大片在叙事与制作上不断精进，国家叙事在银幕上愈加厚重与细腻；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与类型融合的多元探索日益兴盛，新导演、新文本和新形态频频涌现。北京这座城市，成为电影艺术追求的动脉，具备多种力量交汇并行生长的动脉。

一方面，北京的主流大片在讲述国家叙事和时代记忆时，展现了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例如，《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集合了陈凯歌、管虎、徐峥、宁浩等七位导演，他们与北京有着深厚的生活与工作联系。影片拍摄地遍布天安门、南苑机场、什刹海、国贸等地，通过普通人的视角串联起宏大的时代记忆，让个体情感与国家叙事在光影交错中融合。此外，《我和我的父辈》（2021年）、《长津湖》（2021年）、《志愿军：雄兵出击》（2023年）等大片也无一例外地以北京为策源地，从立项、拍摄到后期制作与宣发，凝聚了这座城市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另一方面，北京的崭新力量则来自新一代导演的崛起，他们借助这座城市丰富的影视资源，迅速成长并开辟出新的创作天地。例如，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年）以真实事件为蓝本，剧本打磨、资金筹备与后期制作几乎都在北京完成，最终斩获31亿元票房，成为新时代现实主义

电影的里程碑。申奥的《孤注一掷》（2023年）以反诈为题材，运用紧凑的节奏和类型片手法打破传统现实主义边界，刷新了暑期档票房纪录。邵艺辉的《好东西》成为2024年爱情片票房冠军和贺岁档票房首位，打破了“小众文艺片难以获得票房”的固有印象，以9.1的豆瓣评分刷新了近年国产爱情片的口碑纪录。这些导演的作品中，虽然北京未必总是主角，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创作追求无一不体现出北京艺术院校的培养和北京创作体系的熏陶。这些元素已深深融入每一帧画面之中。

这里，电影技术的发展步伐也在加快。如《流浪地球》系列（2019-2023年）、《长津湖》（2021年）、《封神》系列（2023-2025年）等影片，依托北京的特效团队、虚拟摄影棚与AI概念设计，形成了新的制作流程。怀柔影棚里，虚拟制片与传统实景拍摄交替进行；朝阳区的后期公司中，特效制作、剪辑、声音合成的工序有条不紊。放映技术从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引入全球首块14米三星Onyx Cinema LED屏幕（无灯泡时代的放映体验），至今已发展至 CINITY 高新技术格式放映系统（综合应用 4K、3D、高亮度、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沉浸式声音等七大高新技术）。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则自启动“电影档案数字化修复工程”以来，一部部早期经典作品如《铁扇公主》《林家铺子》《龙须沟》等经典影片被重新唤醒，以4K高清版本重新面向观众，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另一种光影桥梁。

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在不断扩展着这座城市的全球对话能力。天坛奖、北京展映、电影市场、主题论坛……一场场活动，让北京的春天多了一层光影流动的温度。202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新质光影·美美与共”为主题。据官方数据，收到来自103个国家和地区的1794部长片报名，国外影片比例接近九成，创下历史新高。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在这里悄然展开，一如春天里悄然盛开的玉兰花，静静释放着力量。

一座城市，在光影背后，支撑起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宏大的电影工业体系。它已经不是单一的风格，不是单线的叙事。它是一片交织的光影森林，有高耸的主旋律巨木，也有灵动的独立电影小溪；有雄浑壮阔的国家叙事，也有细腻绵长的市井呢喃。每一束光，每一段故事，每一次镜头的推移，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与电影之间，仍在继续的双向奔赴。

一百二十年光影，北京始终在场。

从丰泰照相馆的一架手摇摄影机，到天安门前升起的主旋律巨幕；从胡同巷陌里的邻里故事，到国际影坛上的荣光闪耀。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蹒跚到昂扬的全部过程。

北京电影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它不仅是中国电影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情感认同的承载体；既是艺术探索的沃土，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一城光影，映照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版图，也描摹着一座城市自身的生长轨迹。

在历史的长河中，北京电影扮演着多重角色。作为起点，它开启了中国现代影像语言的第一次跃动；作为中枢，它主导着国家叙事的视觉建构；作为引擎，它推动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完善与革新；作为创造者，它一次次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开辟出新的叙事可能。更重要的是，每一代电影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这座城市保持着深刻的对话。无论是《龙须沟》里的改造叙事，还是《顽主》里的市井机智，或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时代记忆，这些影像，串联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也让北京电影始终带着一种特殊的温度与力量。

走进新时代，北京电影站在了新的路口。虚拟制片、AI辅助创作、沉浸式叙事……新的技术，新的形态，正在悄然改变影像的边界；而怀柔国家影都、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在不断扩展着这座城市的电影版图。未来的北京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故事，或电影产业链中的一部分，而将成为一种更丰富的文化表达，一种更深远的文明对话。

光影为笔，城市为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北京用一帧帧影像，写下属于自己的注脚；在个体与时代之间，北京用一次次凝望，回应着时间的提问。

电影还在继续，城市也在前行。在未来的光影长河中，北京，仍将以自己的方式，照见世界，也照见未来。

作者✎张博瑞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