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五卅运动中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学生、工人涌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组织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由此掀起了五卅运动。这场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学生、商人、市民、农民各阶层都踊跃投身其中。面对广大民众的反帝浪潮，各派军阀及临时执政府都表态支持五卅运动，但如恽代英所言，“除了冯玉祥真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

一

五卅惨案发生时，冯玉祥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得知惨案消息后，冯玉祥立刻研究对策。据当时在冯玉祥处担任顾问的普里马科夫称，6月3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张家口。6月5日下午4点，黄郛至冯玉祥处商谈五卅惨案处理办法；5点，冯玉祥与黄郛等共进晚餐；6点半，冯玉祥与黄郛同去图书馆。6月7日上午8点，冯玉祥再与黄郛谈话。到了6月8日，冯玉祥在前几日充分商讨的基础上，决定支持五卅运动。这一天，他指示秘书长为五卅惨案事拟电致临时执政段祺瑞，又请顾问拟电慰勉上海学生，并在与新疆代表钱瑞昇谈话时表示，“上海学生、工人运动，出自爱国热心，并不算过，乃帝国主义者竟用机枪、大炮，滥行扫射，直视华人牛马之不如”，自己“甘愿身作前驱，力与彼獠相周旋，虽纷（粉）身碎骨，亦所不辞”。同时，冯玉祥认为“今之英、日，即昔之德国，势力愈大失败愈速，所谓盛极必衰”。当晚9点，冯玉祥与卫队旅连长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上海学生，被外国人用乱枪打死，直视中国人牛马之不如，我们应誓雪此耻。对于兵士，尤要将此事讲清楚，说明白，则知耻近乎勇”。有此认识后，冯玉祥随即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五卅运动。

二

冯玉祥先在其所领导的国民军中开展五卅惨案宣传动员。他向连长以上军官训话，指令各军官“把外人惨杀学生的事，讲与兵听，使兵明白”，同时加紧操练，“预备实力，以作复仇之用”。冯玉祥要求全军官兵左臂一律裹缠黑纱，为五卅惨案诸烈士志哀。冯玉祥还让人绘制国耻地图，用红色标出香港、台湾等被帝国主义侵割之地，贴在军营各处，要求士兵天天看，牢记耻辱，时刻准备报仇雪恨；并作国耻歌：军人须知我国土地，何处被人侵占去……须猛省军人大耻……不可忘誓雪此耻；编吃饭歌：……历年国耻隐忍苦痛，复仇雪耻万死不辞；又将《京报》特刊五卅惨案牺牲者图片打印一万张，分给士兵们看。而且，冯玉祥还专门请人编排戏剧《上海的悲剧》，组织部队集体观看演出，以激发官兵保家卫国的斗志。

继五卅惨案后，英帝国主义又于6月11日和23日分别制造了汉口惨案和沙基惨案。冯玉祥悲痛万分，并积极准备对英作战。6月28日，冯玉祥部下张之江痛哭着向他说：“英人杀我同胞，日甚一日，吾侪与其坐以待毙，孰若拼命一战，与之一决雌雄哉，但能牺牲，即可保全我民族矣。”冯玉祥安慰道：“不雪此仇，誓不为人。”7月7日，在与广西代表吕竞存等谈话时，冯玉祥说：“英国素对世界弱小民族惯用压迫主义，吾人对之，必须拼命流血。现在我军对英宣战，早具决心，无所踌躇。”次日，奉系要人张雨田至张家口，冯玉祥请其报告张作霖，“一旦有事，吾愿听其指挥，盖吾对英已抱定拼命主义也”。冯玉祥坚定的对英作战态度，对五卅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除在军队中宣传外，冯玉祥还号召各界一致反抗帝国主义暴行。6月12日，冯玉祥召集张家口各学校师生在新村作题为《惨杀同胞我当如何》的演讲，到者有师范学校、中学校、实业学校、师范附属学校的师生共计400余人。演讲中，冯玉祥讲述其在军队推行的爱国教育，鼓励“学校的教员、学生智识阶级的人……要站在民众前面，为众作导师，把民众从愚昧的地方，引到与爱国志士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努力”。又说，现在军队已积累相当的作战经验，有把握与英人一战。最后，他希望“全国男女老少，艰苦卓绝，合众力以赴之，事未有不成者”。在冯玉祥的促动下，张家口各街道十字路口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学生和政府职员在集会中发表演说，“收效很大”。造币厂、电灯公司以及京绥局在张家口的工人，也全部加入五卅运动，京绥局工人每人捐洋5角，学生每日沿街募捐，挨户劝说抵制仇货。6月14日上午，张家口各界开张垣国民大会，到会者达1.2万余人，会后整队游行，秩序井然，沿途白旗飞扬，人们大呼“打倒强权”“严办凶手”等口号，“诚塞上空前未有之社会大活动”。

此外，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冯玉祥即“号召世界的基督教徒抗议枪杀事件，否则，他将认为基督教徒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这样的呼吁如石沉大海。沙基惨案发生后，冯玉祥发出《致世界基督教徒通电》，称“我基督徒素以持正义、谋公理闻于世”，但在这些惨案面前竟不能仗义执言，“岂有所惮而不敢言耶？抑或同情于资本家之压迫耶？似此沉默，其将何以自解”，并痛斥英帝国主义持续残害中国民众之事实，希望各国基督教徒“对于惨案，仗义执言，为基督教争人格”。当时冯玉祥与其好友基督教徒古约翰谈到五卅惨案，冯玉祥问：“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古约翰竟称：“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冯玉祥对此极为激愤，表示“再也不愿意见他”。在7月1日的日记中冯玉祥写道：“昔耶稣救人，亲为门徒洗脚。现在之基督徒，骄奢淫佚，无所不为，焉能令人信仰，为现在计，如不彻底改革，万难得良好之结果”。显然，冯玉祥在一定程度上已对基督教感到灰心、失望。

四

冯玉祥还对上海工人进行经济援助，并为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解决具体困难。冯玉祥指示西北边防督办署顾问彭程万、绥远实业厅厅长韩安、察哈尔政务厅厅长范庆煦与察绥绅商官界等成立西北外交后援会。随后，西北军基督教协进会、西北外交后援会集款5000元汇沪，以资急用，并继续募款。后他又特派彭程万前往上海慰问工人、学生，并再送1.5万元作“抚恤伤亡，救济工人之用”。冯玉祥还将国民军所办《民报》的一星期报费援助给上海工人，并免费在《民报》刊登五卅运动相关广告。

五卅惨案发生后，英巡捕查封学校、驱逐学生，冯玉祥对此十分关切，主张将上海被封学校迁移西北，以免受外人蹂躏，“愿担任建造房舍，至足而止”，并向北平教育界要人征求意见，着手筹划。上海、北京等学校学生代表赴张家口演讲宣传时，冯玉祥极表欢迎，派人接待，“租定房屋十余间，专为各处宣传代表寄宿之用”，又预备伙食，招待非常周到。在李大钊、徐谦等人的建议下，冯玉祥还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吸纳沪案发生后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学生，“凡学生有志从戎，而又身体健壮者，检验后，均可入校”。冯玉祥还嘱咐该校参谋张之江，干部学校挑选学生“不重资格，须重体格”“对于干部学校之学生，要痛哭流涕，与谈国家受辱之情形”。几天内便有700多名学生进入干部学校，开始军事学习。英国教会在北京所办的萃文、萃贞、崇德、笃志、培华等5校在五卅惨案发生后被迫解散，千余名学生无学可上。教会学生联合会遂推出学生5名随燕京大学教授简又文往张家口谒见冯玉祥，请其支持创办新校。冯玉祥对此深表同情，并请徐谦、王正廷等为新校董事，筹捐开办费1万元，请简又文主持筹备开办事宜。后该校定名为“今是学校”，取“昨非今是”的革新意义，聘简又文任校长，冯玉祥又续有捐款。另外，冯玉祥还邀请察绥官绅发起筹办大规模工厂，“藉以消纳沪汉各外工厂退出之工人”。后来上海总商会专门致电冯玉祥，“请移沪工屯垦西北”，冯玉祥请上海总商会先推三位熟悉垦务者到张家口作详细调查，再共同商讨下一步计划。又沪案救济会因资金不足，拟请将盐附捐拨归济用，寻求冯玉祥的支持，冯对此极表赞同。

五

总之，冯玉祥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积极并坚定地支持五卅运动，有力推动了五卅运动的持续发展。经历五卅运动后，冯玉祥本人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凶残面貌和贪婪本性，其反帝爱国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深化。冯玉祥因信奉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但五卅运动中基督徒的冷漠与无情打破了其对基督教的美好幻想，并转而服膺三民主义，出现了思想上的蜕变。经过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改变了此前对于国民军的看法，1925年10月的党中央扩大执委会指出：国民军“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李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