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是亲兄弟，同考入黄埔军校，境遇天差地别，结局却惊人的相似

1959年12月11日，台北荣民总医院，55岁的郑介民躺在床上，手指深深掐进掌心，指甲缝里渗出血丝。

他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灯光，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喘息："水......水......"护士刚要递水杯，心电监护仪突然嘀嘀嘀响了起来，绿色波形迅速拉成了一条直线。

守在床边的妻子柯漱芳尖叫着扑过去，却被医生拦住。仅仅13个月后，几乎相同的场景再次上演，郑介民的亲弟弟郑挺锋，在深夜被抬进同一家医院，临终前反复呢喃："哥哥在等我......"

这对出身海南文昌，黄埔军校出身的亲兄弟，为啥会在短短一年内相继以"心脏病突发"离世？

1924年的广州，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标语。孙中山先生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站在黄埔长洲岛的滩涂上，望着江心来回穿梭的渔船，对身旁的蒋介石说道："我们需要一支真正的革命军，一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军队。"

这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校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格外醒目。首批1200名学生中，有穿着长衫的书生，有当过学徒的工人，还有像郑介民这样从南洋归国的华侨。

他们怀揣着不同的理想，但都相信，这座军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1924年春天，27岁的郑介民刚从马来西亚回到海南。他在橡胶园当会计时，收到了同乡黄珍吾的信：广州有个黄埔军校，孙大元帅亲自办的，专门培养军官！

郑介民盯着信纸，想起自己在琼崖中学读书时，因为痛斥校长贪污被开除，如今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报考，他穿着长衫走进考场，因为紧张漏答了两道数学题，名落孙山。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阁楼里，对着煤油灯苦读三个月。

第二次考试，他在作文里写下：愿以七尺之躯，换得九州安定。这篇文章被考官圈点，他顺利成了黄埔二期步兵科学生。

弟弟郑挺锋比哥哥小8岁，从小崇拜这个会讲南洋故事的兄长。1926年，黄埔五期招生时，19岁的郑挺锋偷偷把毕业证书改成"高中毕业"，瞒着家人考进了黄埔第五期。

1928年，郑介民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系统的情报学，学会了如何在敌后建立联络网，如何从蛛丝马迹中分析敌情。

回国后，他在黄埔六期当教官，讲课时总爱说："真正的战场，不在枪炮声中，而在敌人的会议室里。"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郑介民化名"王先生"，带着电台潜入武汉。他住在汉口法租界的小旅馆里，每天穿着西装、拎着皮包，出入桂系将领的公馆。

一次和桂系师长李明瑞密谈时，他突然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照片说道："这是你在上海读书的女儿，她上周去了霞飞路的百货公司......"李明瑞脸色大变，最终率部倒戈。

抗日战争时，郑介民的情报网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1938年，他通过破译日军电报，提前掌握了武汉会战的部署，亲自绘制日军进攻路线图，送到了蒋介石案头。

虽然蒋介石没有完全采纳，但中国军队在信阳、田家镇等地的顽强抵抗，让小本子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碎。

与哥哥在情报界的游刃有余不同，郑挺锋的军旅生涯充满了硝烟和委屈。1937年淞沪会战，他是一位炮兵营长，在蕴藻浜前线坚守了17天。

日军每天发射上千发炮弹，阵地被夷为平地后，他就带着士兵在弹坑里打游击，炮管打红了就浇冷水降温，上级命令撤退时，全营400人只剩下了87人。

战后论功行赏，团长升了旅长，他只得了一枚云麾勋章。营长们私下议论："郑挺锋太轴，不会来事，上面的人不喜欢。"

1944年滇西反攻，他是54军副军长，在攻打腾冲时，亲自带着敢死队爬城墙。可即便如此，他的军装上一直挂着"副"字衔。

1947年，他在东北战场遇见老部下，对方开玩笑说："副军长，您这副字都戴了十年了，该转正了吧？"

郑挺锋苦笑着摇头："打仗嘛，分什么正副，能打胜仗就行。"

1946年，郑介民升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达到了权力巅峰。他在南京宁海路19号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各个情报站的位置。

每天清晨，他都会对着地图沉思，仿佛整个中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好景不长，解放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要求保密局裁员，这是桂系在借机夺权。

郑介民悄悄把核心情报人员转移到湾湾，自己跟着蒋介石退到了溪口。

1949年10月，郑挺锋在厦门接到撤退命令。他站在海边，望着远处燃烧的鼓浪屿，眼里满是不甘。

作为21军军长，他刚打退了我军的一次登陆，却不得不奉命撤往台湾。登船时，一个受伤的士兵抓住他的衣角说道："军长，我们还能回来吗？"

郑挺锋拍了拍他的手："会的，等攒够了力气，我们一定打回来。"

到了台湾，郑介民很快发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毛人凤接任保密局局长后，处处排挤他，还搜集了他在大陆时接受贿赂的证据，那其实就是毛人凤伪造的几封书信。

1955年，蒋介石召见他，把信拍在桌上怒道："介民，你让我怎么信你？"

郑介民扑通跪下认错，但蒋介石摆摆手让他去了美国。在美国的三年，他住在华盛顿的小公寓里，每天只能看看报纸，逗逗房东的狗。

1959年，当他接到回台的命令时，对着镜子叹了口气："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1960年10月，郑挺锋接到蒋经国的电话，说要谈谈军队训练的事。走进蒋经国的办公室，他注意到角落里站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像是特务。

蒋经国递给他一份文件说道："挺锋兄，这是最新的反攻计划，你看看。"

两人谈了两个小时，没人知道具体内容。只知道郑挺锋离开时，脸色苍白，脚步踉跄。

两周后，他在办公室突然倒下，送往医院的路上，嘴里还在念叨："哥哥......计划......"

郑氏兄弟去世后，他们的档案被归入"极机密"类别，直到21世纪初才部分解密。郑介民死亡当天，有一份手写的便条：若我不测，望家人勿追究。

郑挺锋的病历上，死亡原因一栏曾被修改过，原始记录疑似是"心脏骤停待查"。

在海南文昌的郑氏祖宅，现在保留着兄弟俩的照片，郑介民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郑挺锋穿着军装，腰上别着手枪。

他们的后人很少提起往事，只说："两位老人临终前，都叮嘱我们要好好过日子，别掺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