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上的尸骸：1933年乌克兰饥荒目击录

“妈妈把最后半碗糊糊分给我们，自己嚼着烤干的橡树皮”
——哈尔科夫州幸存者奥莉加·瓦西里耶娃（时年9岁）

第一章 粮仓上锁之夜

1932年11月，第聂伯河畔的科尔孙村。当征粮队砸开老农安德烈的谷仓时，这个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兵扑倒在麻袋上嘶吼：“这是留到开春的种粮啊！”士兵用枪托砸碎他三根肋骨，拖走最后18普特黑麦。当夜，安德烈把全家人召集到地窖，将毒蘑菇汤分盛五碗。“体面地走，比当食尸鬼强。”黎明前，五具遗体在菜园排成整齐队列（哈尔科夫州档案，1933年死亡名册№217）。

这样的场景在乌克兰农村日日上演。1932年8月7日颁布的《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如死亡判决书：偷五束麦穗即可枪决。波尔塔瓦州的集体农庄记录本显示，仅1932年12月就有47名农妇因捡拾田里掉落的麦粒被处决，最小的玛丽亚才16岁（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档案№332）。

“征粮队像篦子梳头般搜刮每户农舍，”库班地区教师伊万·科瓦连科在日记里写道，“他们连灶台上的瓦罐都要晃一晃，听是否有麦粒响动。”当士兵撬开叶芙多基娅大婶的炕洞，发现藏着的半袋燕麦时，农妇突然爆发出骇人的大笑：“吃吧！吃光乌克兰人的肠子吧！”（《苏联农村的悲剧》第三卷，P.604）

第二章 人相食的春天

1933年3月，哈尔科夫检察官办公室收到血字报告：在沃罗涅日村，一对夫妇吃掉4岁儿子和2岁女儿。调查员在灶台发现孩童指骨时，女人正把最后一块腿骨埋进灰烬。“他们先吃小的，”邻居颤抖着指认，“昨天丈夫死了，妻子在啃他的脚。”（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Р-3316.Оп.64.Д.1787.Л.15）

死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美国工程师泽玛斯偷偷拍摄的影像里：基辅中央市场每天运出200具尸体，卖货的农妇兜里揣着烤干的猫尸；哈尔科夫医学院用饥民遗体制作了127具骨骼标本，标签写着“蛋白质严重缺乏典型症状”（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2009）。

“最可怕的是死寂，”幸存者佩特罗回忆，“村里听不见狗吠——早被吃光了。人们像影子飘过雪地，突然栽倒就再不起来。”他的妹妹娜塔莎饿死在挖野菜途中，手里紧攥着刚发芽的荨麻。下葬时母亲掰不开她僵硬的手指，只得连荨麻一同埋进薄棺（基辅大饥荒纪念馆口述档案№1044）。

第三章 铁幕下的窒息

“去城里！”成为最后的生路。但1932年12月27日，苏联秘密颁布身份证法：农民禁止离开居住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火车站架起机枪，仅1933年3月就拦截21.95万逃荒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81.Оп.3.Д.214.Л.4）。

顿涅茨克州农民格里戈里带着妻小扒上运煤车，在哈尔科夫站被揪出。士兵把他10岁的儿子谢廖沙扔上卡车时，孩子突然掏出珍藏的烤蚂蚱：“叔叔，这个给你...”押运兵愣神瞬间，母亲纵身跳下月台撞向车轨（肖洛霍夫致斯大林信，1933年4月16日）。

封锁线外同样地狱。敖德萨港口工人尼古拉目睹：运粮船“红色乌克兰号”的麻袋破洞漏出麦粒，饥民蜂拥舔舐码头残渣，警卫的军犬当场撕碎三人。而甲板悬挂的横幅写着：“五年计划粮食献给世界无产阶级！”（《消息报》记者内部报告，1933年5月）

第四章 沉默的见证者

“我们奉命收集死亡数据，但禁止使用‘饥荒’一词。”基辅州统计员安娜在秘密日记中控诉。她的表格显示：1933年4月第聂伯罗村死亡率飙升60倍，死因栏却清一色填着“肠炎”（乌克兰国家档案馆Спр.383.Оп.1.Д.42.Арк.37）。

连乌鸦都成为死亡预告。切尔尼戈夫州医生瓦西里发现：当乌鸦成群盘旋某户农舍，意味着屋里只剩濒死者。他目睹乌鸦啄食活人眼球时，13岁女孩卡捷琳娜还在喃喃道：“它们吃饱了...就不吃弟弟了吧...”三天后女孩断气，怀里紧搂着早已冰凉的幼弟（《黑土之书：饥荒口述史》，1995）。

唯一公开的哀鸣来自作家肖洛霍夫。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疾呼：“征粮队连农妇给孩子留的糊口粮都抢走！维申斯卡亚镇每天饿死30人！”信末附上妇女们的血书：“请夺走我们最后的气息，但给孩子们留口黑面包渣吧！”（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827.Л.1-5）

尾声 大地的祭品

1933年秋，乌克兰农村新坟如黑色补丁缀满田野。幸存者用破碗栽种劫后余生的麦苗，摆在亲人坟头当祭品。诗人帕维尔·提奇纳在《黑色纪念碑》中写道：“三百万具骸骨深埋黑土，化作来年抽穗的麦芒。”

当1986年首座饥荒纪念碑在基辅秘密竖起，守墓人安德烈耶维奇颤巍巍捧出陶罐——里面装着1933年他冒死藏下的麦种。“让新长的麦子告诉后人，”老人把种子撒向碑基，“饥饿最可怕的不是夺走性命，而是逼人忘记自己曾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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