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要解散财阀，日本政府如何游说，美国陆军部和国务院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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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在放宽对日经济限制、帮助日本实现经济自立，以减轻美国占领负担的问题上，在东京的盟总和华盛顿的杜鲁门政府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盟总和陆军部、国务院一样，也在积极致力于设计日本经济复兴计划；而且在政治上麦克阿瑟也是坚定的反苏反共分子，其对日政策目标也是要坚决确保日本留在亲美的西方民主社会阵营之内。

但是，对于要把日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确保日本留在西方阵营以及怎样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等等具体问题，麦克阿瑟却与华盛顿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

麦克阿瑟认为，盟总对于日本的占领改革是有成效的，而通过富有成效的占领改革的继续进行，可以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也可以确保日本亲美与亲西方；同时，苏联渗透日本的危险性也并不是像华盛顿所想象的那么大，确保日本社会的民主，再加上美军在日本周围的驻留，足以抵制苏联对日本的渗透并保障其安全。

为此，麦克阿瑟强调要把对日本社会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进行到底，并认为日本只有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经济土壤，排除经济生活中的垄断集中，才能有效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

但是，华盛顿方面却认为，由苏联的扩张以及中国面临全面共产主义化的危险，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散并确保日本留在西方阵营的重要与紧迫，已远远超出现阶段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

因此，盟总对日本进行的“新政式”民主改革的“实验”应该结束，对日占领政策应服务于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新需要。在政治上，美国应该扶持日本亲西方的保守势力而非不确定的民主力量；在经济上，美国应该帮助日本重新成为亚洲经济的龙头，应该依靠而非继续破坏日本传统经济结构，概言之，华盛顿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已不应是民主化与非军事化，而应是首先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的稳定并留在西方阵营，唯其如此，才能利用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重新发挥其在东亚权力舞台上制衡苏联的作用。

并在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以及中国共产主义化的情况下，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在上述有关对日占领政策观念分歧的掩盖下，华盛顿与东京大分歧还伴随着杜鲁门政府与麦克阿瑟之间关于对日政策最高决策权之争。自对日占领以来，有关日本占领的所有事务包括各项改革以及日本的经济政策，一直是由东京的盟总独立负责，日本似乎变成了麦克阿瑟的“独立王国”，而麦克阿瑟本人也有意加强人们对盟总超越华盛顿政府管辖之外、享有对日占领事务处理最高权力的印象。

由于麦克阿瑟的个人威望及其在陆军中的崇高地位，杜鲁门政府对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做法一向不多问，但实际上，杜鲁门本人和在名义上有权管辖美国驻日盟军的陆军部，都对这种“专断”大有不满。双方上述冲突，从日本经济复兴问题提出时便暴露出来。

1947年5月上旬，前总统胡佛受华盛顿派遣，为解决粮食救济问题专门访问了日本。回国后，他给国务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帕特森写了信，对有关赔偿问题的处理和盟总经济改革政策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胡佛认为，日本经济瘫痪的根源不仅在于对日本生产和贸易的限制，而且在于盟总推行计划经济所产生的弊端，因此，政府应对盟总的经济政策进行彻底重估；同时，国务院和陆军部应废除日本现行的改革和限制工业的计划，除了禁止武器生产之外，不要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干涉。

胡佛还告诫帕特森，盟总所进行的社会和经济试验将使美国失去团结日本民众和使日本作为亚洲反共堡垒的唯一可能；对日本工业的种种限制，会使日本成为全球经济链中最吃力的环节；任由日本经济崩溃则将导致西方文明普遍瓦解。

胡佛的观点几乎是对盟总经济民主化改革的全面否定，但他的建议却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共鸣，尤其得到陆军部的强力支持。

1947年夏秋，当杜鲁门政府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出发，考虑停止盟总在日本的“新政式”经济民主化改革，以经济自由主义理念重建日本经济之际，盟总也正踌躇满志，准备继续执行反垄断计划，推进经济民主化改革，这便使得华盛顿与盟总之间有关对日政策的分歧以及权力之争，围绕盟总有关解散财阀和反垄断政策的推行而很快爆发出来。

1947年5月，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FEC)正式通过了前一段美国提出的《关于日本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SWNCC302/4)，即FEC230。FEC230认为，财阀对日本经济的垄断性支配促进了日本的战争行为，排除私人经济力量的集中对日本经济和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

FEC230计划分割1200个日本大企业和大银行，并彻底切断银行和财阀之间的关系。

盟总反垄断政策的推进与华盛顿反盟总力量的汇集FEC230通过之后，盟总反垄断步伐也进一步加快，4月，盟总强迫吉田内阁发布《禁止垄断法》，但日本方面一直以这是不当地破坏经济活动为由，拖延议会对该法案的审议。

盟总新上任的经济科学局反垄断科科长爱德华·威尔士对分割大公司、排除经济力量集中的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决定重新立法。

以原有法案为基础，反垄断科重新起草了《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即《集排法》）草案，将金融机构、个人和家族财富均包含到反垄断的范围之内，并将其交给日本政府作为立法参照，但是，日本政府仍想拖延，要求盟总将金融业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并明确所规定的各项指标，7月，盟总勒令解散了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两大财阀，令日本经济界大受冲击。

接着，盟总又给片山哲内阁施压，要求将《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提请议会通过，在盟总反垄断步伐加快之际，华盛顿强烈反对麦克阿瑟继续“新政式”经济民主化改革的力量也逐步明确。

华盛顿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陆军部、国务院，以及亲日保守的院外组织“美国日本协会”。

陆军部一向对其在对口政策方面必须顺应麦克阿瑟的要求不满，也很早就主张改变对日政策，以使其服从于军事冷战体制的需要，随着1947年8月30日奉行保守路线的威廉·德雷帕被任命为专门负责占领区事务的陆军部副部长，陆军部与盟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大。

德雷帕出身于华尔街，曾担任迪龙·瑞德公司的副总裁，与华尔街大公司往来密切在上任之前，他曾经参加美国对德占领，担任过美国占领军军政部经济部长。与主张实行计划和统制经济的盟总经济科学局不同，德雷帕是保守的自由经济论者，在参加对德占领期间，他就主张给德国更多的经济自主，建议放宽反垄断限制。

就任陆军部副部长之后，他积极致力下，日本经济复兴政策，成为军方反对盟总占领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当然，德雷帕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担心日本的经济崩溃，将意味着美国更进一步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华尔街大公司在日本的经济利益。

国务院对盟总占领政策的反对，主要以政策设计组组长凯南为代表。如果说德雷帕对盟总政策的反对更多是出于经济复兴政策观念的差异，那么，凯南的反对，则主要是基于对苏战略的总体考虑。

凯南在8月中旬接受对日政策评估任务之后，同军方领导人就媾和时机、现行占领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目标的关系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其后凯南便认定，现行占领政策不符合美国在冷战情况下对苏遏制的战略要求，应该从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出发，把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的稳定放在对日占领政策的首位，并必须放弃为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战争威胁的民主化非军事化的初期目标。

凯南的地位使他要求重视日本战略价值，并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稳定的观念，受到政府高层决策人士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支持凯南从战略上“反转”初期，对日政策目标的力量。随着国务院内机构调整和人员变动而加强。

9月15日，沃顿·巴特沃思取代范宣德，担任了新一任远东司司长，这种调整显示了国务院要提高对日本的战略重视程度，并使美国对东亚战略重点从中国转向日本的决心。范宣德是中国问题专家，一直重视中国问题，在他担任远东司长期间，远东司的工作重点一直是中国，有关日本事务则主要由下属的东北亚局在处理，与范宣德不同，巴特沃思是欧洲问题专家，尽管曾随马歇尔赴华调处，有过在华工作经历，但他却认为美国在远东应该倚重的对象是日本而非中国。

1946年8月，巴特沃思便曾致电国务院，指出美国必须将日本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融合起来，以抵消俄国帝国主义并弥补中国的愚蠢，他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力主加强日美经济联系，并在工业、贸易和海运方面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巴特沃思认为日本人比任何亚洲人更适于支配亚洲市场，而眼下正是以日本人取代中国人之时，在他成为远东司长之后，远东司的工作重心便开始向日本偏移。

此外，被称作日本院外集团的“美国日本协会”，也为华盛顿转变盟总对日占领政策积极助力与被称做“中国帮”的强大的中国院外集团不同，“美国日本协会”是一个小型松散的个人组织，主要活动于幕后，且活动者也多不承认其与“美国日本协会”有直接关联。

“美国日本协会”主要以两种渠道对美国政府对日政策施加影响：

其一是利用其成员与政府高层的联系，要是通过与前国务院对日官员的私人关系争取直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其二是以《新闻周刊》为阵地，发动强大舆论攻势，向政府的对日政策施加压力。

华盛顿与盟总就对日占领政策富于戏剧性的正面交锋是从“美国日本协会”一手炮制的“考夫曼报告”的发表开始的。

1947年夏天，“美国日本协会”的主要成员、《新闻周刊》的编辑哈里·肯恩劝考夫曼律师利用盟总放宽访日限制的机会赴日旅行，顺便考察盟总的占领政策，考夫曼在东京获得了一份当时列为最高机密的前述有关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FEC230文件。

根据这份文件，考夫曼于9月6日写出了一份抨击盟总激进改革计划的报告——《1947年9月6日日本的状态》。报告采用了危言耸听和极富煽动性的笔调，如谴责盟总正“儿戏般的”把日本置于为劳工运动所迷惑的“激进改革分子”和“狂想家”所支配的“经济狂想家的刀子”的险境之下，称FEC230及其产物准备为“社会主义思想”立法，它必将毁灭日本等等，强调改变现行日本政策的紧迫性。

这份报告很快送达华盛顿有权势的政策设计者凯南、福勒斯特、德雷帕等人手中，并在“美国日本协会”的运作下，对这些人的对日政策观念产生了影响，9月底，在“美国日本协会”的推动下，德雷帕决定亲自赴日本，就日本经济状况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后，德雷帕得出了和考夫曼同样的结论。

回到华盛顿，德雷帕决心尽快阻止盟总，停止有关赔偿、整肃和反垄断政策的继续执行。10月15日，德雷帕与海军部长福勒斯特、陆军部长罗亚尔就盟总的反垄断计划进行了专门讨论，三人决定要联合国务院，推动政府限制该计划实施，并限制麦克阿瑟今后的施政权限。

10月14日，政策设计组关于日本政策的战略报告PPS10也已出台，该报告对现行占领政策的看法与军方一致，提出美国目前对日政策的当务之急，不是媾和而是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的稳定。

凯南也认为，盟总在日本继续实行民主改革，尤其是反垄断政策，与将来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的需要背道而驰。

这样，德雷帕在国务院也找到了阻止麦克阿瑟继续实行其对日民主化改革的同道者。在转变占领政策的问题上，华盛顿军政双方的力量联合在了一起。

此时，麦克阿瑟正准备让日本政府将按照盟总草案制订的《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提交议会审议。德雷帕在10月20及21日连续向麦克阿瑟发了两个电报，要求其推迟法案在日本议会通过。但麦克阿瑟回电指出，该法案过去得到了三部协调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及总统的一致支持，在日本只有财阀本身和极左派人士才会反对反垄断计划。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在日本的真正冲突是“自由竞争的企业制度”和“种种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反而谴责德雷帕支持社会主义和反动。

麦克阿瑟没有理会德雷帕，仍然坚持压迫日本政府将《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提交议会审议。

10月31日，福勒斯特、新的陆军部长罗亚尔、苏尔斯海军上将等与凯南再度聚首，讨论盟总的政策倾向。

与会者均痛感转变占领政策的必要，最后一致确定，华盛顿军政双方要联合起来，阻止反垄断计划的实施，停止赔偿计划，并削减日本工会的势力。

12月初，日本众议院在麦克阿瑟的压力下通过了《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并将法案送至参议院批准。麦克阿瑟忽视华府权威的做法令华盛顿感到愤怒，作为其上司的陆军部长罗亚尔致电麦克阿瑟，要求其推迟《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的执行，等待华盛顿设立专门机构研究并对其执行进行监督。但是，麦克阿瑟同样没有理会。在其压力下，12月8日，《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接着在日本参议院也获得通过。

《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案》的通过使华盛顿与麦克阿瑟的矛盾升至白热化。

德雷帕和美国日本协会策动了美国国内媒体和国会反麦克阿瑟的舆论高潮。《新闻周刊》在12月1日发表了“考夫曼报告”，德雷帕和肯恩以《新闻周刊》为阵地，对盟总革新政策下，有关工厂拆迁、解散财阀等措施，以及严厉的赔偿计划进行了集中攻击。

肯恩又把一份尚属机密的FEC230文件透露给了加州共和党参议员诺兰，诺兰在参议院将FEC230公布并予以猛烈抨击，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众议院议员也要求“调查经由国务院给远东委员会的秘密指示在日本所造成的秘密统治”。

保守派报纸如《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旧金山记事报》等，则通过批评政府的对日政策而批评麦克阿瑟，指责盟总在日本进行“新政式”的改革试验是把日本引向社会主义，还要求加大政府对日政策透明度等等。

在策动反盟总对日占领政策强大的舆论攻势的同时，德雷帕本人又积极致力于谋求日本经济复兴计划获得国会的支持。

10月初，从日本回国后的德雷帕准备了一份陆军部的日本复兴计划。该计划与国务院7月的复兴计划不同，后者强调日本经济复兴必须依靠与邻国贸易的扩展，并以此要求须与远东委员会各国合作。

德雷帕计划则主张单独行动，不让盟总和远东委员会各国有干涉美国政策的机会，国务院原本考虑坚持自己的计划，但是，德雷帕组织起来的反盟总的强大压力，迫使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思改变主意，决定支持陆军提出的由美国单方面倡导的复兴计划，即便因此与远东委员会决裂。

国务院和陆军部很快便在陆军部计划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两部联名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递交了占领区经济复兴计划。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