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柏教授：CAR-T免疫疗法治疗肝脏疾病的相关研究

编者按：当传统肝病治疗手段在肝癌与肝纤维化的攻坚中遭遇瓶颈，免疫疗法的革新正撕开一道突破口。2025第九届药物性肝损伤国际论坛上，山东省立医院赵松柏教授展示了关于CAR-T技术在肝脏疾病中的前沿研究，揭示了这一曾聚焦于血液肿瘤的疗法，如何通过靶点筛选、细胞衰老调控及递送系统升级，向肝脏疾病领域纵深拓展。从GPC3靶向的肝癌细胞精准杀伤，到PDGFRβ介导的纤维化微环境重塑，CAR-T疗法正改写肝脏疾病的治疗范式。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标志着免疫调控理念在肝脏生理病理机制中的深度渗透。当CAR-T细胞学会对抗自身衰老、精准识别肝纤维化细胞，人类或许首次在肝脏疾病的治愈目标前看到具象化的路径。

CAR-T技术的“医药兼备”属性及前景

自2012年首例儿童白血病患者通过CAR-T疗法获得长期缓解以来，这一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7款CAR-T产品获批，覆盖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系统肿瘤，其中靶向CD19的Kymriah与Yescarta成为经典范例。赵松柏教授在报告中强调，CAR-T疗法的核心优势在于“医/药兼备”，其兼具免疫细胞的体内增殖能力与药物的靶向设计特性，通过嵌合抗原受体（CAR）的定制化设计，可精准识别肿瘤细胞表面抗原，如肝癌中的GPC3（glypican-3）。

这种靶向杀伤的双重机制，彻底改变了传统肝病治疗的逻辑。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CAR-T已展现出其作为实体瘤治疗的前景[1]。以肝癌为例，手术切除与放化疗的局限性在于无法根除微小转移灶，而CAR-T细胞可通过血液循环抵达肝内各处病灶，实现液体活检式的精准打击。数据显示，GPC3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率高达74.8%，而在正常肝组织中几乎不表达，这使其成为肝癌CAR-T治疗的理想靶点，为解决肝癌异质性强、复发率高的临床难题提供了新思路。随着CAR设计的改进以及对肿瘤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更深入理解，将有助于克服目前限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在实体瘤治疗中应用的障碍。

破解CAR-T衰老密码：Mysm1基因的抗衰革命

尽管CAR-T在血液肿瘤中疗效显著，但其在实体瘤治疗中的局限性之一是细胞衰老。衰老的T细胞被称为无反应性/终末分化状态的T细胞。其显著特征是细胞周期停滞，同时CD28表达有限或存在高水平的调节性受体表达[2]。由于潜伏的人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和胸腺退化导致的记忆细胞增多，使得T细胞分布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主要的初始和记忆T细胞向效应和衰老T细胞转变（图1）。衰老的T细胞具有端粒末端缩短、端粒酶活性降低以及CD27和CD28表达缺失等特征。T细胞衰老的标志物包括KRLG1、CD57以及最近发现的受体TIGIT[3]。在肝癌模型中，未修饰的CAR-T细胞在输注后14天即出现明显衰老，而衰老细胞的抗肿瘤活性较初始状态下降70%以上。

图1. 不同种类T细胞随年龄增长的分布

（来自讲者幻灯）

衰老的本质是细胞周期停滞与功能耗竭。机制研究表明，CAR-T细胞在持续识别肿瘤抗原的过程中，会激活p53-p21/p16INK4a通路，导致DNA损伤应答（如γ-H2AX焦点形成）和线粒体功能紊乱。这一发现颠覆了CAR-T细胞越多越好的传统认知，若无法解决衰老问题，即使高剂量输注CAR-T细胞，也难以在肝脏中形成持久的抗肿瘤效应。

Mysm1基因：从分子机制到临床前验证的全链条突破

Mysm1（一种去泛素化酶）的过表达可显著延缓CAR-T细胞衰老。实验显示，Mysm1通过去泛素化修饰SSBP1（Single-StrandedDNABindingProtein1），稳定线粒体基因组的复制与转录，从而维持线粒体稳态。在GPCBBz-MCAR-T细胞中，Mysm1的引入有效提升线粒体膜电位（ΔΨm），降低活性氧（ROS）水平，这直接抑制了p53的磷酸化激活，减少了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的产生。

更关键的是，Mysm1的抗衰效应具有广谱性，在人源与鼠源CAR-T细胞中，无论是肝癌还是纤维化模型，Mysm1修饰均能延长CAR-T细胞的体内存活时间。在4T1-GPC3荷瘤小鼠实验中，将小鼠分为3组，UTD（未治疗组），空白对照、mGPCBBz组（给予基础CAR-T细胞治疗）、mGPCBBz-M组（基础CAR-T治疗中加入Mysm1增强），验证Mysm1增强CAR-T细胞抑制肝细胞癌生长的作用（图2）。

图2. Mysm1增强鼠源CAR-T细胞抑制肝细胞癌生长

（来自讲者幻灯）

mGPCBBz-M组肿瘤生长速度远慢于UTD组，且比mGPCBBz组更平缓，说明Mysm1增强CAR-T细胞抗肿瘤功能。CAR-T细胞治疗后，mGPCBBz-M CAR-T细胞改善了肿瘤微环境，提高了内源性免疫细胞的浸润。mGPCBBz-MCAR-T细胞回输组种，肿瘤微环境中的CD8+T细胞比例（25.1%）显著高于UTD（17.6%）和mGPCBBz组（20.8%），CD8+T是杀伤肿瘤的核心细胞，比例越高，肿瘤杀伤潜力越大。mGPCBBz-M组CD4+细胞比例（20.3%）高于UTD（10.1%）和mGPCBBz组（16.2%）。Mysm1能增强CAR-T细胞的抗肿瘤效果，通过募集更多CD4+T、CD8+T、NK等免疫细胞，抑制肝癌细胞生长，为肝癌免疫治疗提供了增强CAR-T效果的新策略，为CAR-T在肝脏疾病中的临床转化奠定了关键基础。

PDGFRβ：肝纤维化治疗的靶点突破

肝脏纤维化曾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病理过程，其核心在于活化的肝星状细胞（HSCs）过度分泌细胞外基质。CAR-T疗法治疗肝脏纤维化因缺乏靶点而鲜有报道[4]。以PDGFR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β）为靶点设计CAR-T细胞，靶向清除活化HSCs。研究显示，在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小鼠模型中，PDGFRβCAR-T细胞可激活HSCs上特异性靶点（图3），使肝组织中α-SMA阳性细胞减少，胶原纤维沉积面积缩小，有效缓解CCL4诱导的纤维化。PDGFRβCAR-T细胞也可以有效缓解NASH纤维化。

图3. PDGFRβ激活HSCs上特异性靶点

（来自讲者幻灯）

这一发现填补了肝纤维化靶向治疗的空白。传统抗纤维化药物如吡非尼酮虽能抑制胶原合成，但缺乏细胞选择性，常伴随肝功能损害等副作用。而PDGFRβCAR-T的优势在于精准识别活化HSCs（PDGFRβ+），对静止期HSCs（PDGFRβ-）无损伤，这为解决抗纤维化与肝保护平衡的临床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体内CAR-T技术：从“体外制备”到“原位生成”的范式转换

针对CAR-T疗法制备周期长、成本高的痛点，LNP（脂质纳米粒）介导的体内CAR-T生成技术应运而生。通过将编码PDGFRβCAR的mRNA包裹于CD5靶向的LNP中，静脉注射后可在小鼠肝脏原位生成CAR-T细胞[4]。实验观察到经修饰的mRNA编码的CAR能够有效传递至T淋巴细胞，在体内生成了短暂但有效的CAR-T细胞。抗纤维化CAR-T细胞表现出靶向杀伤作用，并在脾脏中积累时保留了靶抗原。用经修饰的mRNA靶向LNPs进行治疗可减少纤维化，并在损伤后恢复心脏功能这种体内CAR-T技术在NASH纤维化模型中，使肝组织中PDGFRβ+细胞有效清除，并显著降低了制备成本。

更具创新性的是，LNP-CAR系统可通过修饰CD5抗体实现T细胞特异性递送，避免了非特异性免疫激活。在CCL4损伤模型中，CD5/LNP-CAR组的肝纤维化改善程度显著优于IgG/LNP-CAR对照组（图4）。这种体内CAR-T生成模式，有望推动肝纤维化治疗从个性化医疗向标准化疗法的跨越。

图4. In vivo CAR-T应用于纤维化研究

（来自讲者幻灯）

未来展望：CAR-T引领肝脏疾病治疗进入“免疫精准时代”

CAR-T疗法在肝脏疾病中的突破，本质是免疫及肝脏交叉学科的胜利。从基础研究角度，Mysm1-SSBP1-线粒体轴的发现，为抗免疫衰老提供了新靶点，从临床转化角度，PDGFRβCAR-T与体内生成技术的结合，正推动肝纤维化治疗向单次输注、长期缓解的目标迈进。然而，当前CAR-T仍处发展阶段，还有诸多难题待解，比如优化疗效、控制副作用、降低成本等。但只要科研与临床携手，持续探索突破，相信CAR-T及衍生的免疫治疗策略，定能在守护肝脏健康、攻克癌症及延缓衰老中，书写更多医学奇迹。

当CAR-T疗法从血液肿瘤走向肝脏疾病，其意义已超越单一技术的突破。这不仅是肝癌治愈的新希望，更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免疫细胞工程重塑肝脏微环境。在肝脏疾病治疗的版图上，CAR-T正以燎原之势，书写着免疫精准医学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J Hematol Oncol. 2018 Feb 13;11(1):22.

[2] Curr Opin Immunol. 2013 Apr;25(2):214-21.

[3] J Hematol Oncol. 2018 Jul 4;11(1):91.

[4] Nature. 2020 Jul;583(7814):127-132.

[5] Science. 2022 Jan 7;375(6576):91-96.